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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年头
2011年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悬念要留待来年解答。2012年，新的年度，除了美国大选、俄罗斯大选等外，中共十八大尤其引人瞩目。中国的走向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成为全球关注热点，更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探寻中国道路，要从中共十八大求得答案。
几个问题
2012年，国外受众究竟关心中国什么呢?他们希望获得什么信息呢?我认为有下面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是中国的时局。在外界看来，过去十年，中国政局与以前的一个不同，就是实现了“顺利交班”。海外舆论认为中国高层目前保持稳定，具有控制力。但它们同时认为，中国仍是人治国家而不是法治国家，因此发展上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我国人事变动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他们也热衷谈论所谓“派别斗争”、“党内斗争”。相比于此，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思潮动向也是海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包括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群体事件、宗教问题、腐败问题、互联网等等。所以，我们要结合十八大，回答中国的时局问题，回答未来中国的施政纲领，以及中国下一届领导集体有没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是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发展势头难挡，甚至很快会超过美国，中国的“国运”已无法逆转。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患了严重病症，新一轮“中国崩溃论”已成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已经发出信号：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大发展。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也表现乏力。受国际大环境影响，对外贸易遇到困难，内需拉动短期难见大成效，大幅度投资难以持续。另外，创新体系的建立确非易事，中国难以产生自己的乔布斯和“苹果”。中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究竟在哪里?经济发展方式能不能转变过来?這也是在2012年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西方也质疑过，当时我们的回答是，這是要放到一个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来发展。那么，现在，有什么有力的事实来说明中国经济将继续成长?尤其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究竟如何攻坚?這是十分要害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很大，而更在于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复兴。
三是怎么看待“中国模式”。中国走特色道路，近年来越来越成为西方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特别是，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心理上的分水岭，西方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力量，同时，也认为它是不可持久的异数。有人定义其为意识形态上的集权和管控，而经济上实行自由主义。还有舆论认为，近年中国在思想上日趋保守，再回到过去，终将使中国的发展失去动力。這与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判断不同，那时，认为中国搞“非毛化”，搞资本主义而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何回答這样的问题?中国特色道路能否保证中国成功?其核心价值体系怎么理解?如何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来澄清?如何说明中国的选择不会威胁世界?
四是中国的民主问题。中国搞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這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就没有停止过追问，现在更加集中而尖锐。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究竟如何在改?怎样积极稳妥推进?十八大又将提出什么?我们需要有深入而有说服力的报道，但还比较少，停留在表面、宣传味浓的报道较多，常常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能挠到对方的痒处。這个问题，本身也关系到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新的一年，我们还要在這方面多下功夫。
五是中国的前途。前些年我们曾做过调查，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前途是不确定的，主要在于它的目的性不明确，特别是，崛起后要干什么?這些年，我们做了不少解疑释惑工作，但仍打消不了忧虑。除政治体制外，还有两个问题比较瞩目：一是中国社会中近年表现出的自私和贪欲，部分社会成员蔑视人类普遍价值，缺少可与世界沟通的东西。部分媒体也放大了中西剑拔弩张的一面。另一个是民族主义。西方很关注中国年轻人的想法。2008年，海外华人为什么要保护奥运火炬?這让很多外国人吃了一惊。一些西方舆论认为這种情绪在推动中国走向傲慢和极端，中国人仍是地球村中的异类，随时会对外界反应过激。這也是今年要着重回答的问题。
六是怎样与中国打交道?中国新的一届领导人会执行一个什么样的内政外交政策?韬光养晦是否已被放弃?中国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具体做些什么?有西方媒体讲孔子学院在世界上推行的是一种独裁教育，号召抵制。我们怎样应对?在和谐中，我们也面临与世界的矛盾冲突，這是对对外传播的真正考验，回避是不行的。1979年，上海华东纺织学院发生非洲学生和我国学生打架事件，新华社对外部把事实真相作了报道，国际上反映不错。当前，仍然要敢于碰热点，抓住热点来说明实际情况，说明我们的政策取向，甚至要学会通过负面新闻来说明我们。
