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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杭州最好的深秋时节，梁思成、林徽因来到杭州小住了10天。他们是应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之约，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的。
曾养甫为什么要复原六和塔呢？因为他觉得这座塔难看。梁先生的愿望也很迫切，他觉得，“钱江铁桥，北岸桥头就在（六和）塔下里许，将来过江来杭的旅客，到这岸所得第一个印象就是这塔，其关系杭州风景古迹至为重要。所以我以为不修六和塔则已，若修则必须恢复初建时的原状，方对得住这钱塘江上的名迹。”
“曾先生对于我的建议很赞同。”正是二位达成的这个审美共识，促成了梁思成夫妇1934年秋天的杭州之行。
梁思成吐槽塔身“肥矮”
先要说说曾养甫是什么样的人物。曾养甫工程师出身，曾在192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1925年，中断学业回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这位能力全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迅速被民国政府任命为高官。1929年，他任职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在此任上，曾养甫主持修筑了浙赣铁路。这个过程中，他萌生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想法。后来的故事大家比较熟悉，曾养甫请来赫赫有名的茅以升领导设计、修建了这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钱塘江大桥开工仪式是在1934年11月。梁思成先生正是在此前一个月，被曾养甫请到杭州来的。
事情确实和钱塘江大桥有关联。
在考察钱塘江大桥北部口的选址时，曾养甫选定古代的龙山渡口（今之江路和钱塘江大桥交叉点）位置，这是自古以来的一处交通要道。曾养甫也是在这里调研时，发现边上的六和塔木构已经残破，需要重修。
所以他组织好了资金，要请当时最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来亲自设计六和塔的维修方案。
梁思成留下的文字可以为他们当时对六和塔的评价作佐证——在1935年发表的《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开篇，梁思成毫不客气地说：
“觉得六和塔的现状，实在是名塔莫大的委曲;使塔而有知，能不自惭形秽？”意为假如六和塔有意识，它自己都会感到不好意思。
讲到六和塔当时的状况，梁思成继续吐槽：
“现在在钱塘江边，或自江上，远远就可以望见肥矮十三层檐全部木身的六和塔。”原来问题是身材不好。
梁思成还要把主要责任人强调出来——
“这全国人民所习见的塔影，就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朱智重修的结果。”
之所以光绪时期杭州人朱智对六和塔所做的工作叫“重修”，因为六和塔几经变故——
最初是在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由吴越王主持建造，以镇钱塘江潮。
这座原本有九层的八面塔（推测可能是纯木构塔），在宋宣和年间，被方腊起义军烧毁。
南宋绍兴癸酉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开始，官方组织重建六和塔。这座砖身木檐塔，有七层，南宋的砖身保留至今。
到明清时代，六和塔木构又几经毁坏、再建，最终由清光绪年间的钱塘籍官员朱智主持重修了六和塔，增添了目前的外檐木构。
所以曾养甫当时邀请梁思成夫妇过来，是来做六和塔重修。梁思成经过考察，改重修方案为“六和塔复原状”计划。所谓“复原”，指的是恢复南宋时期那次重建六和塔外围木构的样貌。
一方面，最初的吴越国时期六和塔的木构建筑样貌已经无法考证还原;而另一方面，南宋时的那次营建的塔样，梁思成已经有把握再现。
南宋时如将军般的六和塔
当年，梁思成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根据资料做好了六和塔复原状重修计划，这其中包含他手绘的六和塔复原状图（立面、断面、七层以及屋顶平面层）。
2020年11月9日，我拿着复原状图，去探访六和塔。带我解读六和塔的专家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魏祝挺老师。
从之江路一直往西走向六和塔，到最后一个红绿灯三岔口时，我们仰头就能清晰地看见高高耸立着的六和塔。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够幸运，梁思成当年嫌弃难看的塔，正是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这座六和塔。
曾养甫、梁思成的观点，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有一定古建筑素养的学者的审美认知。他们认为，与南宋时营建的六和塔木檐相比较，清光绪版本在继承中国古建筑形制规范上相形见绌。
比如，我在这个路口，看到的是直上青云的上半身塔，下半部分掩映于林木中。但是有一个疑问：清代重修的六和塔，明确记载是八角形七层塔。而我数了数，肉眼能看到露出来的塔身部分，已经有七层了。
我没有数错，直至走到六和塔底下再数，全塔共有十三层了。怎么回事？
魏祝挺解释说，我们所看见的十三层木檐，其实是个外壳。十三层之中，有“七明六暗”，“六暗”——今天在塔外所见到的六层偶数层是走不进去的，进入里头就只有七层。
南宋时建造这座砖身木檐塔的做法是：忠实地模仿古代纯木塔的结构。中国楼阁式木塔的每一层，都有基座（一层为台基，以上称平坐）、屋身和腰檐。
屋身和檐的结构不难理解。每层的平坐，相当于现代建筑中的阳台——当时人们登塔可以在此凭栏远眺。
但是清朝时重修，把“阳台”全都包起来了——还“包”成了假楼层的样式——給平坐层也加了屋檐。这下外围看起来就多了六层。
这件事，梁思成在文章里说：
“国人所习见的六和塔竟是个里外不符的虚伪品，尤其委屈冤枉的是内部雄伟的形制，为光绪年间无智识的重修所蒙蔽。”
清朝这种操作，在梁思成看来是违规的。
那么规范是怎么样的？南宋时的六和塔为什么是学界公认的标准？
走进六和塔最下层时，魏祝挺特别讲了中心室位置的一块碑。这块南宋时期的《尚书省敕赐开化寺牒碑》，其实记录了批准建造六和塔的一套流程——
南宋绍兴壬申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六和塔所处的开化寺住持智昙发愿重建六和塔。他逐级向上打报告后，圣旨发下三省，令礼部审阅，临安府和两浙路转运司筹备。终于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得到批准开工。 這座官方敕建的大塔，怎么来批拟这项工程的经费以及用工、用料？当然是采用《营造法式》所规定的标准。
