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化，原名张楚材，又名张光照。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1907年5月9日出生，1926年6月入武汉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后在国民革命军第36军任营指导员，参加了北伐战争。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至1935年11月参加长征，他在井冈山以及湘赣边区坚持斗争8年多。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65年5月，张平化陪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仅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在阔别井冈山38年后对井冈山时期革命斗争的回忆，而且还进一步体会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真谛，把握了井冈山精神的精髓。

投身革命

　　张平化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期间，正值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地展开。在革命气息感染下，张平化不待学业结束，即于1926年夏抱定决心赴武汉参加北伐军，投身到国民革命中。投笔从戎的张平化很快就被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训练班录取。训练班的教学内容除必须进行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外，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上好政治课。中共许多重要人物如毛泽东、李立三、恽代英、施存统、李维汉等亲临授课。
　　“毛泽东同志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他曾在广州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又主要由他负责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给我们讲课的内容主要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支持和歌颂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明确地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作为学员的张平化虽然此时还不是党员，但无疑深受教育。多年后，张平化回忆在训练班接受毛泽东的教育时仍然记忆深刻：“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我在训练班感受最深，受教育最大的一课。”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7月，张平化回到了家乡。酃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早在大革命时期，该县就有一大批进步人士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当然，酃县土豪劣绅张少文等也企图对“穿着军官制服，带有何键发给的‘护照’”、回乡省亲的张平化进行极力拉拢。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并深受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理论以及蓬勃开展的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张平化内心强烈倾向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这时中共酃县县委听到我回来的消息，就派周礼同志来找……问我对党有什么想法。我说这太好了！这几年我一直到处找党，但都没找到……我连夜直至县委所在地黄泥塘，见到刘寅生同志，由他和周礼做介绍人。填写了入党志愿后，经县委批准，正式举行入党仪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大地的时候，加入共产党会引来杀身之祸，但我没有畏惧，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坚持走革命道路。”
　　入党的第二天，酃县县委就任命张平化为酃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张平化开始接受党组织赋予的任务，一面积极准备發动农民起义，一面发展党的组织。在其他共产党人的大力协助下，张平化所在的第二区先后建立了党的石洲乡支部、安坑乡支部和大源乡支部，同时还发展了数名党员。与此同时，张平化等开始积极组织农民武装，准备暴动。“我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在1927年10月的一天晚上，逮捕了上九都4个土豪劣绅。在分了他们的粮，罚了他们的款以后，将他们释放回去。”这次以区为单位组织的暴动，尽管规模较小，但因为与党组织当时所开展的农民运动、组成暴动队起来闹革命的时间节点、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对在湘赣边界举行的秋收起义起到了积极配合作用。10月下旬，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来到酃县上九都，在听取张平化等人的汇报后，对张平化领导的农民暴动颇为赞赏。张平化和当地党组织一道，“把上九都板坑楼一家收租最多、势力最大的地主黄安福抓走了……红军开仓给农民分谷子，在房屋的墙壁上写了许多大字标语。其中‘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最引人注目”。
　　多年后，张平化回忆起当年的斗争情景时，仍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在以刘寅生为书记的中共酃县县委统一领导下，为配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从1928年3月9日开始，全县举行武装暴动。在东乡，由我率领石洲、安坑、土源等地的农民武装，镇压上九都的反动大豪绅……这次全县参加暴动的人数达三千多，拥有数百支步枪和大量土炮、鸟枪、马刀、梭镖等武器……3月中旬，正值全县农民暴动处于高潮时，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分三路来到酃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农民暴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克酃县县城，消灭敌军一个营。革命军的红旗第一次插上城楼，穷苦百姓奔走相告。”
　　在张平化等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斗争努力下，酃县的穷苦人民革命意识被唤醒，并且开始萌生了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思想和愿望。这些在斗争中不断觉醒的人民群众，很快便与井冈山区其他几个县的农民群众一道踊跃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并因此凝聚成了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从而成为了根据地创建的重要基础。

在井冈山根据地受到毛泽东的教育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腹之患。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组织重兵包围和“进剿”，当地“挨户团”也频繁骚扰，妄图把人民革命扼杀在摇篮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立足于井冈山，广泛发动和依靠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此期间，张平化经常率领酃县赤卫队到山下配合红军行动，也因此多次见到毛泽东，并多次接受教育。

　　对此，张平化回忆道：“有一次，我在山上，看到毛泽东同志正在和当时的后方委员会主任王佐谈话。谈话的内容是有关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问题……只见毛泽东同志用两只手画着一个圈圈对王佐说：‘只要山周围的工作搞好了，你这个山就安全了。’”为此，张平化深有感悟：“面对敌人的疯狂‘进剿’，只是孤立地防守几个山头显然是不行的。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井冈山周围各县的赤卫队和人民群众，组成铜墙铁壁，才能胜利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军事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在革命斗争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遇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解决，甚至将错就错。例如，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引起重视。中共八七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党的指导方针转变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历史条件局限，对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好，没有对可能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和做法引起重视。1928年中共六大在进一步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着重批判了“左”倾盲动错误，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城市。当时“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把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估计为“不断高涨”，提出要会合城乡暴动，“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等。在农村革命斗争中基本是采取烧光、杀光的政策。有一个口号几乎到处可见：“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当然，在革命斗争浪潮到来的时候，积难深重的农民对土豪劣绅表现出的一些过激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党的组织、党的领导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掌握斗争的策略和火候，正确地加以引导，这样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可惜当时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人，对农村革命斗争中“左”的情绪和做法，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
　　作为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张平化对此有深刻认识。1928年3月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占领酃县县城后，队伍一进城就到处烧房子。其中有几幢历史悠久、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建筑顷刻之间被付之一炬，实在很可惜。“当时我们许多同志都对烧房子有意见，但在那种气氛中谁也不敢说。我和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寅生在第三师范时就是同学，彼此很熟悉，便对他说了一句：‘还是不要烧房子的好！’刘寅生一听便指着我说：‘你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不久，县委就因为这件事给了我一次警告处分。”
　　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抵达酃县中村并听取张平化等酃县县委及团委干部的汇报后指示：“今后不准乱杀人，对大中小地主要区别对待，要杀的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大土豪劣绅。今后也不准烧房子，房屋是劳动人民建造的，土豪劣绅不能住，可以分给贫苦农民住。烧房子是脱离群众的行为。”随后，酃县县委及时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从而纠正了“左”的错误倾向，制止了大烧乱杀行为。

