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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是父亲陈兴发诞辰100周年。父亲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一位老红军的责任和坚守。往事历历在目，我们谨以此文来追忆和纪念父亲。
少年尚武 誓灭不平创太平
1913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父亲出生于江西省贵溪市古港镇裴源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村里人习惯叫他的小名“嘎崽俚”。
因为家里穷，父亲无钱读书，就跟我祖父一道种田打猎为生。这一带山高林密，长年的奔波也练就了父亲过人的体魄和脚力。憨实的祖父对我父亲说：“嘎崽俚，你找个师傅练练拳脚吧，有了功夫就不怕地主老财欺负了。路见不平还可以伸张正义呢！”
原来，祖父认识一位流浪江湖的义和团拳师，此人已经60多岁了，依然臂力惊人、身手敏捷。他一个人孤伶伶地住在村西头山脚下的一间破茅屋里，以打铁为生。人们只知道他姓周，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就干脆叫他“周大锤”。“周大锤”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上吐下泻，是祖父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高高的悬崖上采来草药，连续几个日夜服侍，才转危为安的。这期间，父亲忙前忙后，给“周大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是外姓人，“周大锤”是外乡人，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更加亲密。“周大锤”知道我父亲是独子，本着秘诀不外传的原则，千叮咛万嘱咐我父亲要严守秘密。就这样，父亲天天三更起床，跟着“周大锤”刻苦习武。
父亲从10岁拜师，直至他17岁参加革命，村里没有人知道他会拳脚功夫。
1929年底，方志敏、邵式平的队伍开进了裴源，赣东北土地革命掀起了高潮。父亲悄悄瞒着我祖父母报名参了军。父亲当晚向“周大锤”告别，师徒俩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大碗谷酒。临别前，“周大锤”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嘎崽俚，你要记住，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它是扫除天下不平，创建穷人的太平，干这样的事，值！”
父亲随红军走后，反动势力还乡团卷土重来，疯狂地镇压革命。不久，祖父母等6位亲人先后被敌人杀害。
壮士一去不复还，父亲从此戎马纵横，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没有回过故乡。
出生入死 铁骨铮铮唱大风
1933年1月，赣东北红十军调中央苏区，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的一部分，父亲在寻淮洲、萧劲光、粟裕、刘英等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任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特务连连长。1933年6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为加强战斗力，父亲转任该团机枪连连长，后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营长。北上失利后，父亲随粟裕等人突围，转入工农红军浙南挺进师（新四军第一师前身）。在一次激烈战斗中，父亲被敌军子弹打进左眼，穿过大脑，头负重伤。1936年，父亲伤愈后，又跟随陈毅在赣粤边游击队与敌人英勇斗争。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当年11月，父亲随陈毅去湘赣边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下山改编的指示。不料却被该游击队关押，误认为他们叛变了革命。游击队员说，我们抗日反蒋，为什么要接受国民党的改编？不管怎么解释，游击队员就是不信。被关押两天后，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中央是有改编游击队的指示，成立新四军，这是抗日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大局的需要。就这样，二人才化险为夷，虚惊一场。
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在陈毅身边做贴身警卫工作。由于他的机智勇敢，平时又很少露面，许多情报传递都交给他完成。他经常出入敌人封锁线，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又是农民，一会儿出现在城市街头，一会儿又消失在田野密林。父亲的行踪只有少数新四军领导知道。
有一次，为了送出一份情报，父亲与战友们抬起了棺材大模大样地通过敌人关卡。
“站住！干什么的？停下来检查！”敌人连出殡的也不放过，检查非常严。这种情况下，没有大智大勇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父亲一身白寿衣，沮丧着脸说：“出殡！”
“打开棺材看看！”敌人举起刺刀就要撬棺盖。
父亲不慌不忙地说：“是麻风病死的，还要看吗？”
“还不快打开！少啰唆！”
棺盖打开了，一阵恶臭冲鼻而来，敌人吓得连连后退，挥挥手吼道：“刁民，快滚快滚！”
原来，父亲将重要的情报放在了尸体下面。
陈毅听完这件事后，一拳捶在父亲肩上开玩笑地说，你家又死了一个“亲戚”，可悲可叹。不苟言笑的父亲也禁不住乐弯了腰。
还有一次，父亲装扮成一个砍柴的农民去送情报，不巧半路上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见他黑不溜秋的，一脸苦相，上前就是一个巴掌。崎岖的山路上能有一个挑夫，敌人高兴了。一个军官走上来恶狠狠地说，老表，老老实实给弟兄们挑东西，过了山头就给你吃红薯，要是不老实，哼！他指了指腰间的驳壳枪。