“北宋神宗至徽宗朝官方编纂出版的《营造法式》，是关于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著。相当于是一个建筑法规，对建筑计划、工程造价这些建筑规范作了详尽的说明，可以避免贪污和浪费。”魏祝挺说，此时的南宋，严格承袭了北宋的这些营造规范。
七年后的隆兴元年（1163年），六和塔即将落成，尚书省特予表彰，并札付临安府、钱塘县、仁和县、开化寺及智昙本人。“这也证明了六和塔是官方式样的塔。”
古人评点杭州古塔时，曾云雷峰塔如老翁，保俶塔如少女，而六和塔如将军。
南宋时的六和塔，实至名归。塔长得精神抖擞。按照梁先生的考证，南宋时六和塔平坐的宽度为1米（上层略减）。
但在清朝的重修版本里，同样59.89米的塔高，每层廊的深度大约阔出去有2米左右（上层缩减），“将军”就显得臃肿了。
“将军”昔日何等英武？梁思成画在六和塔复原状图里了。
在《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的“原状之推测”章节里，先生有多处表述，“不难”“有把握”——“以我们现在对于古建筑的智识，要推测六和塔的原形，尚不算是很难的事。”
“梁先生以六和塔本身（砖芯）内部的斗拱柱额为根据，再按法式去推求，并且参以与六和塔同时类似的实物为考证，所以他对于恢复六和塔原形，不感到困难。”
86年后我们登临六和塔，在魏祝挺的指导下，我看见塔内组合丰富的万千斗拱铺作;每一层楼，类似古罗马大角斗场“叠柱式”那种富于变化的造型。
逐层往上攀登，木塔的外柱一点点缩进，铺作数量逐步缩减，整体构成了自下而上微妙的尺度变换。
这层层不同的布局，富于变化，又形成和谐的整体。人站在里头所形成的多维感受，宛如聆听一部引人入胜的交响曲，每一处结构，都是其中的华彩乐章。
未完成的计划成为遗憾
可惜在历史上，这首交响协奏曲终没有完美形成。
世易时移，曾养甫不久后即调任广东，六和塔没能配合钱塘江大桥的兴建而得到重修。而随着不久后抗战的爆发，梁思成先生的热忱也只能随着这些图纸沉寂在箱底。
2020年11月9日，结束此次探访后，我们离开六和塔。在江堤边打车时，我抬头再看了一眼塔。正值夕阳西下，从某个角度看，塔顶的铁叉在闪烁。
那部交响曲还在我脑子里行进，那塔刹所处的顶层，就是乐章的高潮。
我们在六和塔顶层的时候，魏祝挺特别指给我看有一处天窗的装置，“那是通向屋顶的口子。”屋顶上的天地啊，会是百鸟齐鸣，一目千里。
但是古建筑的考察工作，哪里有这么浪漫？
梁思成作复原六和塔的设计时，参照了类似的实物。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座建筑，是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木塔。1933年，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等年轻成员，对这座古塔进行了测绘。
据莫宗江先生的回忆：
“……最后把（应县）木塔中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但塔刹还无法测。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就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这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经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我们也就跟了上去，这样才把塔刹测了下来。”
历史学家傅斯年形容考古工作的名言云：“上穷碧落下黄泉，冻手冻脚找东西。”老先生们当年这番毫不犹豫的“上穷碧落”，搞不好真的就要“下黄泉”的。
梁思成当时还给莫宗江拍了张照片，紧张的莫宗江只有一个脑袋入镜，很小——因为梁思成不是为了给莫宗江留影，他是要拍完整的塔刹特写。
梁思成这种风格的照片，曾被林徽因抱怨过：“在欧洲我就没有照一张好照片，你看看所有的照片，人都是这么一丁点，思成真可气，他是拿我当scale（标尺）。”
营造学社留下来的许多照片里，多是先生们的背影、侧面，而这些模糊的身影，却是这个民族的正面。
（特别感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陈筱老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黄硕老师、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杨玉龙老师对本文的贡献）
In October 1934， Liang Sicheng （1901-1972） and his wife Lin Huiyin （1904-1955） came to visit Hangzhou at the invitation of Zeng Yangfu， director of the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Liang and Lin were both scholars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The couple spent ten days in Hangzhou to formulate a plan to restore the Six-Harmony Pagoda on the Qiantang River.
Zeng was a driving force to have the Qiantang River Bridge buil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dge project was to start in November. Zeng wanted to have the pagoda restored essentially because the pagoda， which was in a very poor condition after the last refurbishment project in 1900， would be the first thing passengers on future railway trains would see when they came from south and approach Hangzhou through the Qiantang River Bridge. The Six-Harmony Pagoda was first constructed in 970 by the King of the Wuyue State （907-978）. The pagoda was a nine-story octagon structure. Experts of today guess that it might be a wood affair. It was destroyed in a fire set by rebels around 1120. In 1153， the pagoda was reconstructed. The new pagoda was a seven-storied brick structure with wooden eaves. The present-day pagoda has retained the brick cor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The wooden structure of the pagoda was destroyed and rebuilt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The last restoration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in 1900.
