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玛拉沁夫先生之前，《敖包相会》已经听了无数遍了，甚至可以说听着长大、变老的。我最早拍摄玛老的照片是在1981年北京那达慕上，他自己举着伞坐在简陋的课桌旁看着首届北京那达慕，那时候乌兰夫、杨静仁等国家领导人也是自己举着伞观看。首次采访玛老至今也已经20多年了。通过文艺作品追寻到它们的缔造者是一件令人极为兴奋的“美遇”。我有幸成为记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拜见自己崇敬、喜欢的人物。仅仅是采访通过歌曲熟知的作曲家、作词家就有几十位，每一次的采访都成为追星愿望超级满足的过程——一般追星可能匆匆见一面或签个名，合个影，我可以借采访之名堂而皇之地多次见面并聆听他们的艺术历程，反复地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不仅丰富了歌曲之外的知识、强化了欣赏，还做出图文报道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或听众。据说钱钟书先生曾婉拒来访的CCTV记者：你们觉得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非要见那只下蛋的鸡呢？我不，我一定要见，因为我的职业和任务乃至使命，都让我必须追逐所有可能见到的精英人物，他们是民族与国家的脊梁和动力，我们要通过媒体把榜样的影响力最大化。
　　拜访玛老的理由很多：敬重的蒙古族文学家，他的小說《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就是我家乡的故事；当代中国文学史包括内蒙古文学史的见证者（很多事情还是创建者）；“常青树”般的报道对象；直至他推荐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见到玛老，自然也离不开《敖包相会》的话题。
　　一、玛老，还得聊那些老问题哈。不过这次我准备写一篇东西，因为有人问我的时候我答不上来，一些人还有误读，必须澄清。比如，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初的歌名是《十五的月亮》还是《敖包相会》？
　　哈哈，都不是。当时就是电影的两首插曲之一，没有歌名。后来是谁改了名已经不知道了，大家喜欢就好，我从不关注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已经90岁了，快一个世纪了，什么样的风雨都见过了，不愿意提这些往事，既然你问我了几次，那我就说点吧。
　　二、那您讲讲从原作小说到成为电影剧本的经过吧。21岁写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并且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甚至直接调来北京改编剧本拍电影，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迹。
　　1951年我写了个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叫《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当时写完了还不知道这算什么，就拿给内蒙古文工团我同宿舍的作家漠南（安柯钦夫），我说写了个东西，你给看看，算不算小说啊？他看了以后说“大概算小说吧”。就这样，勉勉强强像个小说。那时候汉语也不太好，填表时人家说填“履历表”，我读成“复历表”，但年轻啊，无所畏惧，直接投给《人民文学》杂志社了，发表在《人民文学》1952年第一期上，但由于提前出刊，实际上1951年底就看到了。没想到一炮打响，连《人民日报》都发表“文化简评”，说是“新人新时代新道德”等等，认为是代表了时代的价值观。
　　这样大规模地刊登，引起了很多高层领导的注意。有中央领导指示说要拍成电影。中央电影局马上安排我到了北京，而且是直接调到隶属中央电影局的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
　　1951年，直接把我从内蒙古文工团调来，带着户口和工资关系，成为北京人了，但我心里一点也没有激动啊，成为北京人的自豪啊、膨胀啊等等。1954年我就带着户口和工资关系等等又回到了内蒙古，而且直接下到了察哈尔盟明安太仆寺联合旗（简称明太旗，今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担任挂职旗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直至1956年，主要工作是体验生活，1958年我奉命到了包头，那时候正是轰轰烈烈建设包钢的时期，我写出电影剧本《草原晨曲》，其中的这支歌曲（通福作曲）播放至今，成为包钢的“厂歌”。
　　我在创作所见到了两位资深导演干学伟和王震之，他俩分别是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的导演和编剧。与他们商议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我从未写过电影剧本，连小说都是第一次写。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族同志里的资深编剧也不多；二是时间紧，我到北京是春节后，马上要写出来，还得赶季节拍，因为草原上的草9月份就发黄进入打草季节了。
　　王震之对我说，两个事情要注意。一是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不能违反这方面的政策；二是不能违反民族生活习俗，不要有侮辱性的东西，要尊重生活真实。我是一个汉族同志，不知道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所以，就算是你没写过剧本，也得拿出第一稿来，中间的几稿可以由大伙儿讨论，最后一稿也得你来定！我虽没经验，但我是原作者，熟悉蒙古族的生活，又是电影局的任务，当然也就硬着头皮上了。