父亲不声不响地挑上七八个敌人的长枪，再加上自己砍的一担柴，默默地走在他们中间。他一路走，一路观察地形和敌人的举动，寻找脱身的机会。
在过一处石崖时，父亲突然抽出扁担，抖落枪支和柴禾，呼呼几扁担，就将七八个敌人打倒，然后纵身滚下崖坡，逃得无影无踪。他只听见子弹嗖嗖地在山野里乱飞。
像这样惊心动魄的事，在父亲身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马不解鞍 平凡工作见真情
1949年，父亲随陈毅解放上海，担任华东军区交际处副处长、华东军区第一招待所所长职务。然而，父亲全然不顾个人伤情和陈毅、曾山、刘瑞龙等老首长及战友们的劝阻，强烈要求回江西老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父亲任贵溪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52年底，父亲在江西省军区干部团学习一年后，组织上征求父亲的意见（因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先后负伤9次，父亲不留恋城市，要求去边远山区工作），安排他到革命老区宁冈县工作。父亲毫不犹豫地说：“我服从组织安排，我要到边远山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尽我一份微薄的力量。”
1953年，父亲在中共吉安地委干校学习半年，期间由地委出面，为照顾父亲的衣食住行，把周桂香介绍给父亲，不久二人结婚。随后的几十年里，母亲默默无闻地为父亲支撑着这个家，奉献年华，养儿育女，直到1987年不幸逝世。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两人长途跋涉到了宁冈龙市镇。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向县长请求工作。当他向县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县长激动地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是革命功臣，我们得向你学习才对。”
父亲说：“我以前是军人，现在还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服从党的安排，我要干具体的工作。”县长再三挽留父亲在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工作，但他就是不肯。最后，父亲来到县供销社任主任。
父亲和职工们一道挑起货郎担，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凡的成绩，先后获全省供销社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20世纪50年代初，山区人民用纸困难，地区要求建造纸厂。在创办造纸厂遇到资金困难时，父亲亲自到上海，找到老领导，争取到上海市给予的支援50万元创办资金。县造纸厂顺利创办，解决了当地的燃眉之急。
父亲越干越有劲，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他觉得，工作就与战斗一样，只要忘情地投入，勇敢地面对，就会捷报频传。
职工们都说，这个老红军呀，就像个老农民。别说他是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就连我们也不如他健壮。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父亲担任了外围警卫副总组长。毛主席的贴身警卫汪东兴主任见到我父亲时，非常惊讶，在得知父亲的情况后，主动提出要为父亲申请调动到更好的岗位，父亲却婉言谢绝：“很多同志性命都丢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了，我能有现在已经很满意、很知足了，我没有任何困难。”
1966年，父亲光荣离休，享受行政11级待遇。
1973年，萧劲光大将得知我父亲尚在人世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亲自指示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和省民政厅，要妥善安置他的晚年生活（海军政治部拨出专款安家费6000元，省委组织部2000元，省民政厅2000元，为父亲建房安家。时任鹰潭镇民政局局长熊国胜征求我父亲选地段时，父亲高风亮节，讲不用单独建房，能住就行）。
1974年春，父亲举家迁往鹰潭。那年，长子高中毕业，按当时政策可以直接留城分配工作，但父亲不同意，让他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长子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到了鹰潭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1975年，次子初中毕业，志愿参军，但父亲坚持让他到乡下锻炼。后来次子还是当了兵，保家卫国。
1975年，父亲的一位堂兄从弋阳到鹰潭来就医，希望父亲出面为他免去治疗费用。当时解放军第一八四医院已经同意，但父亲却不肯，宁愿自己出钱。这位堂兄不忍我父亲增加负担，就决定放弃治疗，回家不久就因病去世。父亲知道消息后，流下了泪。虽然觉得愧对堂兄，但父亲却依然坚持不让自己和亲属占国家的便宜。
1977年，父亲被邀请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与中共江西省委、省军区组织的全省红军长征老干部一道乘专列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在京期间，父亲先后到萧劲光大将、粟裕大将家做客，战友重逢，喜不自禁。
1980年初，父亲因头部枪伤复发逝世。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派出专人，并委托中共上饶地委、行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南京军区政治部、福州军区政治部、海军政治部派出专人参加悼念活动或发来唁电。《江西日报》刊发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同年国家民政部授予父亲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责任编辑 万 强
