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十余载的吴国韬先生的回忆录《雨打芭蕉》（语文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不久前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此作品亦可归于时下较流行的个人生活史写作。它记录的时间自1958年至1980年，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件，比如说“大跃进”、大饥饿、十年“文革”、改革开放最初决定性的几年等，作为底层亲历者的写实性回忆，显然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虽然是回忆录，但其文学及精神文化价值不可低估。看过《雨打芭蕉》的读者，都会为作者出色的叙事、刻画与描述能力所吸引。作品中，一个个人物跃然纸上，丰满而鲜活，自然山水也活了起来，生机盎然，仿佛回到了历史的境遇。不过，作为先生当年亲自教过的弟子，并且还是这部作品中的一个角色，我更为看重的，还是作品中表现的真实而光辉的人性。《雨打芭蕉》在语言及修辞上的功夫，实是作者之人格魅力及精神超越性的显现，所谓“修辞立其诚”，支撑作者杰出叙事能力的，实际上是其赤子般的情怀，是其对家园、对国家的情怀。
　　作品很感人。作者对家庭、对亲人的眷顾是感人的、真实的，对自己作为美少年的那些浪漫故事的叙述也同样感人。作者的爱恋中透出了纯洁，乃是处子的心境及情怀，真实而令人回味。特别是读到作者年少身患重病时的心境，读到艰难岁月时亲人间的相依为命，那份牵挂，好男儿的细腻与柔肠，使人生出心痛与凄惶，联想到当时的境遇——一介书生本无力承担而又必须承担的命运，更是让人悲从中来。作品传达的显然不是悲情，正如作者的人生观里没有悲观主义一样，当人们在可能已经陷入某种负面或怨恨的情绪时，作品笔锋一转，不经意且确定性地把人带到一种乐天逍遥且随遇而安的境遇中。作品并没有让某种悲情或者文艺的元素侵蚀日常生活本身，而是转而让有可能软弱的生命体验服从于生命意志，并表现出积极通达的人生态度，表现为随处可见的幽默，释放出了浪漫与逍遥。生活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还能笑对、直面人生，显然不只是一般的乐观，而是境界上的达观，这样的大美感人至深。
　　作品写的是一方乡域，但呈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大世界，精彩纷呈，层次多样，那个地方并不偏僻，国家的兴与难，都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作品布满乡土气息，芭蕉系恩施下面的一个乡镇，时至今日，恩施还被外面视为神奇的土地。如果剥离风土人情及其习俗上的差异，它就是活脱脱中国生活的一个缩影。作者借助把握的当代中国图景来观照芭蕉，以芭蕉之小映国家之大，也以国家之气概察芭蕉之实。在这背后，寄托的是作者的家国情怀。
　　读《雨打芭蕉》时，我一直想着如何定位作者的形象。好像是书生，一种儒家与道家同时兼备的书生，一种生发于传统而又总是在与时俱进的现代书生。作品描述了一种看上去“被抛”的命运——因政治境遇的变化而被下放到荒僻的戽口，然而，作者本人却很快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且有滋有味，不仅如此，也让家里人活得有滋有味。在学会了很多当地人的“活路”与生存技能时，作者也把自己变成了能人。作者的感觉甚至让人想到，即使不作为当地受人尊敬的民办老师，作者也照样活得有滋有味。在作者身上具有与周围世界的非同寻常的协调与平衡能力。作者随遇而安且不失豪迈地置身和融于百姓生活，但又凭借自己的毅力与才华不至于陷入碌碌无为的庸常（或者换句话说，使庸常无为的生活过得充满活力、有滋有味），并有所作为、造福一方。这正是平凡人生中的伟大。
　　赤子之置于山野，照样从容而精彩，照样在其中培养家园情怀。这里，“被抛”也好，“沉沦”也罢，置身于戽口的作者及其家人，其实已经有了踏踏实实的家园感。作者及家人的眼里全是善良，将心比心，一个人从善如流，那么世界便愈加善良美好。笼罩在作品里的是礼乐有序的风气与氛围。这里面支撑的元素，还是融入日常人伦生活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源于儒家所谓“仁者爱人”“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精神情怀。
　　时下的文学作品大都已没有能力表达人道主义精神，概因其精神生活状况已经丧失了勇气。文学丧失于精神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匮乏中，精神生活的匮乏实际上又因为其迷失于物化生活的空洞形式，文学本身也堂而皇之且振振有词地宣布其终结。如此老掉牙的话语现今依然甚嚣尘上，但还是无法掩饰骨子里的贫乏与无知，仿佛一提文学，便一定意味着“文艺”而全然没有了自信。相比之下，《雨打芭蕉》不仅表达了那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那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包括特定时代里人性可能的复杂及其难以泯灭的平凡而伟大的同情心，而且实际上由此映现和穿透了当今的时代天空。
　　《雨打芭蕉》注定是一部留得下来的作品。
　　（吴国韬著《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语文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