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要到何时
　　今年35岁的钢厂工人侯立保已经十几天没有上班了，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失业。每次有人问起，他都回答说老板让他在家“休假”，等厂里有活儿时再喊他回去。
　　侯立保是河北省武安市一家钢厂的烧结工人。“北有迁安，南有武安”，武安与迁安同为河北省的钢铁大县，武安为邯郸市下属县级市，面积不足北京1/9，在河北乃至中国的钢铁行业版图中占据重要席位，拥有18家钢铁企业，也是中国四大富铁矿基地之一。
　　一想到有人已经“休假”了三个多月还没复工，侯立保就更加着急。虽说没有正式解除劳动关系，但一放假，工资也停发了。侯立保每个月的工资是2700元。
　　他理解老板的苦衷：钢厂困难，活计不多，所以工人放假回家。
　　“但他们也不管哪些工人干得好，哪些工人干得差，直接就把我们撵回家了。”皮肤黝黑、身高马大的侯立保有些愤怒。
　　不少钢厂工人决心主动辞职，另谋饭碗。“可能这也正是钢厂希望看到的，通过这种方式变相裁员。”侯立保说。
　　记者在位于武安市南环路南侧的河北文丰钢铁有限公司一厂内看到，烟囱还在冒出滚滚浓烟，运送铁矿粉、煤炭的大货车亦不时出入厂区。而位于下白石路口的二厂则一片冷清，除了门口的三名保安，厂区内目之所及，空无一人。
　　但许多钢铁厂都否认裁员，有的称，将员工从炼钢炼铁等主业分流到二次创业项目岗位，这些分流出去的人依然是在敬业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分流到了海外；有的说，我们没有裁员，只是做了人员转移，员工自愿报名，目前尚未确定人员数量。
　　“竟然是真的”
　　在2015年的后半年，张萍发现，在青山，连擦皮鞋的都知道，“武钢效益不好了”。
　　2015年结束的时候，张萍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下简称武钢）的职业生涯，也被迫结束了。和她一样遭遇的，还有集团公司里的数万人。
　　他们曾共同面临这样的背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钢铁行业受到重创。但“4万亿投资拉动”的政策，减缓了对这个行业的冲击。
　　2013年，随着投资拉动政策“关照”的弱化，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压力，也迅速传导到了央企。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也无法置身于这场危机之外。2016年3月30日，武钢的官网上这样形容当下的形势：这是钢铁行业的“冰冻期”时代，这是钢铁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时刻……
　　去产能的背景下，裁员成了企业“活下去”的重要抓手。
　　40岁的张萍，就这样为这场变革做了最后的“贡献”。这时，她已在武钢工作22年。
　　“央企的孩子……”张萍这样形容她们曾经的身份，“但现在，突然有失去妈妈的感觉，已经不适应社会了。”
　　“从没想过公司会裁员。”18岁开始，张萍就在武钢金山店铁矿上班，结婚生子，也在这里完成。
　　1998年前后，当全国国企职工大裁员时，张萍所在的金山店铁矿，丝毫没有感受到裁员风波的影响。
　　“这回竟然是真的！”张萍至今都不敢相信。
　　1993年，张萍初中毕业后，以顶职的名义进入武钢上班。她顶替的是父亲的岗位。顶职政策，产生了很多“工二代”：父亲（或母亲）是工人，子女也有相应名额，进入国企做工人。
　　作为家中长女，通过顶职，张萍延续了父辈的身份，也延续了平稳而殷实的家庭经济水准。
　　顶职政策在1997年后就没有了，所以张萍一直庆幸自己早生几年。如今看来，“早生几年”在成就她过去的同时，也毁了她的今日——“年龄大”，成为她今天下岗的硬条件。
　　很多私营企业裁员时，常以“能力”“表现”“工作态度”等作为考量，来决定员工去留，但也易诱发矛盾，比如“凭啥他比我优秀？”很多国企，为避免重大矛盾，以年龄为界“一刀切”，而不看工作能力和表现如何。
　　武钢在武汉的本部，要求女性45岁以上（含45岁），男性55岁以上（含55岁）必须“分流”。这些人，离开工作岗位后，“居家退养”。
　　武钢下属的子公司、分公司，也依据“年龄”的硬指标，来决定员工去留。张萍所在的金山店铁矿就要求女性40岁以上（含40岁），男性50岁以上（含50岁）须“分流”。
　　因属于特殊工种，原本“操作工”的张萍，到45岁才退休，但她刚好踩到被分流的时间点。
　　惶恐、不安、绝望、消沉——是张萍过去三月心态变迁的写照。
　　“铁饭碗”破了，追忆也在员工心中，不断滋长。
　　1958年9月13日，武钢正式投产时，湖南、河北、黑龙江、湖北等全国各地的人才涌入。即便厂里的普工，也是各地在拿到招工指标后，万里挑一选来的。
　　程翔1969年被招进武钢。他说，当初招工是复员军人优先，当年，他所在的公社有3个指标。当兵出身的他，在部队立过功，也顺利成为了武钢一员。程翔至今住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武钢的“红房子”里。