少年尚武 誓灭不平创太平
1913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父亲出生于江西省贵溪市古港镇裴源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村里人习惯叫他的小名“嘎崽俚”。
因为家里穷，父亲无钱读书，就跟我祖父一道种田打猎为生。这一带山高林密，长年的奔波也练就了父亲过人的体魄和脚力。憨实的祖父对我父亲说：“嘎崽俚，你找个师傅练练拳脚吧，有了功夫就不怕地主老财欺负了。路见不平还可以伸张正义呢！”
原来，祖父认识一位流浪江湖的义和团拳师，此人已经60多岁了，依然臂力惊人、身手敏捷。他一个人孤伶伶地住在村西头山脚下的一间破茅屋里，以打铁为生。人们只知道他姓周，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就干脆叫他“周大锤”。“周大锤”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上吐下泻，是祖父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高高的悬崖上采来草药，连续几个日夜服侍，才转危为安的。这期间，父亲忙前忙后，给“周大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是外姓人，“周大锤”是外乡人，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更加亲密。“周大锤”知道我父亲是独子，本着秘诀不外传的原则，千叮咛万嘱咐我父亲要严守秘密。就这样，父亲天天三更起床，跟着“周大锤”刻苦习武。
父亲从10岁拜师，直至他17岁参加革命，村里没有人知道他会拳脚功夫。
1929年底，方志敏、邵式平的队伍开进了裴源，赣东北土地革命掀起了高潮。父亲悄悄瞒着我祖父母报名参了军。父亲当晚向“周大锤”告别，师徒俩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大碗谷酒。临别前，“周大锤”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嘎崽俚，你要记住，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它是扫除天下不平，创建穷人的太平，干这样的事，值！”
父亲随红军走后，反动势力还乡团卷土重来，疯狂地镇压革命。不久，祖父母等6位亲人先后被敌人杀害。
壮士一去不复还，父亲从此戎马纵横，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没有回过故乡。
出生入死 铁骨铮铮唱大风
1933年1月，赣东北红十军调中央苏区，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的一部分，父亲在寻淮洲、萧劲光、粟裕、刘英等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任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特务连连长。1933年6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为加强战斗力，父亲转任该团机枪连连长，后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营长。北上失利后，父亲随粟裕等人突围，转入工农红军浙南挺进师（新四军第一师前身）。在一次激烈战斗中，父亲被敌军子弹打进左眼，穿过大脑，头负重伤。1936年，父亲伤愈后，又跟随陈毅在赣粤边游击队与敌人英勇斗争。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当年11月，父亲随陈毅去湘赣边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下山改编的指示。不料却被该游击队关押，误认为他们叛变了革命。游击队员说，我们抗日反蒋，为什么要接受国民党的改编？不管怎么解释，游击队员就是不信。被关押两天后，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中央是有改编游击队的指示，成立新四军，这是抗日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大局的需要。就这样，二人才化险为夷，虚惊一场。
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在陈毅身边做贴身警卫工作。由于他的机智勇敢，平时又很少露面，许多情报传递都交给他完成。他经常出入敌人封锁线，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又是农民，一会儿出现在城市街头，一会儿又消失在田野密林。父亲的行踪只有少数新四军领导知道。
有一次，为了送出一份情报，父亲与战友们抬起了棺材大模大样地通过敌人关卡。
“站住！干什么的？停下来检查！”敌人连出殡的也不放过，检查非常严。这种情况下，没有大智大勇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父亲一身白寿衣，沮丧着脸说：“出殡！”
“打开棺材看看！”敌人举起刺刀就要撬棺盖。
父亲不慌不忙地说：“是麻风病死的，还要看吗？”
“还不快打开！少啰唆！”
棺盖打开了，一阵恶臭冲鼻而来，敌人吓得连连后退，挥挥手吼道：“刁民，快滚快滚！”
原来，父亲将重要的情报放在了尸体下面。
陈毅听完这件事后，一拳捶在父亲肩上开玩笑地说，你家又死了一个“亲戚”，可悲可叹。不苟言笑的父亲也禁不住乐弯了腰。
还有一次，父亲装扮成一个砍柴的农民去送情报，不巧半路上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见他黑不溜秋的，一脸苦相，上前就是一个巴掌。崎岖的山路上能有一个挑夫，敌人高兴了。一个军官走上来恶狠狠地说，老表，老老实实给弟兄们挑东西，过了山头就给你吃红薯，要是不老实，哼！他指了指腰间的驳壳枪。
父亲不声不响地挑上七八个敌人的长枪，再加上自己砍的一担柴，默默地走在他们中间。他一路走，一路观察地形和敌人的举动，寻找脱身的机会。
