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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体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3月3日下午3时20分，董必武在南京电告钱之光，中共在沪财产移交民盟保管，并由陈家康通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3月4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管中共在沪、宁、渝等地的财产。同日5时30分，董必武在南京电告陈家康：周恩来已致电民盟张澜，提请代管中共代表团财产。上海方面由陈家康去民盟联络移交事宜。接电后陈家康即分别同张澜和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联系。至6时许，张澜、黄炎培电约陈家康至张澜寓所商谈房产移交之事。晚8时许，董必武电告钱之光：中央指示中共在沪财产交民盟代管。但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代表郝景懿仍坚持交由卢家湾警察分局保管，故自晚上9时起开始清点“周公馆”(即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当年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寓邸”，今思南路73号)财产，至5日凌晨l时30分才完毕，移交清册一式四份，其中一份交民盟，以备再移交民盟保管时使用。
根据曾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回忆，最早提议由民盟代管中共在沪、宁、渝三地财产的是周恩来。童小鹏说：“周恩来出的这个好主意，一是保留中共的合法产权，不让国民党没收；二是民盟的物质条件比中共困难，托民盟代管，实际上也是让他们使用。”此前，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已于3月3日清晨在《文汇报》、《联合晚报》记者为他们摄影留念后告别了“周公馆”。他们留下了几乎全部的财产：从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到西装领带，从办公桌椅到钢笔、浆糊，从成箱成匣的山东解放区“四美德”纸烟，到洗净补好、折叠整齐的衣袜被单，样样俱全，应有尽有。董必武还特地关照即将来沪的民盟中央委员冯素陶，请他将摆放在“周公馆”客厅里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茶色如意转交沈钧儒。
3月17日中午12时，民盟中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前往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与宣铁吾洽谈接管中共在沪财产事项。两天后，原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财产由民盟接受代管，卢家湾警察分局特派郝景懿点交。民盟则由副秘书长周新民点收。当晚，周新民等迁人居住。随后李文宜、辛志超、陈新桂、孙桂梧等先后迁入。从此“周公馆”成为民盟总部机关。
当时的“周公馆”，大门右侧的平房是传达室，它不仅起了保卫民盟机关的作用，还接待过许许多多民盟同志；底层和二楼各有一间相当大的会客室，民盟人士的各种集会多在此举行。二楼还有一间房是周新民的卧室。工作之余，周新民总是手不停笔，撰写《新中国大学丛书——法学新论》。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东头的一小间，是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辛志超的卧室；西端的小屋，是《民主报》老编辑陈新桂的卧室兼工作室，他常伏案为《文汇报》、《新民报》撰写述评和专稿。
对于那些在“周公馆”工作过的民盟盟员来说，对当年亲身经历的往事终身难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驾驶过周恩来乘过的那辆汽车的朱辛愉动情地说：“我曾由民盟组织决定进盟机关，在马思南路107号搞总务工作，管理前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及朱葆三路《新华日报》社房屋等事。住机关的有罗隆基、周新民、李相符、李文宜、辛志超、韩兆鹗、闵刚侯、何思贤、陆钦墀、陈新桂、黄植等同志。这一段时期，同志们生活在紧张环境中，工作是很艰巨的，往往开会研究工作到深夜，不断和张澜主席、史良大姐、沈钧儒老、黄炎培老、章伯钧等密切联系。记得在李闻追悼会时，沈衡老(按：指沈钧儒)亲自写过一联‘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张挂在机关作为同志间共勉。后来，民盟总部即被迫解散，衡老亲自把这张挂联取下。”国民党当局没有因中共代表团的撤离而放松对“周公馆”的监视。每到夜晚，“周公馆”对面那个大院楼房内便透出了犹如鬼火的灯光。每当“周公馆”有人进出，那座大院便有人伸头窥视。大院东端的十字路口，有两个焊铁壶、配钥匙的“小贩”。只要“周公馆”稍有动静，他们便停下手中活儿，鬼头鬼脑地张望。这俩“小贩”常常调换，时而是背刺青龙的大汉，时而是拱肩缩背的人物。为防不测，民盟机关人员在辛志超卧室靠东窗的书桌上，安置了一只通往二、三楼的报警电铃。每天深夜，辛志超都要到院中巡视一番。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宣布民盟为“中共之附庸”；10月7日，国民党当局公然枪杀了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主任杜斌丞；10月13日，“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委员会”诬蔑民盟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明令之列”。民盟危在旦夕。
10月17日，辛志超将祝公健移交的上海全体盟员名册交给尚丁，授命他将民盟上海市组织转入地下。10月25日，国民党警官闯入“周公馆”查视。第二天，辛志超约见孙桂梧，请他保管全国盟员名单和其他重要档案。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两天后即派员接收“周公馆”。当时周新民因遭特务搜捕被迫隐蔽，沈钧儒毅然承担了出面点交的任务。从此，“周公馆”落入国民党手中。