Liang and Lin did a field study. The coupl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restoring the pagoda to what it looked lik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at the pagoda looked like in 970 was unknown.
Back to Beijing， Liang worked out a plan to restore the pagoda. The documents he provided to Zhejiang include various drawings which indicate how the restored pagoda should look lik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Liang’s plan wa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passed down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ne of the books Liang used as his yardstick was （Treatise on Architectural Methods or State Building Standards） by the state architect Li Jie （1065-1110）， who presented the book to the throne in 1100. This illustrated work deals in an encyclopedic fashion with all branches of architecture： layout， construction， stonework， carpentry， bracketing， and decoration. It incorporates build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tandards for materials to be used in construction， standard dimensional measurements for all component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various crafts. The book is the oldest existing technical manual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have survived intact and in its entirety.
As historical literature available to Liang was adequate to indicate that the project in the Southern Song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was based on the official ， Liang Sicheng used that book to draw his plans for the new project. With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anon of the Northern Song， he understood the 1900-project made the pagoda too fat. Liang’s idea was to slim it down.
Part of Liang’s restoration plan for the Six-Harmony Pagoda was also based on the Wooden Pagoda in Yingxian County， Shangxi Province， which was built in 1056. In 1933， Liang Sicheng measured and collected all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pagoda.
Liang Sicheng’s plan， however， did not get translated into reality. Zeng Yangfu was transferred to work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pagoda restoration project was dropped. Shortly afterwards，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roke out in full scale.
It wa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he pagoda was refurbished. The pagoda has been refurbished several times. But Liang’s plans have never been used. The pagoda has maintained its shape and look of the 1900 refurbishment project， even though Liang complained bitterly about the 1900 refurbishment in a professional paper published in 1935.