几点期望
中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化走出去。外宣媒体是大文化戰略布局的一部分，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在2012年，应有更多作为。
一是提供更多的中国新闻。世界十分关注中国，但我们的中国新闻还不够多，不够专业。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海外建点当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在提高中国新闻的传播能力上下更大功夫，因为這是外界最关注、最需要的信息。我们的主流媒体，在中国新闻的权威报道、权威发布上，仍有独特影响力。另外是我们有铺得较广的国内报道网，每个地区都有外宣机构，那么，我们每个大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能不能每天提供一条海外感兴趣的新闻、一则讯息?遗憾的是我们连這个都还做不到。
二是提供更多的中性，客观而有新闻价值的动态报道。我们面临提高中国新闻落地率的严峻考验。我们驳斥太多，说明太多，吵架太多，而传播有用信息的动态消息太少，满足不了国际新闻市场对新闻信息的渴求。我们的报道要更多地落地，就需要在坚持立场的同时，尽量减少宣传色彩，多传递对人家有实际用处的新闻，把中国每天的变化报道出去，有时就是一些经济数据，也比长篇大论的解释和争吵有效果。同时，话语体系上，要更多接轨。這需要大量符合专业性的、更加平实朴素的报道。我们要尽量做到，主流媒体既传达政府声音，同时也是有效的新闻信息提供商。
三是要更加关注人才建设。我们在国际传播能力的硬件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更重要的，是打造一批好使的大脑。摄影家说，一张好照片，需要两个头：镜头与镜头后面那个头。要有懂得国际传播规则，对西方和中国都了解的人。這方面差距是最大的。我们很多做外宣的人，连国都没出过，甚至连外国人都很少接触，不敢接触，不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放下有色眼镜和先入之见，在与宽阔世界的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流中，锤炼出懂行的人才。
2011年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悬念要留待来年解答。2012年，新的年度，除了美国大选、俄罗斯大选等外，中共十八大尤其引人瞩目。中国的走向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成为全球关注热点，更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探寻中国道路，要从中共十八大求得答案。
几个问题
2012年，国外受众究竟关心中国什么呢?他们希望获得什么信息呢?我认为有下面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是中国的时局。在外界看来，过去十年，中国政局与以前的一个不同，就是实现了“顺利交班”。海外舆论认为中国高层目前保持稳定，具有控制力。但它们同时认为，中国仍是人治国家而不是法治国家，因此发展上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我国人事变动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他们也热衷谈论所谓“派别斗争”、“党内斗争”。相比于此，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思潮动向也是海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包括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群体事件、宗教问题、腐败问题、互联网等等。所以，我们要结合十八大，回答中国的时局问题，回答未来中国的施政纲领，以及中国下一届领导集体有没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是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发展势头难挡，甚至很快会超过美国，中国的“国运”已无法逆转。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患了严重病症，新一轮“中国崩溃论”已成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已经发出信号：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大发展。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也表现乏力。受国际大环境影响，对外贸易遇到困难，内需拉动短期难见大成效，大幅度投资难以持续。另外，创新体系的建立确非易事，中国难以产生自己的乔布斯和“苹果”。中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究竟在哪里?经济发展方式能不能转变过来?這也是在2012年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西方也质疑过，当时我们的回答是，這是要放到一个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来发展。那么，现在，有什么有力的事实来说明中国经济将继续成长?尤其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究竟如何攻坚?這是十分要害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很大，而更在于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复兴。
三是怎么看待“中国模式”。中国走特色道路，近年来越来越成为西方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特别是，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心理上的分水岭，西方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力量，同时，也认为它是不可持久的异数。有人定义其为意识形态上的集权和管控，而经济上实行自由主义。还有舆论认为，近年中国在思想上日趋保守，再回到过去，终将使中国的发展失去动力。這与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判断不同，那时，认为中国搞“非毛化”，搞资本主义而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何回答這样的问题?中国特色道路能否保证中国成功?其核心价值体系怎么理解?如何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来澄清?如何说明中国的选择不会威胁世界?
