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愈加趋于成熟以来，日本以“研究中国问题”“关切中国时事”为由，设立了众多官方机构及官方附属机构，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农业、矿产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本文以日本官方机构在近代对贵州省的调查为研究内容，梳理分析其在近代对贵州省的调查历程、调查涉及领域及各机构的调查重点等方面的内容。揭示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的历史变迁及其调查的侵略本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对近代日本官方机构贵州调查方面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近代日本 官方机构 贵州调查 文献研究
近代以来，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山县有朋、福泽谕吉等为代表的日本理论界逐步完善军国主义扩张的“大陆政策”，并在历次侵略扩张中不断对其“丰富、细化、升级”，成为侵占中国、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政策。1基于此，近代日本专门设立了众多的官方机构及官方附属机构，深入中国各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农业、矿产等各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并将调查资料进行编辑汇总，形成调查报告、图书等上报至日本高层，为后期日本相关的侵华政策制定及战争准备提供了准确详实的参考资料和文献。上述调查资料，从客观上来说，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代日本中国调查的侵略本质。2因而对于近代日本官方调查机构的在华调查研究及其研究资料的整理分析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目的
中国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研究近代日本机构在华调查的重要性，对相关机构及其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颇丰。解学诗通过对战时满铁的若干调查及观点的研究指出满铁的在华调查目的在于尽快利用中国既有社会结构，推行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调查偏重于农业和农村。3郭传芹对东亚同文书院在1937至1943年间在中国的调查资料进行了整理论述，指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实质是为侵略战争服务，但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战时日本在中国实施的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4武向平详细论述了近代以来日本陆地测量部在中国开展的军事情报收集与兵要地图盗绘活动，揭示了该机构的间谍性质。1张国艳对东亚同文会、日本驻华领馆等机构在江西境内的调查进行了梳理分析，揭示了其“江西调查”的侵略本质。2
如上所述，国内对于近代日本机构在华调查的研究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度，对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调查机构在华的调查及资料的研究也颇为重视。但是既往的研究更多关注近代日本单一机构的在华调查，对日本在华调查机构的整体性研究略有欠缺;且研究涉及对象多为战时中日交战激烈的东北、山东、江西、上海等地，鲜有涉及内陆地区，特别是对战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作为抗战大后方之一的贵州省的研究极为薄弱。通过资料搜集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在华调查机构对贵州省的调查也具有一定数量，因此，对近代日本在华机构的贵州调查进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贵州的相关调查为研究内容，梳理分析其在近代对贵州省的调查历程、调查涉及领域及各机构的调查重点等方面的内容，揭示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的历史变迁及其调查的侵略本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对近代日本官方机构贵州调查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贵州调查活动概况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加紧搜集周边国家情报，为日后的殖民扩张做准备。3基于此，日本官方与民间开始设立众多的调查机构。这些调查机构或是打着“研究中国问题”“关切中国时事”的幌子，深入中國内地，对中国各省的政治、经济、农业、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尽的调查，并绘制相关地图资料;或是以在中国各地开设的领事馆为主要据点，搜集中国的经济贸易情报;或是直接派遣军官秘密潜入中国各军事要地搜集中国各地兵力部署、武器配备等相关信息，而这些机构对贵州省的相关调查也在此期间悄然展开。
近代日本官方机构针对贵州省进行的调查从1889年开始到1946年，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七年。调查总计一百二十二件次，平均每年约二点一四件次。先后共有包括东亚问题研究所、景气研究所、东洋协会、东亚实进社、东亚同文会、兴亚院、陆军恤兵部、外务省、台湾总督府、东亚研究所、满铁、大藏省、陆地测量部在内的十三个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进行了针对性调查。相关调查涉及贵州省产业结构、经济、交通建设、领事报告、时事、关税、矿产、农业等十四个领域，调查范围之广，几乎涉及贵州省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且，东亚实进社和东亚同文会分别在1917年至1919年、1907至1946年间对近代贵州省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查和资料搜集。调查搜集的各种资料经过整理汇总之后，主要以图书、杂志、地图的形式上报至日本高层或在日本国内出版。
在十三个官方调查机构中，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的调查件次最多，高达三十二件次，占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调查总数的约百分之二十六点二二。该机构对近代贵州的调查集中在地图盗绘领域，对贵州省内各地区的道路、地形等交通路线和自然环境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记录，并绘制成军用地图，为后期日本入侵中国做好前期准备。大藏省对近代贵州省的调查仅次于陆地测量部，达到二十三件次，占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调查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八五，主要针对近代贵州省的政治和时事领域进行调查。并且，在十三个官方调查机构中，大藏省的调查时间跨度是最长的，长达五十二年。满铁和东亚研究所以各十二件次的调查总量处于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的第三梯队，对近代贵州省经济、贸易、能源、矿产、农业领域进行了详尽调查。这些官方机构对近代贵州的调查总量和主要涉及领域参见表一。
在十三个官方调查机构中，兴亚院、陆军恤兵部、外务省、台湾总督府、东亚研究所、满铁、大藏省、陆地测量部为日本政府直接出资设立并管辖的官方机构。东亚问题研究所、景气研究所、东洋协会、东亚实进社、东亚同文会虽然不直接归属日本政府管辖，但是这些机构在中国的调查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日本政府的资助，并且其调查活动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直接相关，直接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及对华政策实施。换而言之，以上五个机构在近代是以一种直接服务于日本政府的非官方直属的编外机构存在的，其相关调查活动与日本当时的国策及对外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以上五个机构在近代对贵州省进行的相关调查视为日本官方机构调查进行研究。 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1889年至1946年的五十七年间对贵州省进行了大规模、全方面的调查。虽然针对贵州省的调查件次与调查时间没有呈现绝对的正相关发展趋势，但是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的调查在总体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性增加的。换言之，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对贵州进行调查的五十七年间，虽然每年的调查件次之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呈现起伏波动的情况，但是总体而言，调查件次还是逐年增加的，只是这样的增加具有波动性和曲折性。在此期间的调查中，前后共出现了三次调查的峰值，参见图一。
