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现代农业中，加大科技投入是提高农业产出的最有效手段。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皆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投入，但因历史背景、实际情况各异，不同国家建立了不同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
首先，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模式。
随着农业科技创新速度的加快及创新领域的增长，市场力量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非常注重市场力量的投入，大力推动农业科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充分挖掘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农业科技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构建起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投入模式。其中，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皆为上述模式，企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主要包括从自有资金中提取，或接受其他企业委托的资金，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接受企业委托获得的资金。
2018年9月23日是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此前一天，全国多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强国，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一直奉行市场至上的原则。美国的农业科研体系主要由联邦农业部所属科研机构、各州农业科研机构，以及私人企业、州立大学所属农业科研机构等三部分组成，是典型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模式。农业科技经费来源有多种渠道，其中企业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和主导性力量，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技术转化与应用。早在1995年，美国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投入就已接近60%，近些年来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之一，其农业居世界先进水平，有着完善的科研体系及雄厚的科研实力，形成了信息化生态型农业科技发展模式。德国农业的科研经费历来充足，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仍逐年加大。德国的农业科技投入模式与美国相似，企业始终处于创新主体的地位，投入规模一直比较大。
英国是政府引导型农业科技创新模式，在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政府引导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2004年，英国政府就建立了农业科技质量保障体系，其中做法之一就是“明确农业科研投入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既有政府、企业、高校（英国国家创新系统中三个主要的行为主体）方面的投入，也有信托基金、慈善机构及海外收入等方面的投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对农业科技的直接投入逐步下降，企业是农业科技经费的来源主体和执行主体。
其次，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模式。
农业科技总体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并且农业科技的供给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领域正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农业科技投入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非市场机制作用。中国是该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农业科技投入的最大来源，但同时也重视调动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加强市场力量对农业科技的支持。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呈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征，自2005年至今农业科技投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5.5%。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对农业科技投入从1995年的22.6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87.85亿元，政府资金在农业科技资金中的比例由1995年的53.7%上升至2016年的89.28%，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印度的农业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印度农业科技投入中政府占86%左右（中央政府、邦政府分别占76%、10%左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私营部门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比重显著提升。
新时代，国际农业科技投入展现出四个新趋势，开启了农业科技投入的新思路。
第一， 农业科技投入具有明确的市场化导向。欧美等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自下而上”的投入模式，也是典型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投入模式，而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则是典型的在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模式。与其它经济活动相比，农业科技投入具有投入大但投入产出效率低等特点，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很难满足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而市场化则是解决农业科技投入资金缺口的最有效途径。在过去五年内，各路资本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热情显著增长，基金公司等不断推出农业科技投入大手笔，包括资本公司、专业投资机构和家族理财室等，纷纷利用资本高效地进行农业科技投入和开发，加速推动了农业科技创新速度。
第二，农业企业科研投入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速孵化、培育或者引进竞争力较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在此大潮下一批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不断涌现，在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方面发挥了良好的引领作用。农业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其产出效果更明显。农业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是有着内在必然性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国大型农业企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有效农民组织不断建立，这些都为农业企业在农业科研中的有效投入奠定了基础。从诸多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大型农业企业是农业科技投入的重要经费来源、执行主体。总之，企业成为整个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大势所趋。
第三，农业科技投入离不开政府宏观政策和支持。从国际经验看，无论何种农业科技投入模式，政府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政府的宏观政策和扶持是各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和保障。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政策来引领农业科技投入，助推农业科技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科技推广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目前，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都有完善的政策体系。政府在农业科技领域的直接投入以及间接的扶持政策，与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形成了良好的互补，既发挥了表率作用，夯实了基础;又发挥了引领作用，为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扫除了障碍。
首先，继续推行政府主导，合理规划政府与市场分工。尽管发达国家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的经验表明，市场力量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比单纯的政府财政投入更高效，然而，要考虑国情差异来优化我国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未来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仍要继续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投入体系，坚持政府统筹规划。不过，要重视市场力量，充分激发和调动市场参与农业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合理规划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优化政府与市场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比例。对于那些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需求大且经济效益好的领域，优先引领市场投入;对于那些基础性作用明显、知识产权不易得到保护、技术难以物化但社会效益好的项目，优先保障政府投入。
其次，增加投入，吸引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機制。我国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缺口较大。目前，我国农业开发强度（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仍不足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农业研发强度适当标准，更是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远不能满足需要。鉴于政府在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地位，各级政府要采取更多的政策和措施加大投入力度，优先保证政府财经预算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使农业科技投入与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基本持平。同时，要重视开发社会上的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多形式、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拓宽农业科技的投入渠道。
再次，发挥涉农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中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涉农企业在农业研发方面的投入比例有所增加，但投入仍严重不足，创新产出水平不高。要制定相应的财政、金融扶持政策，充分发挥涉农企业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提高涉农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最后，确定农业科技的投入重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目前，我国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不足与资金使用上的低效并存。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做好农业科技投入开源的同时，也要科学合理地节流，建立资金高效的运作机制。在农业科技投入的项目选择上，要因地制宜而不是“随大流”，要根据地方农业发展战略和功能需求确定重点投资项目，集中资金统筹协调办大事;同时，要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克服体制性障碍，健全合理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可归类为两种