四是中国的民主问题。中国搞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這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就没有停止过追问，现在更加集中而尖锐。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究竟如何在改?怎样积极稳妥推进?十八大又将提出什么?我们需要有深入而有说服力的报道，但还比较少，停留在表面、宣传味浓的报道较多，常常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能挠到对方的痒处。這个问题，本身也关系到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新的一年，我们还要在這方面多下功夫。
五是中国的前途。前些年我们曾做过调查，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前途是不确定的，主要在于它的目的性不明确，特别是，崛起后要干什么?這些年，我们做了不少解疑释惑工作，但仍打消不了忧虑。除政治体制外，还有两个问题比较瞩目：一是中国社会中近年表现出的自私和贪欲，部分社会成员蔑视人类普遍价值，缺少可与世界沟通的东西。部分媒体也放大了中西剑拔弩张的一面。另一个是民族主义。西方很关注中国年轻人的想法。2008年，海外华人为什么要保护奥运火炬?這让很多外国人吃了一惊。一些西方舆论认为這种情绪在推动中国走向傲慢和极端，中国人仍是地球村中的异类，随时会对外界反应过激。這也是今年要着重回答的问题。
六是怎样与中国打交道?中国新的一届领导人会执行一个什么样的内政外交政策?韬光养晦是否已被放弃?中国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具体做些什么?有西方媒体讲孔子学院在世界上推行的是一种独裁教育，号召抵制。我们怎样应对?在和谐中，我们也面临与世界的矛盾冲突，這是对对外传播的真正考验，回避是不行的。1979年，上海华东纺织学院发生非洲学生和我国学生打架事件，新华社对外部把事实真相作了报道，国际上反映不错。当前，仍然要敢于碰热点，抓住热点来说明实际情况，说明我们的政策取向，甚至要学会通过负面新闻来说明我们。
几点期望
中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化走出去。外宣媒体是大文化戰略布局的一部分，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在2012年，应有更多作为。
一是提供更多的中国新闻。世界十分关注中国，但我们的中国新闻还不够多，不够专业。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海外建点当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在提高中国新闻的传播能力上下更大功夫，因为這是外界最关注、最需要的信息。我们的主流媒体，在中国新闻的权威报道、权威发布上，仍有独特影响力。另外是我们有铺得较广的国内报道网，每个地区都有外宣机构，那么，我们每个大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能不能每天提供一条海外感兴趣的新闻、一则讯息?遗憾的是我们连這个都还做不到。
二是提供更多的中性，客观而有新闻价值的动态报道。我们面临提高中国新闻落地率的严峻考验。我们驳斥太多，说明太多，吵架太多，而传播有用信息的动态消息太少，满足不了国际新闻市场对新闻信息的渴求。我们的报道要更多地落地，就需要在坚持立场的同时，尽量减少宣传色彩，多传递对人家有实际用处的新闻，把中国每天的变化报道出去，有时就是一些经济数据，也比长篇大论的解释和争吵有效果。同时，话语体系上，要更多接轨。這需要大量符合专业性的、更加平实朴素的报道。我们要尽量做到，主流媒体既传达政府声音，同时也是有效的新闻信息提供商。
三是要更加关注人才建设。我们在国际传播能力的硬件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更重要的，是打造一批好使的大脑。摄影家说，一张好照片，需要两个头：镜头与镜头后面那个头。要有懂得国际传播规则，对西方和中国都了解的人。這方面差距是最大的。我们很多做外宣的人，连国都没出过，甚至连外国人都很少接触，不敢接触，不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放下有色眼镜和先入之见，在与宽阔世界的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流中，锤炼出懂行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