第一次调查的峰值出现在1923年，涉及贵州省调查共计十四件次。其中包括满铁在1922年至1923年间对贵州省矿业信息的调查搜集一件次;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十期学生对贵州省经济的调查搜集一件次;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黎平县、镇远县、松桃县等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及地图盗绘十二件次。本次调查峰值主要以陆地测量部在贵州省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为主。
第二次调查的峰值出现在1938年，涉及贵州省调查共计十六件次。其中包括东亚研究会对东亚研究涉及贵州部分开展的讲座一件次;景气研究所对中南经济研究涉及贵州省经济概观的调查一件次;日本陆军恤兵部对日本侵华战争始末中涉及的贵州省部分的报道记录四件次;陆地测量部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进行的涉及贵州省境内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十件次。本次调查峰值同样以陆地测量部在贵州省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为主。
第三次调查峰值出现在1940年，涉及贵州省调查共计十六件次。其中包括满铁在1936年至1940年间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南地区进行的矿产地调查一件次;东亚研究所在1940年至1943年间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农业基础资料进行的调查一件次;兴亚院对重庆政府在贵州省及中国西南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的调查一件次;东洋协会在1935年至1940年间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铁路建设、航空现状和交通网现状进行的调查二件次;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罗甸县、荔波县、三江县、榕江县进行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四件次;东亚研究所在1940年至1944年间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煤炭生产流通情况、水利设施情况、主要矿产地情况进行的调查七件次。本次调查峰值主要以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四县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以及东亚研究所对贵州及中国的煤炭、水利、矿产地调查为主。
对于上述三次调查峰值出现的原因将在后文近代日本各主要官方机构对贵州的调查中进行详细论述。
三、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的调查研究
近代以来，虽然贵州省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官方机构在贵州省的相关调查并不如在东北、上海、山东等地频繁，形成的调查资料较之以上地区也相对有限，但是进行的调查及形成的相关资料也有一百二十二件次之多，且进行调查的官方机构也达到了十三个。而在这十三个官方机构中，各官方机构的调查件次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陆地测量部、大藏省、满铁、东亚研究所分别以三十二件次、二十三件次、十二件次、十二件次共计七十九件次调查占据了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七五，成为近代对贵州省进行调查的日本官方机构中的主力军和重点对象。此外，东亚同文会虽然在贵州省的调查仅有八件次，但是这八件次调查形成的文献资料时至今日依旧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近代贵州乃至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因此，本文將对以上五个官方机构在近代贵州进行的调查历程及涉及领域等方面进行重点分析论述。
（一）陆地测量部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陆地测量部全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是日本陆军直属官方机构。其前身最早可追溯到日本明治政府于1871年在陆军部设置的参谋间谍队，专职测量和绘制地图工作。后几经变迁，日本在1888年将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改为海军参谋部和陆军参谋部的同时，将原来的测量局扩充成为陆地测量部，直接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地形测量”“地图制作”。1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的成立，并不仅仅以日本本国的测量和绘制本国地图为主要目标，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盗绘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兵要地图和资源图，以服务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2因此，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成立以后，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图盗绘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测绘人才。其在近代对贵州省的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也由此展开。
陆地测量部在近代对贵州的调查主要集中在1910年至1941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一年，前后进行相关调查共计三十二件次，以地图盗绘为主要调查对象，这也符合陆地测量部设立的目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对贵州省进行调查期间，该机构先后对贵州省境内的镇远县、松桃县、黎平县、罗甸县、荔波县、榕江县、遵义市、贵阳市等众多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特别是在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第二野战测量队的南京小川部队盗取了大量中国兵要地图，其中就包括贵州省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八十一幅。1这些地图对于日军制定向南入侵策略以及入侵前的军事准备起到了巨大作用。陆地测量部在对贵州省进行调查和地图盗绘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集中的三次高潮，分别是在1923年、1938年和1940年。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秘密盗绘活动一般是在发动战争前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前便开始了，并且从1894年至1938年，参谋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联名编纂了《外邦测量沿革史》。2换言之，1923年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的地图盗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的必要准备之一，是针对中国进行全面地图盗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编撰《外邦测量沿革史》的基础材料之一。