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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共四大;组织建设;群众性政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3-0036-05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赞同“劳工神圣”的口号，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特殊的组织关系，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接受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并试图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在国共合作的政治大格局之下，国民党右派加大了对中共的排挤力度。中共意识到只有明确自身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实现“工农联盟”、建立群众性政党，才有可能取得国民革命运动的胜利。
（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逐渐明确。中共四大以前，中共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和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逐渐明确，并在中共四大期间逐渐成熟。
第一阶段，“劳工神圣”：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初步认识。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就已经认识到由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罗斯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方面，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情工农大众，赞同“劳工神圣”的口号，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将工人阶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看成社会的‘台柱子’”。[2]
第二阶段，“天然领导权”：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深入认识。1924年8月，彭述之从苏联回国，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彭述之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革命，而且必然会走上反革命道路。尽管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不多，但是与资产阶级的数量比起来“要强过资产阶级无数倍”。而且中国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觉悟和“革命的要求”，革命的能量十分强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3]
第三阶段，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在中共四大期间逐渐成熟，成熟的标志是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作了最充分的肯定。陈独秀认为越是上层阶级越具有革命妥协性，而越是下层阶级越具有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往往是“急进的先锋”、决定革命成败的“重要分子”、国民革命的“督战者”。这种认识的基本精神贯穿于中共四大通过的文件和议决案，主要表现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中，明确指出：“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4]可见，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夠得到胜利。”[5]中共四大在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都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因此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共四大会议确定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中共四大的灵魂所在。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组织关系。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人员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国共合作的开展以及群众性政党建设提供了关键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还明确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6]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就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党的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7]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因此决议指出，“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8]。中共三大召开之前，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就曾提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9]中共四大即将召开的前一个月，维经斯基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指出，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10]。这个把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的目标，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成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独立地开展政治活动。
（三）国共合作中的斗争需要。一是国共合作中的矛盾。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虽然两党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但是两党在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动力、革命策略与革命前途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显露无疑。比如在革命策略方面，陈独秀对国民党依靠一派军阀反对另外一派军阀，而不是依靠工农开展革命运动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致函国民党领袖，并在《向导》等报刊上发文批评国民党的革命道路，结果却招致国民党右派的压制和责难，甚至孙中山也对陈独秀的批评表示不满。1923年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中共建立不久，党员人数寥寥，却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占据重要职权，自然会引起国民党许多老党员的担心和排挤。 二是对“马林路线”的斗争。“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党的领袖陈独秀对党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共三大期间，马林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蔡和森进一步解释：“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11]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马林路线的指引下，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强调，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决议案》特别指出：“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12]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工作开始出现关门主义倾向，以致党在实际工作中致力于国民党的工作和帮助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而忽略了自身的建设，中共三大后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党的组织发展不快，甚至有的地方停顿不前。因此，中共四大开始重新思考党的自身组织建设问题。
总之，在国共合作的同时，如何从革命大局出发，保持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如何通过组织建设从而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是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内面临的最大难题。
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获得领导权，则必须实现党的群众化，而群众性政党的建设离不开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只有建立强有力的党的各级组织，才能保证领导权的实现。只有解决组织问题，党才能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因此，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13]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基本目标决定了要把党的组织设立在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之中，最大程度与群众联系在一起，从而保证党的政治主张的顺利实现。因此，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明确规定了“三人一支部”原则，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自身组织建设，以支部建设为立足点，推动了群众性政党的形成。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正是中共四大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步骤和措施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群众性政党才得以逐步形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大会决定，为着扩大我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集聚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大会提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党指导之下，即使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党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
二是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农入党。为了克服组织工作中的闭关主义，以便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广东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其他地方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14]
三是修改党章，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大会通过的《對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并要求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15]
四是强化组织部，组织党团。中共四大针对中央指导地方组织不力的状况，决定“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结构和分工也作了具体规定，加强了组织部的地位，并规定组织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使党的印刷品“能够经常地传布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决议案强调设立党的印刷品机关是“给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16]此外，还要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共的党团，以便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中共四大对组织建设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大会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群众性的共产党”，进一步回答了中国革命依靠谁的重要问题。