在过一处石崖时，父亲突然抽出扁担，抖落枪支和柴禾，呼呼几扁担，就将七八个敌人打倒，然后纵身滚下崖坡，逃得无影无踪。他只听见子弹嗖嗖地在山野里乱飞。
像这样惊心动魄的事，在父亲身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马不解鞍 平凡工作见真情
1949年，父亲随陈毅解放上海，担任华东军区交际处副处长、华东军区第一招待所所长职务。然而，父亲全然不顾个人伤情和陈毅、曾山、刘瑞龙等老首长及战友们的劝阻，强烈要求回江西老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父亲任贵溪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52年底，父亲在江西省军区干部团学习一年后，组织上征求父亲的意见（因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先后负伤9次，父亲不留恋城市，要求去边远山区工作），安排他到革命老区宁冈县工作。父亲毫不犹豫地说：“我服从组织安排，我要到边远山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尽我一份微薄的力量。”
1953年，父亲在中共吉安地委干校学习半年，期间由地委出面，为照顾父亲的衣食住行，把周桂香介绍给父亲，不久二人结婚。随后的几十年里，母亲默默无闻地为父亲支撑着这个家，奉献年华，养儿育女，直到1987年不幸逝世。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两人长途跋涉到了宁冈龙市镇。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向县长请求工作。当他向县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县长激动地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是革命功臣，我们得向你学习才对。”
父亲说：“我以前是军人，现在还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服从党的安排，我要干具体的工作。”县长再三挽留父亲在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工作，但他就是不肯。最后，父亲来到县供销社任主任。
父亲和职工们一道挑起货郎担，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凡的成绩，先后获全省供销社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20世纪50年代初，山区人民用纸困难，地区要求建造纸厂。在创办造纸厂遇到资金困难时，父亲亲自到上海，找到老领导，争取到上海市给予的支援50万元创办资金。县造纸厂顺利创办，解决了当地的燃眉之急。
父亲越干越有劲，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他觉得，工作就与战斗一样，只要忘情地投入，勇敢地面对，就会捷报频传。
职工们都说，这个老红军呀，就像个老农民。别说他是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就连我们也不如他健壮。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父亲担任了外围警卫副总组长。毛主席的贴身警卫汪东兴主任见到我父亲时，非常惊讶，在得知父亲的情况后，主动提出要为父亲申请调动到更好的岗位，父亲却婉言谢绝：“很多同志性命都丢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了，我能有现在已经很满意、很知足了，我没有任何困难。”
1966年，父亲光荣离休，享受行政11级待遇。
1973年，萧劲光大将得知我父亲尚在人世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亲自指示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和省民政厅，要妥善安置他的晚年生活（海军政治部拨出专款安家费6000元，省委组织部2000元，省民政厅2000元，为父亲建房安家。时任鹰潭镇民政局局长熊国胜征求我父亲选地段时，父亲高风亮节，讲不用单独建房，能住就行）。
1974年春，父亲举家迁往鹰潭。那年，长子高中毕业，按当时政策可以直接留城分配工作，但父亲不同意，让他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长子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到了鹰潭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1975年，次子初中毕业，志愿参军，但父亲坚持让他到乡下锻炼。后来次子还是当了兵，保家卫国。
1975年，父亲的一位堂兄从弋阳到鹰潭来就医，希望父亲出面为他免去治疗费用。当时解放军第一八四医院已经同意，但父亲却不肯，宁愿自己出钱。这位堂兄不忍我父亲增加负担，就决定放弃治疗，回家不久就因病去世。父亲知道消息后，流下了泪。虽然觉得愧对堂兄，但父亲却依然坚持不让自己和亲属占国家的便宜。
1977年，父亲被邀请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与中共江西省委、省军区组织的全省红军长征老干部一道乘专列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在京期间，父亲先后到萧劲光大将、粟裕大将家做客，战友重逢，喜不自禁。
1980年初，父亲因头部枪伤复发逝世。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派出专人，并委托中共上饶地委、行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南京军区政治部、福州军区政治部、海军政治部派出专人参加悼念活动或发来唁电。《江西日报》刊发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同年国家民政部授予父亲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