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地测量部在1923年对贵州省进行了十二件次的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1937年7月，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迅速占领了北平、河北、上海、陕西、山西、江苏等中国大片领土。1937年1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由此，以四川、云南、贵州为代表的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38年后期，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的进攻步伐明显迟滞。 抗战爆发前期，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是却无法达到其想要迅速占领中国全境的目的。为尽快实现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日军在1938年开始了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西南抗战大后方的秘密调查和间谍活动，军用地图的盗绘成为重中之重，加之占领南京后日军盗取的大量兵要地图，形成了对贵州以及中国西南地区调查和地图盗绘的第二次高潮。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加大了南进扩张步伐，强化了对中国南方兵要地图的盗绘。3因而加强了对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秘密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本次对贵州的调查和地图盗绘件次虽然不及前两次多，但是从进行调查和地图盗绘的地点罗甸、荔波和榕江所处位置来看，日本的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已经愈加深入贵州省内地，而不再局限于贵州省的边缘地区。
（二）大藏省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2000年期间存在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868年设立的金谷出纳所，名称几经更改。1869年日本开始实施二官六省制度，为了加强民政和财政的管理，将民部省合并进入该机构，并正式更名设立大藏省，成为负责税收、国债、印钞、银行监管等职务的重要行政官厅。
日本《官报》于1883年7月创刊，由政府公开发行，主要用于宣传政府的“政道主義”，其稿件均由政府机构选取提供。其中，“外报”栏目是《官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抄译、介绍外国报纸的内容，涉及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对中国要人的动态也常有反映。4而在近代，大藏省除了负责日本国内的税收、国债、印钞等金融业务外，还主要负责《官报》的编撰和出版。换言之，大藏省对近代贵州的调查主要是通过《官报》这一媒介来进行和实现的。
就具体数据而言，大藏省在近代涉及贵州省的相关调查从1889年开始至1941年，历时五十二年，这期间的调查虽时有中断，但是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共计二十三件次的调查中，涉及当时贵州省巡抚、布政使等官员人事变更的调查九件次，均出自《官报》的“外报”一栏;涉及贵州省学堂建设、练兵制度改革、厘金制度和铁矿开采资金募集的调查各一件次;由大藏省理财局出版的涉及贵州省及清朝铁路建设的调查报告一件次;涉及清朝在贵州设立的邮政局的调查二件次;涉及贵州省无线电信经办所建设的调查七件次。以上调查涉及当时贵州省政治、军事、教育、通信建设等多方面，而这些调查除了部分是实地调查外，其余均来自于中国国内各报刊对贵州省的报道，大藏省将这些报道进行抄译，并通过《官报》这一形式在日本国内发行，加强日本国内对贵州省乃至中国时事变动的了解。
（三）满铁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满铁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由日本天皇于1906年敕令设立。从1906年满铁建立到1945年大连解放，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其不仅经营南满铁路垄断东北铁路运输，而且在大连地区和铁路沿线的广大附属地经营采矿、冶炼、机车制造等各种加工工业，先后开设企业数以千计，是日本垄断资本、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工具。1满铁在华期间不仅对中国的资源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秘密调查。其专门设立了调查科，不仅对我国东北的经济资源和工农业生产情况进行调查，还深入中国内陆、内蒙、蒙古乃至俄国远东进行调查，为中国沦陷区和日军所到之处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充当侦察前哨，出谋划策、提供资料。2
在1922年至1941年的十九年间，满铁先后对贵州省进行了十二件次的调查。其中，关于贵州省水银矿、石油的调查各一件次;关于贵州省矿产总量、平越县矿山概况的调查各一件次;关于贵州省以及全国的大豆生产统计调查一件次;关于贵州省总体财政情况调查二件次;关于贵州以及中国中南部、南部、矿产资源文献资料的调查四件次;此外，在满铁的调查中有一份名为《国民政府重要职员表：附中国本部陆海军要员派别》的调查报告尤为引人注意，这份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及各省主要官员名单，并对国民政府陆军、海军的重要负责人派别进行分类，为后期日军的入侵及日军间谍人员的活动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满铁对贵州省的调查以矿产及矿业相关领域的调查为主，同时对贵州省的经济、农业等方面进行了调查。
满铁对贵州省的调查只是其在中国进行调查的冰山一角。其在形式上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垄断公司，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机关和情报机关，兼有政治、军事、文化侵略机关的职能;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生命线”“日本侵华的大本营和急先锋”。3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东亚研究所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1938年9月，在日本内阁企划院授意下设立了东亚研究所。第一任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担任，副总裁由大藏公望4担任。综合来看，东亚研究所设立的主要任务是为日本政府如何更好地管理占领区提供有效的国策。因此，其接受企划院和兴亚院的直接指示，专职调查对中关系。1940年以后，与满铁调查部共同进行“中国农村惯例调查”。
东亚研究所作为直接对日本内阁和兴亚院负责的国策制定机构，在1938年至1944年间先后对贵州省进行了相关调查共计十二件次。主要包括对贵州省及中国农业基础资料进行的调查一件次;对战时中国经济政策及地方财政调查四件次;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煤炭生产流通情况、水利设施情况、主要矿产地情况进行的调查七件次。其与满铁共同调查编撰的《中国矿产地一览（第二卷下）》详细记录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矿产种类、矿产分布等矿产相关情况。
（五）东亚同文会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侵华野心加剧，为了充分了解中国以便推行“大陆政策”，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的狂潮。1897年，犬养毅等人在同人会和同明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亚会，近卫笃麿等人成立了同文会，这两个团体是东亚同文会的早期雏形。11898年，经过反复磋商，“东亚会”和“兴亚会”两个团体正式合并，更名为东亚同文会。21899年12月，南京同文书院正式成立，1900年8月，南京同文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根津一担任院长。在此后的四十五年间，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各地招收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这些学生以旅行调查的名义，长期在中国活动，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上报给日本政府;有的学生还作为从军翻译，为日伪机关服务，直接参与了侵华战争。3东亚同文书院成为东亚同文会进行中国调查的最主要实施机构。在日本多种中国调查系统中，东亚同文书院历届学生的中国旅行调查持续时间最长，调查地域分布最广泛，保存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4 东亚同文书院对贵州的调查主要体现在其第十二期学生对贵州苗族进行的调查;第二十期和第二十一期学生对贵州省经济进行的调查;而对贵州省进行的最为详尽的调查则要属《中国经济全书（第十辑）》《中国省别全志（第十六卷）》和《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三份调查文书中关于贵州的调查。