曾养甫为什么要复原六和塔呢？因为他觉得这座塔难看。梁先生的愿望也很迫切，他觉得，“钱江铁桥，北岸桥头就在（六和）塔下里许，将来过江来杭的旅客，到这岸所得第一个印象就是这塔，其关系杭州风景古迹至为重要。所以我以为不修六和塔则已，若修则必须恢复初建时的原状，方对得住这钱塘江上的名迹。”
“曾先生对于我的建议很赞同。”正是二位达成的这个审美共识，促成了梁思成夫妇1934年秋天的杭州之行。
梁思成吐槽塔身“肥矮”
先要说说曾养甫是什么样的人物。曾养甫工程师出身，曾在192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1925年，中断学业回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这位能力全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迅速被民国政府任命为高官。1929年，他任职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在此任上，曾养甫主持修筑了浙赣铁路。这个过程中，他萌生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想法。后来的故事大家比较熟悉，曾养甫请来赫赫有名的茅以升领导设计、修建了这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钱塘江大桥开工仪式是在1934年11月。梁思成先生正是在此前一个月，被曾养甫请到杭州来的。
事情确实和钱塘江大桥有关联。
在考察钱塘江大桥北部口的选址时，曾养甫选定古代的龙山渡口（今之江路和钱塘江大桥交叉点）位置，这是自古以来的一处交通要道。曾养甫也是在这里调研时，发现边上的六和塔木构已经残破，需要重修。
所以他组织好了资金，要请当时最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来亲自设计六和塔的维修方案。
梁思成留下的文字可以为他们当时对六和塔的评价作佐证——在1935年发表的《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开篇，梁思成毫不客气地说：
“觉得六和塔的现状，实在是名塔莫大的委曲;使塔而有知，能不自惭形秽？”意为假如六和塔有意识，它自己都会感到不好意思。
讲到六和塔当时的状况，梁思成继续吐槽：
“现在在钱塘江边，或自江上，远远就可以望见肥矮十三层檐全部木身的六和塔。”原来问题是身材不好。
梁思成还要把主要责任人强调出来——
“这全国人民所习见的塔影，就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朱智重修的结果。”
之所以光绪时期杭州人朱智对六和塔所做的工作叫“重修”，因为六和塔几经变故——
最初是在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由吴越王主持建造，以镇钱塘江潮。
这座原本有九层的八面塔（推测可能是纯木构塔），在宋宣和年间，被方腊起义军烧毁。
南宋绍兴癸酉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开始，官方组织重建六和塔。这座砖身木檐塔，有七层，南宋的砖身保留至今。
到明清时代，六和塔木构又几经毁坏、再建，最终由清光绪年间的钱塘籍官员朱智主持重修了六和塔，增添了目前的外檐木构。
所以曾养甫当时邀请梁思成夫妇过来，是来做六和塔重修。梁思成经过考察，改重修方案为“六和塔复原状”计划。所谓“复原”，指的是恢复南宋时期那次重建六和塔外围木构的样貌。
一方面，最初的吴越国时期六和塔的木构建筑样貌已经无法考证还原;而另一方面，南宋时的那次营建的塔样，梁思成已经有把握再现。
南宋时如将军般的六和塔
当年，梁思成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根据资料做好了六和塔复原状重修计划，这其中包含他手绘的六和塔复原状图（立面、断面、七层以及屋顶平面层）。
2020年11月9日，我拿着复原状图，去探访六和塔。带我解读六和塔的专家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魏祝挺老师。
从之江路一直往西走向六和塔，到最后一个红绿灯三岔口时，我们仰头就能清晰地看见高高耸立着的六和塔。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够幸运，梁思成当年嫌弃难看的塔，正是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这座六和塔。
曾养甫、梁思成的观点，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有一定古建筑素养的学者的审美认知。他们认为，与南宋时营建的六和塔木檐相比较，清光绪版本在继承中国古建筑形制规范上相形见绌。
比如，我在这个路口，看到的是直上青云的上半身塔，下半部分掩映于林木中。但是有一个疑问：清代重修的六和塔，明确记载是八角形七层塔。而我数了数，肉眼能看到露出来的塔身部分，已经有七层了。
我没有数错，直至走到六和塔底下再数，全塔共有十三层了。怎么回事？
魏祝挺解释说，我们所看见的十三层木檐，其实是个外壳。十三层之中，有“七明六暗”，“六暗”——今天在塔外所见到的六层偶数层是走不进去的，进入里头就只有七层。
南宋时建造这座砖身木檐塔的做法是：忠实地模仿古代纯木塔的结构。中国楼阁式木塔的每一层，都有基座（一层为台基，以上称平坐）、屋身和腰檐。
屋身和檐的结构不难理解。每层的平坐，相当于现代建筑中的阳台——当时人们登塔可以在此凭栏远眺。
但是清朝时重修，把“阳台”全都包起来了——还“包”成了假楼层的样式——給平坐层也加了屋檐。这下外围看起来就多了六层。
这件事，梁思成在文章里说：
“国人所习见的六和塔竟是个里外不符的虚伪品，尤其委屈冤枉的是内部雄伟的形制，为光绪年间无智识的重修所蒙蔽。”
清朝这种操作，在梁思成看来是违规的。
那么规范是怎么样的？南宋时的六和塔为什么是学界公认的标准？
走进六和塔最下层时，魏祝挺特别讲了中心室位置的一块碑。这块南宋时期的《尚书省敕赐开化寺牒碑》，其实记录了批准建造六和塔的一套流程——
南宋绍兴壬申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六和塔所处的开化寺住持智昙发愿重建六和塔。他逐级向上打报告后，圣旨发下三省，令礼部审阅，临安府和两浙路转运司筹备。终于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得到批准开工。 這座官方敕建的大塔，怎么来批拟这项工程的经费以及用工、用料？当然是采用《营造法式》所规定的标准。
“北宋神宗至徽宗朝官方编纂出版的《营造法式》，是关于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著。相当于是一个建筑法规，对建筑计划、工程造价这些建筑规范作了详尽的说明，可以避免贪污和浪费。”魏祝挺说，此时的南宋，严格承袭了北宋的这些营造规范。