　　时间紧，要尽快定下创作班子。因为那两位导演有别的任务，上面就指派了海默同志当该片编剧。海默是汉族，长我几岁，我们需要分头下去体验生活，为此我又邀请了内蒙古文工团的达木林同志来给海默当翻译。就这样，我们三个组成了剧本改编小组。1952年4—5月，我们就赶到呼伦贝尔草原的新巴尔虎左旗草原体验生活。我们住在牧民家采访，跟着他们转场，走牧业点，那一个月过得特别丰富。
　　把一个短篇小说改成一个多小时的电影，要加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又是个难题。我那时候都是手写，然后交给打字员打字，现在我还留着当时的油印稿子呢。其中有两支插曲，还有音乐，还有蒙古族著名说书家毛依罕先生的一段真实演唱。
　　歌词和剧本都在一起，当时没有专门的歌名，就是到了男女主人公萨仁高娃和桑布约会见面时歌声便响起。歌词是：
　　男：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
　　女：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
　　合：只要哥哥（妹妹）你耐心地等待哟，你（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 　　另一首歌词是：
　　百灵鸟双双地飞
　　是为了爱情来歌唱
　　我们努力地工作
　　是为了幸福的生活
　　啊嗬咿，啊嗬咿……
　　我们驰骋在草原上
　　建设着祖国的边疆
　　我原来的歌词里是“萨仁高娃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海默同志看了以后说，改成“美丽的姑娘哟”吧。所以最后的歌词就这样定了。剧本写好之后中宣部拍板定下。电影上的字幕是“根据玛拉沁夫小说改编”“编剧：海默、玛拉沁夫、达木林”。我考虑，海默是老同志，一定要放在前面，达木林虽然是翻译，但几个月来大家一起工作，一直跟我们体验生活，一块改稿，彼此都非常融洽，他本身也是作家，如果写“翻译”就显得很不顺畅。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名利思想，改编、写作都是本职工作、组织交办的任务，完成就好，一分钱稿费没有，也没有人想到这些。署名也是，那时候“集体创作”的文艺作品很多，其他领域也是，绝对没有谁提出署名要报酬之类的。歌曲流行了，谱曲是通福同志，其实电影的前面音乐署名是“向异、通福”，向异主要是负责背景音乐，但歌曲流行之后，都写成“海默词、通福曲”。我从未争论过此事，一是无所谓，整个小说原著、剧本改编都是我，何论其中的一段歌词呢？二是海默老同志的确帮过我。作曲家通福是我朋友，一個文工团的，也已经去世，此曲来自蒙古民歌，自然是通福熟悉的领域，我俩一块讨论用蒙古民歌的旋律改成现在的歌曲。这首曲子那么好听，也是吸收了传统蒙古族民歌的旋律改编而成的。因为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时候刚刚成立新中国，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按照作曲理论、系统教育培养出“作曲家”，写音乐的人们受到的熏陶就是来自民歌，在那个时代的很多音乐作品里都能找到民歌的痕迹。
　　6月份我们到了北戴河电影局的别墅，拿出了提纲。
　　按照提纲的要求，我写出了第一稿。有对话，有描述，用油印机打印出来，8月份就上报到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是蔡楚生，大导演。他们的任务是把我这“小说化”的东西尽量“电影化”。后来又改了多次，经过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周扬拍板，终于可以拍摄了。
　　那时候，拍电影是个分工细致的工作。小说是小说，编剧是编剧，导演是导演，各自分工。因为情况特殊，我已经是有点“越权”了。所以，剧本搞定后，我就经丁玲同志批准，到中央文学研究所（今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剧本就交给导演了。
　　三、从主创人员名单上看，绝对是当时的最强阵容，现在看，这些都是大家。您谈谈徐韬导演和拍电影的经过吧。
　　要说徐韬，就得从我的电影处女作《草原上的人们》说起。
　　我知道徐导演的大名，是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他是那部经典电影的助理导演。他是电影界名人，我是个21岁的青年作者。我们相识是在他确定执导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时，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就是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上级指定让徐韬来担任导演，但演员、作曲家等都没有着落。我还得管。我找了内蒙古文工团的小提琴手、作曲家通福，那时候他还是叫“达斡尔—蒙古人”，即蒙古和达斡尔还没有分民族呢。他对蒙古族民歌掌握得好。男主角我找的是恩和森，他演过《内蒙人民的胜利》，算是有经验的优秀演员了。女主角我找的是内蒙古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乌日娜，她比较泼辣，胆大，适合这个角色。
　　徐韬导演见到我就说，玛拉沁夫同志啊，你得帮帮我呀。他为人非常谦和，一见如故。我本来是要去学习的人，还得帮他组建班子。他相信我，说，你是原著者，了解情况。我就提议去呼伦贝尔草原，9月，已经是接近草原的枯黄季节了，必须马上去抢拍外景。于是徐导就带着百十号人开往草原。我就去学习了。