然而不到两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周公馆”又回到人民的手中。
1982年3月19日，部分老盟员来到“周公馆”参观，故地重游，他们感叹万千，王辛笛当即赋诗一首《我们又来到了绿色的庭院》，诗中写道：三十五年前一个蒙蒙细雨的午后，我们来到了绿色的庭院……/如今，过了三十五年/同样是蒙蒙细雨的午后/我们就在这里来迎接清明/向熟悉的庭院问好/向熟悉的草地问好/向熟悉的雪松问好/向熟悉的室内陈设问好!……
(作者为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根据曾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回忆，最早提议由民盟代管中共在沪、宁、渝三地财产的是周恩来。童小鹏说：“周恩来出的这个好主意，一是保留中共的合法产权，不让国民党没收；二是民盟的物质条件比中共困难，托民盟代管，实际上也是让他们使用。”此前，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已于3月3日清晨在《文汇报》、《联合晚报》记者为他们摄影留念后告别了“周公馆”。他们留下了几乎全部的财产：从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到西装领带，从办公桌椅到钢笔、浆糊，从成箱成匣的山东解放区“四美德”纸烟，到洗净补好、折叠整齐的衣袜被单，样样俱全，应有尽有。董必武还特地关照即将来沪的民盟中央委员冯素陶，请他将摆放在“周公馆”客厅里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茶色如意转交沈钧儒。
3月17日中午12时，民盟中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前往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与宣铁吾洽谈接管中共在沪财产事项。两天后，原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财产由民盟接受代管，卢家湾警察分局特派郝景懿点交。民盟则由副秘书长周新民点收。当晚，周新民等迁人居住。随后李文宜、辛志超、陈新桂、孙桂梧等先后迁入。从此“周公馆”成为民盟总部机关。
当时的“周公馆”，大门右侧的平房是传达室，它不仅起了保卫民盟机关的作用，还接待过许许多多民盟同志；底层和二楼各有一间相当大的会客室，民盟人士的各种集会多在此举行。二楼还有一间房是周新民的卧室。工作之余，周新民总是手不停笔，撰写《新中国大学丛书——法学新论》。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东头的一小间，是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辛志超的卧室；西端的小屋，是《民主报》老编辑陈新桂的卧室兼工作室，他常伏案为《文汇报》、《新民报》撰写述评和专稿。
对于那些在“周公馆”工作过的民盟盟员来说，对当年亲身经历的往事终身难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驾驶过周恩来乘过的那辆汽车的朱辛愉动情地说：“我曾由民盟组织决定进盟机关，在马思南路107号搞总务工作，管理前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及朱葆三路《新华日报》社房屋等事。住机关的有罗隆基、周新民、李相符、李文宜、辛志超、韩兆鹗、闵刚侯、何思贤、陆钦墀、陈新桂、黄植等同志。这一段时期，同志们生活在紧张环境中，工作是很艰巨的，往往开会研究工作到深夜，不断和张澜主席、史良大姐、沈钧儒老、黄炎培老、章伯钧等密切联系。记得在李闻追悼会时，沈衡老(按：指沈钧儒)亲自写过一联‘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张挂在机关作为同志间共勉。后来，民盟总部即被迫解散，衡老亲自把这张挂联取下。”国民党当局没有因中共代表团的撤离而放松对“周公馆”的监视。每到夜晚，“周公馆”对面那个大院楼房内便透出了犹如鬼火的灯光。每当“周公馆”有人进出，那座大院便有人伸头窥视。大院东端的十字路口，有两个焊铁壶、配钥匙的“小贩”。只要“周公馆”稍有动静，他们便停下手中活儿，鬼头鬼脑地张望。这俩“小贩”常常调换，时而是背刺青龙的大汉，时而是拱肩缩背的人物。为防不测，民盟机关人员在辛志超卧室靠东窗的书桌上，安置了一只通往二、三楼的报警电铃。每天深夜，辛志超都要到院中巡视一番。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宣布民盟为“中共之附庸”；10月7日，国民党当局公然枪杀了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主任杜斌丞；10月13日，“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委员会”诬蔑民盟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明令之列”。民盟危在旦夕。
10月17日，辛志超将祝公健移交的上海全体盟员名册交给尚丁，授命他将民盟上海市组织转入地下。10月25日，国民党警官闯入“周公馆”查视。第二天，辛志超约见孙桂梧，请他保管全国盟员名单和其他重要档案。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两天后即派员接收“周公馆”。当时周新民因遭特务搜捕被迫隐蔽，沈钧儒毅然承担了出面点交的任务。从此，“周公馆”落入国民党手中。
然而不到两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周公馆”又回到人民的手中。
1982年3月19日，部分老盟员来到“周公馆”参观，故地重游，他们感叹万千，王辛笛当即赋诗一首《我们又来到了绿色的庭院》，诗中写道：三十五年前一个蒙蒙细雨的午后，我们来到了绿色的庭院……/如今，过了三十五年/同样是蒙蒙细雨的午后/我们就在这里来迎接清明/向熟悉的庭院问好/向熟悉的草地问好/向熟悉的雪松问好/向熟悉的室内陈设问好!……
(作者为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