《中国经济全书》是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指导、动员二百多名书院学生参加调查完成的。从1901年开始，前后历时七年，深入中国内地实地调查，最后整理而成。内容包括农政与土地权利移转、劳动者、资本、物价、财政等十九大门类，共计十二卷。5对于贵州省的调查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和地区商业。详细论述了贵州省铁路情况，包括铁路沿线情况、铁道分布、管理组织等;水运情况，包括主要水运路线、船只情况、运输总量等;矿产分布，涉及煤矿、铜矿、铁矿等矿产的分布情况以及相关加工制造业的经营情况;此外还对贵州省的人口分布、自然环境、农业发展、商业情况进行了阐述。
《中国省别全志》是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1907年至1916年间对中国各省进行的实地调查资料的合集。1917年至1920年东亚同文会在日本东京相继出版本书，共十八卷，内容涉及各省面积、人口、历史沿革、贸易、交通、度量衡、工矿等生产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6《中国省别全志（第十六卷）》详细记录了贵州省面积、人口总数、行政区划、自然环境、人种类别，并对贵州省少数民族之一的苗族的分类、具体分布以及生活狀态进行了阐释;城市涉及贵阳、安顺、铜仁、仁怀等三十七府县的地理环境、城市情况、人口、交通运输、农工商业、民众生活等方面;交通运输涵盖陆运和水运，与广西、湖南、四川等邻省相连的主要陆路和水路;邮电及电信主要是各地邮局和电报局的分布情况;主要物产及商业情况，详细论述省内大米、烟草、菜油、桐油、油漆等在各县的出产和经营情况;含纳省内林产、畜产、矿产三大产业的品种及各县具体分布情况;进出口商品叙述主要进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商业机关详述会馆、商会等商业机关设置情况;金融货币及度量衡论及各县金融机关、度量衡及通货等情况。
抗战爆发后，日本为实现其亡我中华之野心，继续组织派遣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以“旅行者”身份“深入实地调查，同时将搜集的其他内外各方面资料作了补充”，编写出《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于1941年出版，全书分九篇，篇下设章、节、款等目次，约近七十万字，着重记述被视为抗战大后方的云贵川三省。7《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中贵州卷分上、下两卷，共有表格二百馀幅、绘图五十四幅、图片三十张。涵盖贵州民族、农业、工业、商业诸领域。有贵州各县苗、夷、汉各族户数、人口、男女性别数，各县早晚气温、霜期，农作物分布、平均产量及与全国比较，耕地价格，负债农户，年度田赋实收额，家畜种类、农户平均饲养头数及与全国比较数，各县茶、烟叶、漆、桐油、药材产地、产量、销往地、销售金额，森林面积、木材产量，各县煤月产量、价格，水银产地及月产量，棉布输入各县数量，米、杂粮、蔬菜、肉、衣料等物价指数，货运价格，民国人物姓名、籍贯、出生年、任职等等，均以表格形式分别列出。绘制的有龙里、息烽、开阳、贵定、平坝、清镇、铜仁、思南、黄平、玉屏、榕江、兴义、关岭、镇宁、贞丰、威宁、德江、毕节、黔西、赤水、施秉、青溪、沿河、湄潭、仁怀、凤泉（凤冈）、大定、扎佐、修文、永兴、安顺、都江等三十多个城镇图形及贵州金属、非金属矿主要分布地，桐油、林产品输出路线变迁，贵阳附近煤田度、公路分布等图。1贵州省各方面无不涉及。
四、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贵州调查活动的实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骤强，确立了“经略中国”“雄飞海外”的战略，制定以独占中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2由此展开了一场事无巨细的对华调查活动。这其中有日本学者、商人、学生、军人的个人踏访记录;有日本各实业团体对中国经济、商业的调查;有日本各驻华使领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调查;更有满铁、东亚同文会、陆地测量部等专门官方部门对中国进行的全方位调查。这些调查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广，形成文献资料多。尽管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其本质上是为了侵略中国进行的间谍调查活动。这些调查活动多打着“研究中国问题”“关切中国时势”“加强中日互通”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不过是以调查之名，行侵略之实。
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对贵州的调查属于近代日本对华调查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中国经济全书》，还是《中国省别全志》，都对贵州省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记录。作为外国人所编撰的中国方志，其细致程度同中国国内编撰的方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调查内容越细致，就越能凸显近代日本妄想吞并中国的野心。特别是在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之后，云、贵、川三省成为了中国对日作战的大后方，战略地位迅速提高，日本对云、贵、川三省以及尚未占领的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调查愈加频繁，甚至专门编撰了《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共计九卷，涉及省区均为日本尚未侵占的国民党统治区，本次调查中绘制了大量地图，对重要城市道路、水路的调查更是细微至极，意图极为明显，就是为日本进攻中国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实现占领中国全境的目的所作资料。
对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进行整理和分析，更加揭示了当时日本所谓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一副骗人的“迷药”、魔鬼诱人的“甜言蜜语”。3无论这些调查留存的资料对现代研究贵州乃至中国近代史有多高的价值，都无法磨灭其作为近代日本侵华的罪证这一不争的事实，这些调查资料就是近代日本侵华的铁证。
五、结语
第一，近代日本官方机构的贵州调查在形式上体现了“多元一体”性。所谓“多元”就是指近代对贵州省进行调查的日本官方机构数量众多;“一体”则指调查机构虽然多，但是无论是陆地测量部、大藏省、满铁这样的官方直属机构，还是东亚同文会、东洋协会这样接受日本政府直接资助、效力于政府的编外机构，其进行的相关调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日本侵华战争做准备，服务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第二，近代日本官方机构的贵州调查是部分日本学者和日本政府双向需求的结果。近代日本对贵州省进行调查的官方机构数量达到了十三个，涉及领域几乎涵盖贵州省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除了这些官方机构以外，还有许多像岩村成允、小山一郎、刈屋久太郎这样的学者个体对贵州省及中国各方面进行了大量调查，并形成了《中国新行政区域表》《中国矿产地》和《中国农村经济新动向》等调查文献报告。这些学者出于自身研究的需要对贵州及中国进行调查，但是受到研究经费和自身经济能力的限制，部分学者无法实现其目的，对于这样一些学者，日本政府出资给予帮助，让其深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并形成调查资料。在这一过程中，学者的调查意愿得以实现，满足了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日本政府通过学者调查形成的资料文献实现了其中国调查的目的，掌握了相关的中国史料。