　　徐韬接过剧本后，没有接触过蒙古民族的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他找了东影的朱文顺作副导演，找了蒙古族的广布道尔吉作导演助理。加上大量蒙古族演员的介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要人有人，要马群有马群，拍摄现场人山人海，大家特别高兴。9月份进入草原，很快就拍完外景。
　　拍完之后，我去看了样片，就是送审片。当时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坐在我身边，蔡楚生等名家也在，我心里特别紧张，手心直出汗，就怕给否了。
　　看完后，周扬说，挺好嘛，那个男女拥抱的场面，下不为例啊。大家都笑了，算是通过了。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大腕史东山亲自剪辑。
　　这个电影创下了多个记录：第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片，影片获文化部故事片三等奖，男女主演都成为著名艺术家，影片插曲流传至今。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开会，见到电影艺术家卓别林。特地把女主演乌日娜调到日内瓦去陪同接见卓别林。
　　1956年，全国的青年作家开会，有许多青年作家来，周恩来听了汇报后说，别的我不见了，就让玛拉沁夫来吧，把我叫去谈了一个多小时。
　　拍完这个电影后，我结束两年学习后就直接要求下基层，到内蒙古的太仆寺旗当旗委宣传部部长，算是体验生活，挂职锻炼。三年后我回到内蒙古主持筹备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任常务副主席，同时创办《草原》《花的原野》蒙汉语文学杂志并任主编。
　　四、这个情节很有意思，所以我采访了女主演乌日娜，她清晰地记得那次会见。顺便又回答了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细节，算作本文的一个插曲吧。另一个插曲是演唱这首歌几十年的歌唱家拉苏荣、金花，凡演出必唱此歌，不止在国内唱，还唱遍了五大洲。
　　乌日娜：1954年我们一行10人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电影节，紧接着还有在德国（东德）举行的电影周，中间有几天时间等着。正好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见大电影家卓别林，就问附近有没有中国的电影家，结果我们正在，马上调了5个人去了日内瓦，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见到周总理、卓别林，一起吃了饭，还放映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拍成电影）。主演范瑞娟也在场。
　　我是舞蹈演员，跟玛拉沁夫是同一个内蒙古文工团的，他找到我说你来当女主演吧，就去了。我们团的还有鄂长林、树海、朝鲁、说书艺人毛依罕等。在呼伦贝尔盟拍了一年半，四季的景色都有，按当时的规定，我们算公出，每天有几毛钱的补助，拍完就走，其他报酬统统没有，那个时候讲究服从组织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个巴音胡硕敖包是古老的敖包，但是在那个年代有点失传失修的意思，周边长满了草。我们拍的时候蒙古语译制组的人们就准备了，一拍完，译制组的人们就同步进入长影，可能也有达木林吧。所以电影的汉语版上映不久，蒙古语版的也上映了。蒙古语版的《敖包相会》女声就是敖登高娃唱的，男声是普力吉唱的。汉语版的是长影乐团合唱团的人唱的，名字记不清了。
　　拉苏荣：金花我俩合作唱了几十年《敖包相会》，每次都唱，不管前面唱什么，最后得拿这个压轴。大家都会唱，演出效果最好。当然我们唱一定要唱出蒙古味道来。这个还是我们的优势吧？不只是在国内唱，我们去过的所有国家都唱过，成为世界名曲了。那时候金花还在乌审旗乌兰牧骑。我在杭锦旗乌兰牧骑，后来我们都调入内蒙古歌舞团。每次大型晚会、录制节目都会对唱这首歌。
　　金花：1965年开始我就和拉苏荣合唱这首歌，作为乌兰牧骑代表队常年在全国巡回演出，至今唱了几十年，永远是保留节目。1970年，拉老师把我介绍给中央广播艺术团的指挥聂中明老师，说我“声音甜得像西瓜瓤子”。1987年我俩唱的《敖包相会》登上了央视春晚。后来唱着唱着他老了，我也成了大胖子，但是在舞台上仍然说“英俊的小伙子”“美丽苗条的姑娘”，观众总是哈哈大笑，很开心。
　　五、通常作家能够写好作品就很不易了，再涉足电影或者说文学作品转化为电影便是一种扩展和升华，如果再为作家们做组织服务工作，那就是一种奉献了。玛老正是这样的人。
　　身为作家，玛拉沁夫创作了《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三部电影，其中的插曲都流传下来，等于有三个电影留给了电影史。这大概是2017年他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的原因吧。
　　我们是听着、唱着这些歌曲长大、变老的，我们受到的教育和美育是纯净、正直、阳光、乐观、美好、善良的，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真善美是永恒的，主流的。玛老如今91高寿，一切名利均已成为浮云往事，但飘去的是浮华，沉淀的是果实。他没有时时站出来澄清自己是歌词作者，任凭各种载体记录着“海默词、通福曲”而不予发声，体现了玛老正直、客观、规矩、朴实的人品和文风，他尊重海默先生，不与之争高下前后；他自己视名利为身外之物，不足以屈膝而逐。以至于传唱了这么多年，人们始终认为歌词由海默撰写。
　　现在，我们不只是听众、歌唱者和欣赏者，我们还是记录者、研究者，是时候还原历史真相了。所以，我在1998—2020年间多次采访玛老，无论聊哪些事情，总是绕不过这个话题。现在拿出这篇小文，就是为了说几句话：剧本包括歌词是玛拉沁夫写的，海默帮助修改完善；电影片头字幕是“本片取材于玛拉沁夫原著《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剧本打印稿的署名排序是玛拉沁夫、达木林、海默，玛老在旁边批注‘我意海默要移到前面’，有原稿为证；歌曲开始没有歌名，只以“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插曲”之名广泛传唱，慢慢地，不知谁给起名《十五的月亮》（蒙古语语境时会常用这个名字）或《敖包相会》（汉语语境）。
