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同志去世了，这是我们雕塑界的大损失。朝闻同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以他的雕塑实践和艺术理论滋育了我们一代人。我们，可以说，就是在他的艺术理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在解放初期，成立中央美术学院时，他就是教务长，正是他组织了“红五月”创作竞赛。他不同于以后很多赛事的组织者，不声不响地评完然后发奖完事，他可是在创作期间去关心学生的创作过程，了解各种问题，评奖中又亲自做十分具体而又特别有启发性的总结，使我们懂得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懂得了真正的“理想和概念化”的关系。他的《民兵》和《刘胡兰》提供了最好的榜样。之后不久，他出版了《新艺术创作方法论》，这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后来，我到前苏联去留学，只有这一本书是一直在手头翻看的。甚至我对罗丹的理解和对柯勒惠支的热爱都是这本书的功劳。
　　朝闻同志始终特别关心雕塑。记得在留苏期间回国实习，遇到了王朝闻同志，他特别让我仔细研究欧洲雕刻家对眼睛、眼神的处理。这就使我认真钻研了大雕刻家乌东的方法。对他雕凿眼睛的细致和严谨，做了系统的研究。研究了他如何处理眼球和眼睑的关系，如何将眼睛的深层和浅层、睫毛的长短、瞳孔的虹彩、光线照射和反光的变化，都弄得一清二楚，发现有时他竟将眼球雕凿得像钟表齿轮似的，这是以前所不可想象的。这使我的雕塑实践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只听说王朝闻同志在研究《红楼梦》，已写了多少万字等等。但对雕塑的具体问题较少过问了，于是我们之间的接触也较少了，我深深地怀念这位使我终身受益的、感到十分亲切的长者和智者。感谢这位真正推动了新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