　　“医院、学校、饭堂，一应俱全。”程翔说，刚进武钢时，他月工资325元，不过，当时一个人每天生活费05元就已经很丰盛了。
　　此外，进武钢，生老病死基本全包了。他举例说，武钢有自己的职工医院，看病只需5分钱的挂号费，打针、吃药、动手术全免，而且住院还有每天024元的生活补助。小孩在武钢上学，也是免费的。
　　尽管低工资，但高保障让很多人以能进入武钢工作为荣，凡家中有人在武钢上班的，日子也会比别人过得好。
　　上世纪80年代，象征财富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等重要物件，率先出现在武钢人家里。武钢本部所在的青山区也曾成为引领时尚的风向标。 　　当时，“武钢男人”是姑娘们最想嫁的，“武钢姑娘”也是男人们最想娶的，但大都在武钢“内部解决”，形成相对封闭而稳定的婚恋和家庭关系，日子过得殷实、安静、平和。
　　如今，叙述这些的时候，程翔已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这些事情，真实地伴随着他几十年。当时的流行语，也可窥视武钢曾经的辉煌——“家有武钢（工人），生活不慌”。
　　如今，“家有武钢”反而是最令人慌张的时刻——因为真的裁员了！被裁的，对今后出路也存在诸多焦虑，还没被裁的，内心也很慌。
　　“现在，大家都没再去议论了，表面上很平静。”但这是“火烤乌龟”——表面上平静，里面烫得不行，因为人一出来，收入立马减少一大半。还没被分流的，也担心自己早晚被分流。
　　尽管以年龄为限的裁员标准早已公开，但裁的人数如果还没有达到，分流将持续。届时，要求分流的工人年龄，或将进一步降低。
　　2016年3月，身兼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的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作客人民网时坦承，“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这8万人不可能都炼铁、炼钢，只能有3万人炼铁、炼钢，可能有4万人、5万人要找别的出路”。
　　走向社会 路在哪里？
　　“男的做保安，女的做保洁。”这是走出钢铁厂后，多数工人的命运。
　　更多的人，连保洁、保安都做不成。
　　今年3月19日，武汉市总工会等部门，组织了一场专门援助武钢人再就业的招聘会。张萍和一些同事，也从金山店镇赶去武汉参加。
　　填写求职简历时，张萍就遇到了难题——求职简历上的“身份”一栏，张萍写下了“工人”二字，但很快，她意识到不对劲。随即，她将“工人”二字划掉，但随后笔头悬在半空，很久，她都不知道怎么填才合适：国家干部？农民？都不是。原本的工人身份，也随着她离开武钢而离开了她。
　　张萍至今仍没能找到工作。她感觉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在武钢22年里，她的人生就是从家里到厂里。
　　武汉市青山区人力资源市场附近有很多介绍用工的中介，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不愿招录和推荐这些工人，除年纪大外，“懒”是他们对这个群体的普遍评价。
　　科隆中介的老李说，“他们要高工资，又要每个月休息8天，还要劳动强度低，你是老板你会要吗？”
　　张雨琳认为“中介有偏见”。在张看来，并不是工人懒，而是几十年来，他们已习惯过去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我们刚出来时，面对急剧变化的用工环境，确实很难适应，但只要给我们机会，慢慢就能适应”。
　　钢都花园是部分武钢工人居住地。在钢都花园123街坊大门外，有个中百仓储超市。前段时间，超市来了几个武钢的工人，但干不了几天，扔下一句“比武钢还累”就走了。
　　武钢出来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尝试去餐馆洗碗或到宾馆做保洁，但长期弯腰，腰很酸很累，受不了。
　　“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命。”这些工人这样形容私企的用工环境。
　　幸运的是，武钢本部，被“分流”出来的工人，每月还可从武钢领取2000元左右的生活费，“五险一金”也由武钢缴纳。这些福利将延续到他们退休。此后，他们的生计由退休金接济。
　　武汉本部出来的人，因有一定的保障，加上外面不好就业，更多的人选择呆在家中打打麻将，宁过清苦日子，也不愿再出去受苦受累和受气。
　　不过，武钢一些下属公司的保障没那么高。张萍从金山店铁矿分流后，一个月只能从公司拿到658元。武钢的鄂钢分公司，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这些补助尽管较低，但也可一直帮补到工人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