　　从传播学角度看，一首歌曲大家喜欢，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歌名也是必然。电影情节大家可能不记得了，但插曲成为其文学和电影的符号以音乐的形式继续流传。这就是文化、奇迹，再过一百年可能就叫“传说”，二百年以后可能就叫“民歌”了。现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已经打上“民歌”字样了。
　　至于后来一些研究民俗的人们说“蒙古妇女不参加祭敖包”或是某些导游说“敖包就是约会之处”云云，皆由歌名《敖包相会》望文生义而来，每每我听到这些说法都觉得实在是误解、冤屈了玛老。
　　我参加过多次祭敖包活动仪式，出版了若干本蒙古游牧方面的书籍。祭敖包活动在所有祭祀、礼敬仪式完成之后是要举行那达慕的，那是不分男女老幼的，或者说是依靠全民参与的。实际上现在的祭敖包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大喜庆活动了。它发源于敬天地神灵，求先祖保佑，祈盼风调雨顺，人民安康、五畜满原。同时成为远近相见、举家同庆、文体大会、商贸经济、发布告示、表彰先进、展示成就、预祝未来等多重内涵的综合聚会。
　　同时，敖包在茫茫草原上是绝对的标志物，是本地区人们熟知的地标性参照地。如同到了北京说咱们在南河沿大街见吧，恐怕知者不多；如果说是天安门东侧便立刻明白。电影里男女主人公桑布和萨仁高娃正是在这里约见表述心愿的。而此时的敖包并不是处于“祭祀”状态中，所以关于“敖包不是相会的地方”的议论是望文生义。
　　在文旅合璧的当代，如今的祭敖包是全民参与不分男女老幼，完全成为一个民族乃至多个民族各界人民参与欢乐的综合大聚会，它从祭祀习俗发端，演变为涵盖文体、经济乃至政治的巨大平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民族文化传承、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时代变迁大潮下，人们也得学会接受任何更新即哲学所说的“扬弃”。
　　当年拍摄电影的外景地是现在的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呼硕草原，水草丰美，民情丰富。这里如今成为著名的旅游打卡地，玛老题写的“天下第一敖包”巨石矗立在敖包前方。原本的敖包寂静而神圣，如今借助艺术，这里的经济旅游如火如荼，成为草原的福利之一。
　　六、玛拉沁夫是内蒙古作家协会的创始人、内蒙古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内蒙古和蒙古族作家队伍的建设和文学作品的百花齐放做出了突出贡献，见证了内蒙古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敖包相会》仅为其电影作品之一部分，非文学成就之全部。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是其史诗级巨作，已经翻译成俄文出版。
　　1955年他致信有关领导提议“我国的文学也应当是、一定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即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回复响应称：“为了了解各兄弟民族的文学状况，拟在四月间，召开一小型座谈会，交换情况，提出问题，并由座谈会进行准备，向五月间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提出关于如何开展各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双方的来信都发表在《作家通讯》上。一个25岁文学青年的直言抒怀与中国作协的诚恳回信乃至具体行动堪称新中國文学事业一个令人欣慰的开明景象。如今《民族文学》杂志的创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的成立、各民族作家作品的涌现等，与玛老的积极建议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密不可分。1980年完成《茫茫的草原》下部，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调到北京后，玛老先后担任《民族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在特殊时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整饬作家队伍，创建“茅盾文学奖”等文学评奖，自己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本来也可问鼎“茅奖”，但身为中国作协的二把手并主抓评奖事，岂不有瓜田李下之嫌？断然放弃。玛老还积极扶持作家作品，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协会办公楼等，体现出卓越的领导力和清廉务实的优秀品质。
　　虽然本文从一首歌词写起，那只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话题切入点，玛老的真正文学贡献就是他写出蒙古族的4部电影、第一部长篇小说、奠定蒙古族当代作家文学的基石、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是民族的骄傲，也是文学史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