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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部长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为保证李四光有一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找一位阅历丰富，同时又富有很强组织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得力人才来支持地质部的日常工作。这个人选就是何长工。
1952年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何长工任副部长，后兼任部党组书记。
当时地质工作基础极其薄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专家只有200多人，到1952年6月底全国才开动钻机40部。更主要的是，旧中国地质工作程度很低，具有工业意义的地质工作计划没有开展。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何长工断然采取了非常规的、创新的办法，抓地质教育和培训工作。1952年，为组建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他从选校址、确定建校规模、调配师资力量、解决紧缺物资到聘请苏联专家，乃至教育计划实施都会同部教育司、学校讨论。并亲自奔走，争取所在省、市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一年之后，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教学楼拔地而起，1954年学生们已经开始在新校舍上课了。从1952年秋始，全国各地先后筹办地质学院并陆续招生，地质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1953年9月，何长工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地质教育会议，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初步确定了对教材问题的解决办法，推动了地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如何建立中国的地质装备和仪器制造工业，满足飞速发展的地质事业的急需？何长工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953年，他亲自找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商谈，把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地端过来，并亲自指导工厂的扩建。1954年便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探矿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察装备专业生产厂的历史。
从1955年到1966年，何长工继续向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市领导求援。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地质部已拥有各类钻机2199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40多倍。此外，还拥有了磁力仪、重力仪、电法仪、地震仪、测井仪等先进地质仪器。
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和地质图书馆俗称地质“三馆”，是地质工作发展的标志。
由于当时馆舍简陋，地方狭窄，许多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和图书未能保存下来，影响了地质事业的发展。1956年，何长工把“三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一个宏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馆”建设计划开始实施。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馆”大楼终于在北京繁华的闹市建成。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地质资料、图书的保管与借阅条件。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和各种图表照片模型，为各方面的参观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馆”对促进地质事业的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毛泽东说：“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何长工临危受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全国广大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不到4年时间使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的现象初步改观。
1956年地质部实际探明的30多种矿产的储量，连同其他部门探明的储量，不仅解决了鞍钢、包钢、武钢等重要钢铁基地“一五”期间急需的矿产原料，而且保证了“二五”期间企业对矿产原料的新一轮需求。
1963年11月，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从此，中国摘掉了贫油帽子，结束了依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1957年底，地质部党组作出战略东移的决策，何长工紧急部署，石油地质大军千里转战，挥师东进松辽平原。几个月之后，松辽平原前线报捷；1960年地质部石油地质队伍主力从松辽南下，以华北平原为重点开展石油普查工作。从1961年开始，地质部以华北为重点，逐渐南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地区的工作。新中国诞生后，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核工业，何长工要求各地质局、野外地质队：“对于建立与发展尖端工业所必需的稀有金属、分散和放射性元素等应广泛开展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地质部的广东七○五地质队勘探了南雄201矿、仁化211矿，四川四○五队勘探了若尔盖501矿等大型铀矿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为国家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铀矿资源。
为了稳定地质队伍，解决地质工作者的户口、粮食副食品供应、子女上学、就业、婚姻问题，何长工亲自找地质队伍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陈述意见，争取就地解决。当地解决不了的，便及时向中央、国务院报告，甚至找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争取支持和解决。在何长工的悉心关注下，地质部和各省区地质局克服种种困难，逐步筹建了地质职工疗养院、地质队后方基地和地质文工团等机构。
何长工同李四光部长是工作上的搭档，共事多年，他们坦诚相待，亲密合作，成为在党的领导下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典范。
何长工在地质部任职14年，从一个地质外行成为地质专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地质事业所开创的每一项辉煌的业绩，都与何长工分不开。何长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自己为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扛一辈子长工”的夙愿。
1952年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何长工任副部长，后兼任部党组书记。
当时地质工作基础极其薄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专家只有200多人，到1952年6月底全国才开动钻机40部。更主要的是，旧中国地质工作程度很低，具有工业意义的地质工作计划没有开展。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何长工断然采取了非常规的、创新的办法，抓地质教育和培训工作。1952年，为组建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他从选校址、确定建校规模、调配师资力量、解决紧缺物资到聘请苏联专家，乃至教育计划实施都会同部教育司、学校讨论。并亲自奔走，争取所在省、市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一年之后，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教学楼拔地而起，1954年学生们已经开始在新校舍上课了。从1952年秋始，全国各地先后筹办地质学院并陆续招生，地质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1953年9月，何长工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地质教育会议，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初步确定了对教材问题的解决办法，推动了地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如何建立中国的地质装备和仪器制造工业，满足飞速发展的地质事业的急需？何长工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953年，他亲自找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商谈，把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地端过来，并亲自指导工厂的扩建。1954年便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探矿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察装备专业生产厂的历史。
从1955年到1966年，何长工继续向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市领导求援。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地质部已拥有各类钻机2199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40多倍。此外，还拥有了磁力仪、重力仪、电法仪、地震仪、测井仪等先进地质仪器。
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和地质图书馆俗称地质“三馆”，是地质工作发展的标志。
由于当时馆舍简陋，地方狭窄，许多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和图书未能保存下来，影响了地质事业的发展。1956年，何长工把“三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一个宏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馆”建设计划开始实施。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馆”大楼终于在北京繁华的闹市建成。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地质资料、图书的保管与借阅条件。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和各种图表照片模型，为各方面的参观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馆”对促进地质事业的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毛泽东说：“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何长工临危受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全国广大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不到4年时间使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的现象初步改观。
1956年地质部实际探明的30多种矿产的储量，连同其他部门探明的储量，不仅解决了鞍钢、包钢、武钢等重要钢铁基地“一五”期间急需的矿产原料，而且保证了“二五”期间企业对矿产原料的新一轮需求。
1963年11月，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从此，中国摘掉了贫油帽子，结束了依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1957年底，地质部党组作出战略东移的决策，何长工紧急部署，石油地质大军千里转战，挥师东进松辽平原。几个月之后，松辽平原前线报捷；1960年地质部石油地质队伍主力从松辽南下，以华北平原为重点开展石油普查工作。从1961年开始，地质部以华北为重点，逐渐南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地区的工作。新中国诞生后，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核工业，何长工要求各地质局、野外地质队：“对于建立与发展尖端工业所必需的稀有金属、分散和放射性元素等应广泛开展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地质部的广东七○五地质队勘探了南雄201矿、仁化211矿，四川四○五队勘探了若尔盖501矿等大型铀矿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为国家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铀矿资源。
为了稳定地质队伍，解决地质工作者的户口、粮食副食品供应、子女上学、就业、婚姻问题，何长工亲自找地质队伍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陈述意见，争取就地解决。当地解决不了的，便及时向中央、国务院报告，甚至找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争取支持和解决。在何长工的悉心关注下，地质部和各省区地质局克服种种困难，逐步筹建了地质职工疗养院、地质队后方基地和地质文工团等机构。
何长工同李四光部长是工作上的搭档，共事多年，他们坦诚相待，亲密合作，成为在党的领导下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典范。
何长工在地质部任职14年，从一个地质外行成为地质专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地质事业所开创的每一项辉煌的业绩，都与何长工分不开。何长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自己为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扛一辈子长工”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