（一）实现了向群众性政党建设的转变。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就提出了把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的目标，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对“群众性共产党”建设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以后，党的组织建设出现了精英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导致中共三大后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党的组织发展出现停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17]
直到中共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党对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必要性才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中共四大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革命形势、统一战线及党的状况出发，推动党的建设向群众性政党建设转变，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对民族革命运动及各种群众运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安排;为了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及妇女部等新机构;为了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议决案。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从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2年3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推动了工农运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切想法和措施，为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实现和加强自己的领导，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解决了中国革命依靠谁的重要问题。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来源。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着力点，着重在工农革命运动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中共四大以后，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18]。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对此，瞿秋白写到：“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19]经过中共四大，党大力吸收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不断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组织，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断适应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
（三）孕育了群众路线的思想萌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观点。在群众观点的指引下，中共四大不仅实现了向群众性政党建设的转变，而且孕育了群众路线的思想萌芽。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并孕育了群众路线思想的萌芽。蔡和森认为，“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发展到全国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20]。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在第一次国民革命运动中加强群众性政党建设的经验，根据风云突变的革命形势，适时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概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较为完整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根据地建设的依靠力量是什么、如何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群众路线”提出的根本目的和中共四大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根本目标如出一辙，二者都是为了搞清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是什么的问题。群众性政党建设为“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始终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谋利益。
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險是脱离群众。离开了群众的支持，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无从谈起;离开了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则会发生动摇。组织建设是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根本路径。群众性政党建设帮助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巩固了阶级联盟、壮大了组织力量，对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目标、途径、前途等问题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J].每周评论，1919（18）.
[2]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J].新青年，1920， 7（6）.
[3]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J].新青年，1924，国民革命专号.
[4][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28.200-201.
[5][10][13][14][15][16]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Z].37.148.75.76.76.77.
[6]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3/4427945.html.
[7]徐振岐.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31.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63.
[9]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79.
[11][20]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6.57-64.
[17][18]张明楚.“群众性政党”的提出与中共四大的作用[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2）.
[1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33.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3-0036-05
一、群众性政党建设的三大历史基础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赞同“劳工神圣”的口号，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特殊的组织关系，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接受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并试图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在国共合作的政治大格局之下，国民党右派加大了对中共的排挤力度。中共意识到只有明确自身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实现“工农联盟”、建立群众性政党，才有可能取得国民革命运动的胜利。
（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逐渐明确。中共四大以前，中共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和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逐渐明确，并在中共四大期间逐渐成熟。
第一阶段，“劳工神圣”：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初步认识。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就已经认识到由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罗斯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方面，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情工农大众，赞同“劳工神圣”的口号，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将工人阶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看成社会的‘台柱子’”。[2]
第二阶段，“天然领导权”：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深入认识。1924年8月，彭述之从苏联回国，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彭述之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革命，而且必然会走上反革命道路。尽管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不多，但是与资产阶级的数量比起来“要强过资产阶级无数倍”。而且中国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觉悟和“革命的要求”，革命的能量十分强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3]
第三阶段，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在中共四大期间逐渐成熟，成熟的标志是陈独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作了最充分的肯定。陈独秀认为越是上层阶级越具有革命妥协性，而越是下层阶级越具有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往往是“急进的先锋”、决定革命成败的“重要分子”、国民革命的“督战者”。这种认识的基本精神贯穿于中共四大通过的文件和议决案，主要表现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中，明确指出：“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4]可见，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夠得到胜利。”[5]中共四大在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都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因此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共四大会议确定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中共四大的灵魂所在。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组织关系。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人员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国共合作的开展以及群众性政党建设提供了关键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还明确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6]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就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党的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7]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因此决议指出，“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8]。中共三大召开之前，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就曾提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9]中共四大即将召开的前一个月，维经斯基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指出，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10]。这个把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的目标，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成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独立地开展政治活动。