第三，时至今日，依旧有一些日本的极右翼分子故意扭曲、甚至歪曲侵华战争的实质，拒不承认曾经对中国及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之罪行，整理和研究近代以来日本对贵州省进行的调查及调查资料，就是为了揭露日本近代在贵州省及中国进行的学术调查和战争侵略、资源掠夺的直接联系，给拒不承认侵华事实的日本极右翼分子以当头棒喝，更为了中国年青一代能够更清醒地认识那一段历史，以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责任编辑：朱伟华
关键词：近代日本 官方机构 贵州调查 文献研究
近代以来，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山县有朋、福泽谕吉等为代表的日本理论界逐步完善军国主义扩张的“大陆政策”，并在历次侵略扩张中不断对其“丰富、细化、升级”，成为侵占中国、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政策。1基于此，近代日本专门设立了众多的官方机构及官方附属机构，深入中国各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农业、矿产等各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并将调查资料进行编辑汇总，形成调查报告、图书等上报至日本高层，为后期日本相关的侵华政策制定及战争准备提供了准确详实的参考资料和文献。上述调查资料，从客观上来说，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代日本中国调查的侵略本质。2因而对于近代日本官方调查机构的在华调查研究及其研究资料的整理分析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目的
中国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研究近代日本机构在华调查的重要性，对相关机构及其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颇丰。解学诗通过对战时满铁的若干调查及观点的研究指出满铁的在华调查目的在于尽快利用中国既有社会结构，推行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调查偏重于农业和农村。3郭传芹对东亚同文书院在1937至1943年间在中国的调查资料进行了整理论述，指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实质是为侵略战争服务，但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战时日本在中国实施的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4武向平详细论述了近代以来日本陆地测量部在中国开展的军事情报收集与兵要地图盗绘活动，揭示了该机构的间谍性质。1张国艳对东亚同文会、日本驻华领馆等机构在江西境内的调查进行了梳理分析，揭示了其“江西调查”的侵略本质。2
如上所述，国内对于近代日本机构在华调查的研究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度，对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调查机构在华的调查及资料的研究也颇为重视。但是既往的研究更多关注近代日本单一机构的在华调查，对日本在华调查机构的整体性研究略有欠缺;且研究涉及对象多为战时中日交战激烈的东北、山东、江西、上海等地，鲜有涉及内陆地区，特别是对战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作为抗战大后方之一的贵州省的研究极为薄弱。通过资料搜集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在华调查机构对贵州省的调查也具有一定数量，因此，对近代日本在华机构的贵州调查进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贵州的相关调查为研究内容，梳理分析其在近代对贵州省的调查历程、调查涉及领域及各机构的调查重点等方面的内容，揭示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的历史变迁及其调查的侵略本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对近代日本官方机构贵州调查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贵州调查活动概况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加紧搜集周边国家情报，为日后的殖民扩张做准备。3基于此，日本官方与民间开始设立众多的调查机构。这些调查机构或是打着“研究中国问题”“关切中国时事”的幌子，深入中國内地，对中国各省的政治、经济、农业、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尽的调查，并绘制相关地图资料;或是以在中国各地开设的领事馆为主要据点，搜集中国的经济贸易情报;或是直接派遣军官秘密潜入中国各军事要地搜集中国各地兵力部署、武器配备等相关信息，而这些机构对贵州省的相关调查也在此期间悄然展开。
近代日本官方机构针对贵州省进行的调查从1889年开始到1946年，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七年。调查总计一百二十二件次，平均每年约二点一四件次。先后共有包括东亚问题研究所、景气研究所、东洋协会、东亚实进社、东亚同文会、兴亚院、陆军恤兵部、外务省、台湾总督府、东亚研究所、满铁、大藏省、陆地测量部在内的十三个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进行了针对性调查。相关调查涉及贵州省产业结构、经济、交通建设、领事报告、时事、关税、矿产、农业等十四个领域，调查范围之广，几乎涉及贵州省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且，东亚实进社和东亚同文会分别在1917年至1919年、1907至1946年间对近代贵州省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查和资料搜集。调查搜集的各种资料经过整理汇总之后，主要以图书、杂志、地图的形式上报至日本高层或在日本国内出版。
在十三个官方调查机构中，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的调查件次最多，高达三十二件次，占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调查总数的约百分之二十六点二二。该机构对近代贵州的调查集中在地图盗绘领域，对贵州省内各地区的道路、地形等交通路线和自然环境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记录，并绘制成军用地图，为后期日本入侵中国做好前期准备。大藏省对近代贵州省的调查仅次于陆地测量部，达到二十三件次，占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调查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八五，主要针对近代贵州省的政治和时事领域进行调查。并且，在十三个官方调查机构中，大藏省的调查时间跨度是最长的，长达五十二年。满铁和东亚研究所以各十二件次的调查总量处于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的第三梯队，对近代贵州省经济、贸易、能源、矿产、农业领域进行了详尽调查。这些官方机构对近代贵州的调查总量和主要涉及领域参见表一。
在十三个官方调查机构中，兴亚院、陆军恤兵部、外务省、台湾总督府、东亚研究所、满铁、大藏省、陆地测量部为日本政府直接出资设立并管辖的官方机构。东亚问题研究所、景气研究所、东洋协会、东亚实进社、东亚同文会虽然不直接归属日本政府管辖，但是这些机构在中国的调查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日本政府的资助，并且其调查活动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直接相关，直接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及对华政策实施。换而言之，以上五个机构在近代是以一种直接服务于日本政府的非官方直属的编外机构存在的，其相关调查活动与日本当时的国策及对外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以上五个机构在近代对贵州省进行的相关调查视为日本官方机构调查进行研究。 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1889年至1946年的五十七年间对贵州省进行了大规模、全方面的调查。虽然针对贵州省的调查件次与调查时间没有呈现绝对的正相关发展趋势，但是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的调查在总体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性增加的。换言之，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对贵州进行调查的五十七年间，虽然每年的调查件次之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呈现起伏波动的情况，但是总体而言，调查件次还是逐年增加的，只是这样的增加具有波动性和曲折性。在此期间的调查中，前后共出现了三次调查的峰值，参见图一。