　　不仅如此，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的张平化的革命思想也日益成熟，并学会利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辩证地看问题。有一次，“在工农红军大力配合下，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广大群众欣喜若狂是很自然的。但在县委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冷静地分析形势，要看到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并未改变，反动势力以城镇为据点，革命势力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将长期存在。因此，当时那种急于把县委机关靠近县城、急于把盘踞县城的敌人机关端掉的想法和做法，是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这是演成五月悲剧的原因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县委成员都是有责任的”。

张平化一家11口人中有7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创赣南、闽西根据地后，张平化领导的酃县县委和赤卫队虽然被打散，但他们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即便在敌人攻上井冈山的日子里，张平化依然率领部属天天在山上打游击，四处转移隐蔽。“我的两只脚板受到了空前锻炼。由于没有草鞋穿，我就光着脚在山林里走。脚上的老茧越磨越厚，连小竹尖也刺不进去了。就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们坚持对敌斗争，坚信革命终究会胜利。”
　　正因为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张平化经受了残酷战争的考验。在酃县县委个别委员叛变、原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无故出走的情况下，张平化及他所在的酃县党的干部及赤卫队员毫无畏惧地坚持斗争。其间，他还差点被误认为“AB团”成员，“从1928年秋到1932年春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沿山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酃县的革命根据地，由大院、东西坑、梨树洲等几个山村逐步发展到上十都、上九都、上八都、上七都和上六都。中共酃县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也逐步向新扩大的苏区迁移……最后又迁移到上九都的石洲乡。县委机关就驻在我家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斗爭，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井冈山地区各县的人民群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革命实践。酃县先后有3.8万名儿女为革命献身。张平化一家共11口人，其中就有7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我父亲张升朝，在大革命时期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全乡农民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当时酃县东区的大恶霸、素有‘贾屠夫’‘贾阎王’之称的贾少棣，乘机纠集地主武装出来反攻倒算，抓杀农协的干部，把我父亲关进了团防局。他对我父亲多方严刑拷问，没有得到一句口供。我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受尽折磨。”而“我祖父张春榜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积极支持党的斗争……井冈山斗争初期，我和家里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上山参加了革命……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视死如归，在牺牲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军万岁！’当地的乡亲们对我祖父一向很敬重，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无不义愤填膺……”
　　除了祖父和父亲，张平化的叔父张开东（共产党员）、哥哥张拱照（共产党员）、嫂子邓吉秀、堂兄张焕照（共产党员）、堂弟张烨照共计7人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陪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1959年7月，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的张平化上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派人通知张平化到电站大坝水库陪他游泳。在水里，毛泽东问张平化敢不敢再去长江里游泳，张平化笑着说：“有主席领着，敢。”毛泽东笑了，说：“中央准备让你到湖南去当第一书记，有什么意见？” 　　1960年3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广州驶入株洲时，毛泽东邀请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前来专列上叙谈。张平化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工作，并陪同毛泽东到株洲、长沙进行视察。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广州会议一结束，党的高级干部便开始进行农村考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张平化带领湖南省委的同志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并得到毛泽东的重视。
　　1961年5月13日，张平化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在一个生产大队作调查，同群众商量解决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情况。第二天，毛泽东即予回示：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1965年4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工作到达武汉。这时，远在长沙的张平化接到汪东兴电话通知要来武汉一趟。汪东兴一见到张平化就说：“电话是毛主席叫我给你打的，因为他想经湖南上井冈山，请你去带路。”张平化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简要询问了湖南的经济建设后，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带带路哟？”得知毛泽东要重上井冈山，张平化既高兴又感动——原来主席从未忘记老区人民。他告诉毛泽东，他到湖南后曾两次去过井冈山，很多当年的老赤卫队员都在念叨当年的毛委员，一直梦想主席能再回到当年浴血战斗过的井冈山看看。因此，他积极准备陪毛泽东重上井冈山。5月21日，他与夫人唐慕兰陪同毛泽东，从醴陵乘车上井冈山。
　　事后，张平化回忆：“毛主席这次重上井冈山，正值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时，有一次我曾向他提议在他方便的时候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但是主席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就这样一位曾被胡耀邦评价为“久经考验，饱经风霜。干革命干了半个世纪，是现在我们留下来的井岡山底下的仅存的县委书记”的张平化，在位高权重时，却从不利用权势搞特殊化，他的许多亲人都在农村老家生活。当有人曾经找到他，要他看在亲戚的分上关照一下，安排工作或批点钱什么的，都被他严词拒绝了。他说：我的钱是国家的，是用来搞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