七年后的隆兴元年（1163年），六和塔即将落成，尚书省特予表彰，并札付临安府、钱塘县、仁和县、开化寺及智昙本人。“这也证明了六和塔是官方式样的塔。”
古人评点杭州古塔时，曾云雷峰塔如老翁，保俶塔如少女，而六和塔如将军。
南宋时的六和塔，实至名归。塔长得精神抖擞。按照梁先生的考证，南宋时六和塔平坐的宽度为1米（上层略减）。
但在清朝的重修版本里，同样59.89米的塔高，每层廊的深度大约阔出去有2米左右（上层缩减），“将军”就显得臃肿了。
“将军”昔日何等英武？梁思成画在六和塔复原状图里了。
在《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的“原状之推测”章节里，先生有多处表述，“不难”“有把握”——“以我们现在对于古建筑的智识，要推测六和塔的原形，尚不算是很难的事。”
“梁先生以六和塔本身（砖芯）内部的斗拱柱额为根据，再按法式去推求，并且参以与六和塔同时类似的实物为考证，所以他对于恢复六和塔原形，不感到困难。”
86年后我们登临六和塔，在魏祝挺的指导下，我看见塔内组合丰富的万千斗拱铺作;每一层楼，类似古罗马大角斗场“叠柱式”那种富于变化的造型。
逐层往上攀登，木塔的外柱一点点缩进，铺作数量逐步缩减，整体构成了自下而上微妙的尺度变换。
这层层不同的布局，富于变化，又形成和谐的整体。人站在里头所形成的多维感受，宛如聆听一部引人入胜的交响曲，每一处结构，都是其中的华彩乐章。
未完成的计划成为遗憾
可惜在历史上，这首交响协奏曲终没有完美形成。
世易时移，曾养甫不久后即调任广东，六和塔没能配合钱塘江大桥的兴建而得到重修。而随着不久后抗战的爆发，梁思成先生的热忱也只能随着这些图纸沉寂在箱底。
2020年11月9日，结束此次探访后，我们离开六和塔。在江堤边打车时，我抬头再看了一眼塔。正值夕阳西下，从某个角度看，塔顶的铁叉在闪烁。
那部交响曲还在我脑子里行进，那塔刹所处的顶层，就是乐章的高潮。
我们在六和塔顶层的时候，魏祝挺特别指给我看有一处天窗的装置，“那是通向屋顶的口子。”屋顶上的天地啊，会是百鸟齐鸣，一目千里。
但是古建筑的考察工作，哪里有这么浪漫？
梁思成作复原六和塔的设计时，参照了类似的实物。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座建筑，是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木塔。1933年，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等年轻成员，对这座古塔进行了测绘。
据莫宗江先生的回忆：
“……最后把（应县）木塔中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但塔刹还无法测。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就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这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经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我们也就跟了上去，这样才把塔刹测了下来。”
历史学家傅斯年形容考古工作的名言云：“上穷碧落下黄泉，冻手冻脚找东西。”老先生们当年这番毫不犹豫的“上穷碧落”，搞不好真的就要“下黄泉”的。
梁思成当时还给莫宗江拍了张照片，紧张的莫宗江只有一个脑袋入镜，很小——因为梁思成不是为了给莫宗江留影，他是要拍完整的塔刹特写。
梁思成这种风格的照片，曾被林徽因抱怨过：“在欧洲我就没有照一张好照片，你看看所有的照片，人都是这么一丁点，思成真可气，他是拿我当scale（标尺）。”
营造学社留下来的许多照片里，多是先生们的背影、侧面，而这些模糊的身影，却是这个民族的正面。
（特别感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陈筱老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黄硕老师、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杨玉龙老师对本文的贡献）
In October 1934， Liang Sicheng （1901-1972） and his wife Lin Huiyin （1904-1955） came to visit Hangzhou at the invitation of Zeng Yangfu， director of the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Liang and Lin were both scholars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The couple spent ten days in Hangzhou to formulate a plan to restore the Six-Harmony Pagoda on the Qiantang River.
Zeng was a driving force to have the Qiantang River Bridge buil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dge project was to start in November. Zeng wanted to have the pagoda restored essentially because the pagoda， which was in a very poor condition after the last refurbishment project in 1900， would be the first thing passengers on future railway trains would see when they came from south and approach Hangzhou through the Qiantang River Bridge. The Six-Harmony Pagoda was first constructed in 970 by the King of the Wuyue State （907-978）. The pagoda was a nine-story octagon structure. Experts of today guess that it might be a wood affair. It was destroyed in a fire set by rebels around 1120. In 1153， the pagoda was reconstructed. The new pagoda was a seven-storied brick structure with wooden eaves. The present-day pagoda has retained the brick cor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The wooden structure of the pagoda was destroyed and rebuilt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The last restoration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in 1900.