第一次调查的峰值出现在1923年，涉及贵州省调查共计十四件次。其中包括满铁在1922年至1923年间对贵州省矿业信息的调查搜集一件次;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十期学生对贵州省经济的调查搜集一件次;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黎平县、镇远县、松桃县等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及地图盗绘十二件次。本次调查峰值主要以陆地测量部在贵州省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为主。
第二次调查的峰值出现在1938年，涉及贵州省调查共计十六件次。其中包括东亚研究会对东亚研究涉及贵州部分开展的讲座一件次;景气研究所对中南经济研究涉及贵州省经济概观的调查一件次;日本陆军恤兵部对日本侵华战争始末中涉及的贵州省部分的报道记录四件次;陆地测量部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进行的涉及贵州省境内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十件次。本次调查峰值同样以陆地测量部在贵州省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为主。
第三次调查峰值出现在1940年，涉及贵州省调查共计十六件次。其中包括满铁在1936年至1940年间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南地区进行的矿产地调查一件次;东亚研究所在1940年至1943年间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农业基础资料进行的调查一件次;兴亚院对重庆政府在贵州省及中国西南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的调查一件次;东洋协会在1935年至1940年间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铁路建设、航空现状和交通网现状进行的调查二件次;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罗甸县、荔波县、三江县、榕江县进行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四件次;东亚研究所在1940年至1944年间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煤炭生产流通情况、水利设施情况、主要矿产地情况进行的调查七件次。本次调查峰值主要以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四县的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以及东亚研究所对贵州及中国的煤炭、水利、矿产地调查为主。
对于上述三次调查峰值出现的原因将在后文近代日本各主要官方机构对贵州的调查中进行详细论述。
三、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的调查研究
近代以来，虽然贵州省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官方机构在贵州省的相关调查并不如在东北、上海、山东等地频繁，形成的调查资料较之以上地区也相对有限，但是进行的调查及形成的相关资料也有一百二十二件次之多，且进行调查的官方机构也达到了十三个。而在这十三个官方机构中，各官方机构的调查件次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陆地测量部、大藏省、满铁、东亚研究所分别以三十二件次、二十三件次、十二件次、十二件次共计七十九件次调查占据了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七五，成为近代对贵州省进行调查的日本官方机构中的主力军和重点对象。此外，东亚同文会虽然在贵州省的调查仅有八件次，但是这八件次调查形成的文献资料时至今日依旧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近代贵州乃至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因此，本文將对以上五个官方机构在近代贵州进行的调查历程及涉及领域等方面进行重点分析论述。
（一）陆地测量部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陆地测量部全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是日本陆军直属官方机构。其前身最早可追溯到日本明治政府于1871年在陆军部设置的参谋间谍队，专职测量和绘制地图工作。后几经变迁，日本在1888年将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改为海军参谋部和陆军参谋部的同时，将原来的测量局扩充成为陆地测量部，直接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地形测量”“地图制作”。1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的成立，并不仅仅以日本本国的测量和绘制本国地图为主要目标，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盗绘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兵要地图和资源图，以服务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2因此，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成立以后，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图盗绘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测绘人才。其在近代对贵州省的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也由此展开。
陆地测量部在近代对贵州的调查主要集中在1910年至1941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一年，前后进行相关调查共计三十二件次，以地图盗绘为主要调查对象，这也符合陆地测量部设立的目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对贵州省进行调查期间，该机构先后对贵州省境内的镇远县、松桃县、黎平县、罗甸县、荔波县、榕江县、遵义市、贵阳市等众多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特别是在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第二野战测量队的南京小川部队盗取了大量中国兵要地图，其中就包括贵州省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八十一幅。1这些地图对于日军制定向南入侵策略以及入侵前的军事准备起到了巨大作用。陆地测量部在对贵州省进行调查和地图盗绘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集中的三次高潮，分别是在1923年、1938年和1940年。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秘密盗绘活动一般是在发动战争前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前便开始了，并且从1894年至1938年，参谋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联名编纂了《外邦测量沿革史》。2换言之，1923年陆地测量部对贵州省的地图盗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的必要准备之一，是针对中国进行全面地图盗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编撰《外邦测量沿革史》的基础材料之一。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地测量部在1923年对贵州省进行了十二件次的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1937年7月，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迅速占领了北平、河北、上海、陕西、山西、江苏等中国大片领土。