首先，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模式。
随着农业科技创新速度的加快及创新领域的增长，市场力量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非常注重市场力量的投入，大力推动农业科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充分挖掘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农业科技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构建起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投入模式。其中，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皆为上述模式，企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主要包括从自有资金中提取，或接受其他企业委托的资金，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接受企业委托获得的资金。
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强国，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一直奉行市场至上的原则。美国的农业科研体系主要由联邦农业部所属科研机构、各州农业科研机构，以及私人企业、州立大学所属农业科研机构等三部分组成，是典型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模式。农业科技经费来源有多种渠道，其中企业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和主导性力量，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技术转化与应用。早在1995年，美国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投入就已接近60%，近些年来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之一，其农业居世界先进水平，有着完善的科研体系及雄厚的科研实力，形成了信息化生态型农业科技发展模式。德国农业的科研经费历来充足，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仍逐年加大。德国的农业科技投入模式与美国相似，企业始终处于创新主体的地位，投入规模一直比较大。
英国是政府引导型农业科技创新模式，在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政府引导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2004年，英国政府就建立了农业科技质量保障体系，其中做法之一就是“明确农业科研投入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既有政府、企业、高校（英国国家创新系统中三个主要的行为主体）方面的投入，也有信托基金、慈善机构及海外收入等方面的投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对农业科技的直接投入逐步下降，企业是农业科技经费的来源主体和执行主体。
其次，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模式。
农业科技总体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并且农业科技的供给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领域正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农业科技投入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非市场机制作用。中国是该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农业科技投入的最大来源，但同时也重视调动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加强市场力量对农业科技的支持。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呈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征，自2005年至今农业科技投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5.5%。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对农业科技投入从1995年的22.6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87.85亿元，政府资金在农业科技资金中的比例由1995年的53.7%上升至2016年的89.28%，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印度的农业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印度农业科技投入中政府占86%左右（中央政府、邦政府分别占76%、10%左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私营部门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比重显著提升。
四个新趋势
新时代，国际农业科技投入展现出四个新趋势，开启了农业科技投入的新思路。
第一， 农业科技投入具有明确的市场化导向。欧美等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自下而上”的投入模式，也是典型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投入模式，而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则是典型的在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模式。与其它经济活动相比，农业科技投入具有投入大但投入产出效率低等特点，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很难满足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而市场化则是解决农业科技投入资金缺口的最有效途径。在过去五年内，各路资本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热情显著增长，基金公司等不断推出农业科技投入大手笔，包括资本公司、专业投资机构和家族理财室等，纷纷利用资本高效地进行农业科技投入和开发，加速推动了农业科技创新速度。
第二，农业企业科研投入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速孵化、培育或者引进竞争力较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在此大潮下一批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不断涌现，在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方面发挥了良好的引领作用。农业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其产出效果更明显。农业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是有着内在必然性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国大型农业企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有效农民组织不断建立，这些都为农业企业在农业科研中的有效投入奠定了基础。从诸多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大型农业企业是农业科技投入的重要经费来源、执行主体。总之，企业成为整个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大势所趋。
第三，农业科技投入离不开政府宏观政策和支持。从国际经验看，无论何种农业科技投入模式，政府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政府的宏观政策和扶持是各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和保障。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政策来引领农业科技投入，助推农业科技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科技推广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目前，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都有完善的政策体系。政府在农业科技领域的直接投入以及间接的扶持政策，与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形成了良好的互补，既发挥了表率作用，夯实了基础;又发挥了引领作用，为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扫除了障碍。
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继续推行政府主导，合理规划政府与市场分工。尽管发达国家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的经验表明，市场力量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比单纯的政府财政投入更高效，然而，要考虑国情差异来优化我国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未来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仍要继续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投入体系，坚持政府统筹规划。不过，要重视市场力量，充分激发和调动市场参与农业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合理规划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优化政府与市场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比例。对于那些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需求大且经济效益好的领域，优先引领市场投入;对于那些基础性作用明显、知识产权不易得到保护、技术难以物化但社会效益好的项目，优先保障政府投入。
其次，增加投入，吸引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機制。我国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缺口较大。目前，我国农业开发强度（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仍不足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农业研发强度适当标准，更是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远不能满足需要。鉴于政府在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地位，各级政府要采取更多的政策和措施加大投入力度，优先保证政府财经预算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使农业科技投入与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基本持平。同时，要重视开发社会上的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多形式、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拓宽农业科技的投入渠道。
再次，发挥涉农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中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涉农企业在农业研发方面的投入比例有所增加，但投入仍严重不足，创新产出水平不高。要制定相应的财政、金融扶持政策，充分发挥涉农企业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提高涉农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最后，确定农业科技的投入重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目前，我国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不足与资金使用上的低效并存。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做好农业科技投入开源的同时，也要科学合理地节流，建立资金高效的运作机制。在农业科技投入的项目选择上，要因地制宜而不是“随大流”，要根据地方农业发展战略和功能需求确定重点投资项目，集中资金统筹协调办大事;同时，要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克服体制性障碍，健全合理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