（三）国共合作中的斗争需要。一是国共合作中的矛盾。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虽然两党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但是两党在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动力、革命策略与革命前途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显露无疑。比如在革命策略方面，陈独秀对国民党依靠一派军阀反对另外一派军阀，而不是依靠工农开展革命运动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致函国民党领袖，并在《向导》等报刊上发文批评国民党的革命道路，结果却招致国民党右派的压制和责难，甚至孙中山也对陈独秀的批评表示不满。1923年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中共建立不久，党员人数寥寥，却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占据重要职权，自然会引起国民党许多老党员的担心和排挤。 二是对“马林路线”的斗争。“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党的领袖陈独秀对党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共三大期间，马林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蔡和森进一步解释：“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11]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马林路线的指引下，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强调，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决议案》特别指出：“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12]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工作开始出现关门主义倾向，以致党在实际工作中致力于国民党的工作和帮助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而忽略了自身的建设，中共三大后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党的组织发展不快，甚至有的地方停顿不前。因此，中共四大开始重新思考党的自身组织建设问题。
总之，在国共合作的同时，如何从革命大局出发，保持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如何通过组织建设从而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是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内面临的最大难题。
二、中共四大认定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根本路径是组织建设
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获得领导权，则必须实现党的群众化，而群众性政党的建设离不开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只有建立强有力的党的各级组织，才能保证领导权的实现。只有解决组织问题，党才能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因此，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13]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基本目标决定了要把党的组织设立在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之中，最大程度与群众联系在一起，从而保证党的政治主张的顺利实现。因此，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明确规定了“三人一支部”原则，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自身组织建设，以支部建设为立足点，推动了群众性政党的形成。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正是中共四大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步骤和措施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群众性政党才得以逐步形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大会决定，为着扩大我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集聚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大会提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党指导之下，即使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党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
二是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农入党。为了克服组织工作中的闭关主义，以便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广东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其他地方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14]
三是修改党章，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大会通过的《對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并要求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15]
四是强化组织部，组织党团。中共四大针对中央指导地方组织不力的状况，决定“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结构和分工也作了具体规定，加强了组织部的地位，并规定组织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使党的印刷品“能够经常地传布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决议案强调设立党的印刷品机关是“给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16]此外，还要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共的党团，以便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三、中共四大的组织建设实现了对群众性政党的探索
中共四大对组织建设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大会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群众性的共产党”，进一步回答了中国革命依靠谁的重要问题。
（一）实现了向群众性政党建设的转变。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就提出了把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的目标，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对“群众性共产党”建设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以后，党的组织建设出现了精英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导致中共三大后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党的组织发展出现停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17]
直到中共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党对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必要性才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中共四大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革命形势、统一战线及党的状况出发，推动党的建设向群众性政党建设转变，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对民族革命运动及各种群众运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安排;为了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及妇女部等新机构;为了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议决案。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从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2年3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推动了工农运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切想法和措施，为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实现和加强自己的领导，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解决了中国革命依靠谁的重要问题。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来源。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着力点，着重在工农革命运动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中共四大以后，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18]。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对此，瞿秋白写到：“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19]经过中共四大，党大力吸收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不断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组织，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断适应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
（三）孕育了群众路线的思想萌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观点。在群众观点的指引下，中共四大不仅实现了向群众性政党建设的转变，而且孕育了群众路线的思想萌芽。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并孕育了群众路线思想的萌芽。蔡和森认为，“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发展到全国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20]。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在第一次国民革命运动中加强群众性政党建设的经验，根据风云突变的革命形势，适时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概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较为完整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根据地建设的依靠力量是什么、如何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群众路线”提出的根本目的和中共四大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根本目标如出一辙，二者都是为了搞清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是什么的问题。群众性政党建设为“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始终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谋利益。
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險是脱离群众。离开了群众的支持，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无从谈起;离开了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则会发生动摇。组织建设是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根本路径。群众性政党建设帮助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巩固了阶级联盟、壮大了组织力量，对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目标、途径、前途等问题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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