Liang and Lin did a field study. The coupl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restoring the pagoda to what it looked lik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at the pagoda looked like in 970 was unknown.
Back to Beijing， Liang worked out a plan to restore the pagoda. The documents he provided to Zhejiang include various drawings which indicate how the restored pagoda should look lik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Liang’s plan wa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passed down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ne of the books Liang used as his yardstick was （Treatise on Architectural Methods or State Building Standards） by the state architect Li Jie （1065-1110）， who presented the book to the throne in 1100. This illustrated work deals in an encyclopedic fashion with all branches of architecture： layout， construction， stonework， carpentry， bracketing， and decoration. It incorporates build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tandards for materials to be used in construction， standard dimensional measurements for all component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various crafts. The book is the oldest existing technical manual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have survived intact and in its entirety.
As historical literature available to Liang was adequate to indicate that the project in the Southern Song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was based on the official ， Liang Sicheng used that book to draw his plans for the new project. With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anon of the Northern Song， he understood the 1900-project made the pagoda too fat. Liang’s idea was to slim it down.
Part of Liang’s restoration plan for the Six-Harmony Pagoda was also based on the Wooden Pagoda in Yingxian County， Shangxi Province， which was built in 1056. In 1933， Liang Sicheng measured and collected all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pagoda.
Liang Sicheng’s plan， however， did not get translated into reality. Zeng Yangfu was transferred to work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pagoda restoration project was dropped. Shortly afterwards，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roke out in full scale.
It wa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he pagoda was refurbished. The pagoda has been refurbished several times. But Liang’s plans have never been used. The pagoda has maintained its shape and look of the 1900 refurbishment project， even though Liang complained bitterly about the 1900 refurbishment in a professional paper published in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