1937年1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由此，以四川、云南、贵州为代表的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38年后期，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的进攻步伐明显迟滞。 抗战爆发前期，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但是却无法达到其想要迅速占领中国全境的目的。为尽快实现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日军在1938年开始了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西南抗战大后方的秘密调查和间谍活动，军用地图的盗绘成为重中之重，加之占领南京后日军盗取的大量兵要地图，形成了对贵州以及中国西南地区调查和地图盗绘的第二次高潮。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加大了南进扩张步伐，强化了对中国南方兵要地图的盗绘。3因而加强了对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秘密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本次对贵州的调查和地图盗绘件次虽然不及前两次多，但是从进行调查和地图盗绘的地点罗甸、荔波和榕江所处位置来看，日本的调查和地图盗绘活动已经愈加深入贵州省内地，而不再局限于贵州省的边缘地区。
（二）大藏省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2000年期间存在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868年设立的金谷出纳所，名称几经更改。1869年日本开始实施二官六省制度，为了加强民政和财政的管理，将民部省合并进入该机构，并正式更名设立大藏省，成为负责税收、国债、印钞、银行监管等职务的重要行政官厅。
日本《官报》于1883年7月创刊，由政府公开发行，主要用于宣传政府的“政道主義”，其稿件均由政府机构选取提供。其中，“外报”栏目是《官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抄译、介绍外国报纸的内容，涉及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对中国要人的动态也常有反映。4而在近代，大藏省除了负责日本国内的税收、国债、印钞等金融业务外，还主要负责《官报》的编撰和出版。换言之，大藏省对近代贵州的调查主要是通过《官报》这一媒介来进行和实现的。
就具体数据而言，大藏省在近代涉及贵州省的相关调查从1889年开始至1941年，历时五十二年，这期间的调查虽时有中断，但是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共计二十三件次的调查中，涉及当时贵州省巡抚、布政使等官员人事变更的调查九件次，均出自《官报》的“外报”一栏;涉及贵州省学堂建设、练兵制度改革、厘金制度和铁矿开采资金募集的调查各一件次;由大藏省理财局出版的涉及贵州省及清朝铁路建设的调查报告一件次;涉及清朝在贵州设立的邮政局的调查二件次;涉及贵州省无线电信经办所建设的调查七件次。以上调查涉及当时贵州省政治、军事、教育、通信建设等多方面，而这些调查除了部分是实地调查外，其余均来自于中国国内各报刊对贵州省的报道，大藏省将这些报道进行抄译，并通过《官报》这一形式在日本国内发行，加强日本国内对贵州省乃至中国时事变动的了解。
（三）满铁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满铁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由日本天皇于1906年敕令设立。从1906年满铁建立到1945年大连解放，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其不仅经营南满铁路垄断东北铁路运输，而且在大连地区和铁路沿线的广大附属地经营采矿、冶炼、机车制造等各种加工工业，先后开设企业数以千计，是日本垄断资本、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工具。1满铁在华期间不仅对中国的资源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秘密调查。其专门设立了调查科，不仅对我国东北的经济资源和工农业生产情况进行调查，还深入中国内陆、内蒙、蒙古乃至俄国远东进行调查，为中国沦陷区和日军所到之处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充当侦察前哨，出谋划策、提供资料。2
在1922年至1941年的十九年间，满铁先后对贵州省进行了十二件次的调查。其中，关于贵州省水银矿、石油的调查各一件次;关于贵州省矿产总量、平越县矿山概况的调查各一件次;关于贵州省以及全国的大豆生产统计调查一件次;关于贵州省总体财政情况调查二件次;关于贵州以及中国中南部、南部、矿产资源文献资料的调查四件次;此外，在满铁的调查中有一份名为《国民政府重要职员表：附中国本部陆海军要员派别》的调查报告尤为引人注意，这份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及各省主要官员名单，并对国民政府陆军、海军的重要负责人派别进行分类，为后期日军的入侵及日军间谍人员的活动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满铁对贵州省的调查以矿产及矿业相关领域的调查为主，同时对贵州省的经济、农业等方面进行了调查。
满铁对贵州省的调查只是其在中国进行调查的冰山一角。其在形式上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垄断公司，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机关和情报机关，兼有政治、军事、文化侵略机关的职能;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生命线”“日本侵华的大本营和急先锋”。3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东亚研究所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1938年9月，在日本内阁企划院授意下设立了东亚研究所。第一任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担任，副总裁由大藏公望4担任。综合来看，东亚研究所设立的主要任务是为日本政府如何更好地管理占领区提供有效的国策。因此，其接受企划院和兴亚院的直接指示，专职调查对中关系。1940年以后，与满铁调查部共同进行“中国农村惯例调查”。
东亚研究所作为直接对日本内阁和兴亚院负责的国策制定机构，在1938年至1944年间先后对贵州省进行了相关调查共计十二件次。主要包括对贵州省及中国农业基础资料进行的调查一件次;对战时中国经济政策及地方财政调查四件次;对包括贵州省在内的中国煤炭生产流通情况、水利设施情况、主要矿产地情况进行的调查七件次。其与满铁共同调查编撰的《中国矿产地一览（第二卷下）》详细记录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矿产种类、矿产分布等矿产相关情况。
（五）东亚同文会在贵州的调查活动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侵华野心加剧，为了充分了解中国以便推行“大陆政策”，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的狂潮。1897年，犬养毅等人在同人会和同明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亚会，近卫笃麿等人成立了同文会，这两个团体是东亚同文会的早期雏形。11898年，经过反复磋商，“东亚会”和“兴亚会”两个团体正式合并，更名为东亚同文会。21899年12月，南京同文书院正式成立，1900年8月，南京同文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根津一担任院长。在此后的四十五年间，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各地招收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这些学生以旅行调查的名义，长期在中国活动，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上报给日本政府;有的学生还作为从军翻译，为日伪机关服务，直接参与了侵华战争。3东亚同文书院成为东亚同文会进行中国调查的最主要实施机构。在日本多种中国调查系统中，东亚同文书院历届学生的中国旅行调查持续时间最长，调查地域分布最广泛，保存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4 东亚同文书院对贵州的调查主要体现在其第十二期学生对贵州苗族进行的调查;第二十期和第二十一期学生对贵州省经济进行的调查;而对贵州省进行的最为详尽的调查则要属《中国经济全书（第十辑）》《中国省别全志（第十六卷）》和《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三份调查文书中关于贵州的调查。
《中国经济全书》是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指导、动员二百多名书院学生参加调查完成的。从1901年开始，前后历时七年，深入中国内地实地调查，最后整理而成。内容包括农政与土地权利移转、劳动者、资本、物价、财政等十九大门类，共计十二卷。5对于贵州省的调查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和地区商业。详细论述了贵州省铁路情况，包括铁路沿线情况、铁道分布、管理组织等;水运情况，包括主要水运路线、船只情况、运输总量等;矿产分布，涉及煤矿、铜矿、铁矿等矿产的分布情况以及相关加工制造业的经营情况;此外还对贵州省的人口分布、自然环境、农业发展、商业情况进行了阐述。
《中国省别全志》是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1907年至1916年间对中国各省进行的实地调查资料的合集。1917年至1920年东亚同文会在日本东京相继出版本书，共十八卷，内容涉及各省面积、人口、历史沿革、贸易、交通、度量衡、工矿等生产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6《中国省别全志（第十六卷）》详细记录了贵州省面积、人口总数、行政区划、自然环境、人种类别，并对贵州省少数民族之一的苗族的分类、具体分布以及生活狀态进行了阐释;城市涉及贵阳、安顺、铜仁、仁怀等三十七府县的地理环境、城市情况、人口、交通运输、农工商业、民众生活等方面;交通运输涵盖陆运和水运，与广西、湖南、四川等邻省相连的主要陆路和水路;邮电及电信主要是各地邮局和电报局的分布情况;主要物产及商业情况，详细论述省内大米、烟草、菜油、桐油、油漆等在各县的出产和经营情况;含纳省内林产、畜产、矿产三大产业的品种及各县具体分布情况;进出口商品叙述主要进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商业机关详述会馆、商会等商业机关设置情况;金融货币及度量衡论及各县金融机关、度量衡及通货等情况。
抗战爆发后，日本为实现其亡我中华之野心，继续组织派遣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以“旅行者”身份“深入实地调查，同时将搜集的其他内外各方面资料作了补充”，编写出《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于1941年出版，全书分九篇，篇下设章、节、款等目次，约近七十万字，着重记述被视为抗战大后方的云贵川三省。7《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中贵州卷分上、下两卷，共有表格二百馀幅、绘图五十四幅、图片三十张。涵盖贵州民族、农业、工业、商业诸领域。有贵州各县苗、夷、汉各族户数、人口、男女性别数，各县早晚气温、霜期，农作物分布、平均产量及与全国比较，耕地价格，负债农户，年度田赋实收额，家畜种类、农户平均饲养头数及与全国比较数，各县茶、烟叶、漆、桐油、药材产地、产量、销往地、销售金额，森林面积、木材产量，各县煤月产量、价格，水银产地及月产量，棉布输入各县数量，米、杂粮、蔬菜、肉、衣料等物价指数，货运价格，民国人物姓名、籍贯、出生年、任职等等，均以表格形式分别列出。绘制的有龙里、息烽、开阳、贵定、平坝、清镇、铜仁、思南、黄平、玉屏、榕江、兴义、关岭、镇宁、贞丰、威宁、德江、毕节、黔西、赤水、施秉、青溪、沿河、湄潭、仁怀、凤泉（凤冈）、大定、扎佐、修文、永兴、安顺、都江等三十多个城镇图形及贵州金属、非金属矿主要分布地，桐油、林产品输出路线变迁，贵阳附近煤田度、公路分布等图。1贵州省各方面无不涉及。
四、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在贵州调查活动的实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骤强，确立了“经略中国”“雄飞海外”的战略，制定以独占中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2由此展开了一场事无巨细的对华调查活动。这其中有日本学者、商人、学生、军人的个人踏访记录;有日本各实业团体对中国经济、商业的调查;有日本各驻华使领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调查;更有满铁、东亚同文会、陆地测量部等专门官方部门对中国进行的全方位调查。这些调查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广，形成文献资料多。尽管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其本质上是为了侵略中国进行的间谍调查活动。这些调查活动多打着“研究中国问题”“关切中国时势”“加强中日互通”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不过是以调查之名，行侵略之实。
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对贵州的调查属于近代日本对华调查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中国经济全书》，还是《中国省别全志》，都对贵州省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记录。作为外国人所编撰的中国方志，其细致程度同中国国内编撰的方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调查内容越细致，就越能凸显近代日本妄想吞并中国的野心。特别是在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之后，云、贵、川三省成为了中国对日作战的大后方，战略地位迅速提高，日本对云、贵、川三省以及尚未占领的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调查愈加频繁，甚至专门编撰了《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共计九卷，涉及省区均为日本尚未侵占的国民党统治区，本次调查中绘制了大量地图，对重要城市道路、水路的调查更是细微至极，意图极为明显，就是为日本进攻中国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实现占领中国全境的目的所作资料。
对近代日本官方机构对贵州省调查进行整理和分析，更加揭示了当时日本所谓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一副骗人的“迷药”、魔鬼诱人的“甜言蜜语”。3无论这些调查留存的资料对现代研究贵州乃至中国近代史有多高的价值，都无法磨灭其作为近代日本侵华的罪证这一不争的事实，这些调查资料就是近代日本侵华的铁证。
五、结语
第一，近代日本官方机构的贵州调查在形式上体现了“多元一体”性。所谓“多元”就是指近代对贵州省进行调查的日本官方机构数量众多;“一体”则指调查机构虽然多，但是无论是陆地测量部、大藏省、满铁这样的官方直属机构，还是东亚同文会、东洋协会这样接受日本政府直接资助、效力于政府的编外机构，其进行的相关调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日本侵华战争做准备，服务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第二，近代日本官方机构的贵州调查是部分日本学者和日本政府双向需求的结果。近代日本对贵州省进行调查的官方机构数量达到了十三个，涉及领域几乎涵盖贵州省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除了这些官方机构以外，还有许多像岩村成允、小山一郎、刈屋久太郎这样的学者个体对贵州省及中国各方面进行了大量调查，并形成了《中国新行政区域表》《中国矿产地》和《中国农村经济新动向》等调查文献报告。这些学者出于自身研究的需要对贵州及中国进行调查，但是受到研究经费和自身经济能力的限制，部分学者无法实现其目的，对于这样一些学者，日本政府出资给予帮助，让其深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并形成调查资料。在这一过程中，学者的调查意愿得以实现，满足了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日本政府通过学者调查形成的资料文献实现了其中国调查的目的，掌握了相关的中国史料。
第三，时至今日，依旧有一些日本的极右翼分子故意扭曲、甚至歪曲侵华战争的实质，拒不承认曾经对中国及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之罪行，整理和研究近代以来日本对贵州省进行的调查及调查资料，就是为了揭露日本近代在贵州省及中国进行的学术调查和战争侵略、资源掠夺的直接联系，给拒不承认侵华事实的日本极右翼分子以当头棒喝，更为了中国年青一代能够更清醒地认识那一段历史，以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责任编辑：朱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