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望智库刊发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时间，“李嘉诚”成了刷屏热词。就连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也出来回应，“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且要形成更加法制化、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惠及更多的外来投资者，而且一系列的改革和成效在陆续显现。”
　　本来，法无禁止皆可为。只要不违法，人都来去自由，何况商业行为。但原本正常的商业行为，套上“李超人”的光环和他的发家经历，就变得让人难以淡定了。是正常运作，还是道义上的失守？是合法进退，还是无奈地撤离？各种解读纷纷攘攘。
　　义愤填膺者有之，直指李嘉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悲观者有之，觉得“先知先觉”的“李超人”要走，其中释放出信号——资本大量外流，市场环境恶化，中国经济危险。当然，这一说马上遭到反驳，更多人站出来说，根据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以及发展趋势，李嘉诚走不走，都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向稳向好的大趋势。也有人不知以“大度”还是“无可奈何”的口气感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还有“技术控”分析李嘉诚的“逃跑路线”，以证其战略眼光。
　　数据显示，2013年8月，李嘉诚先以25.78亿出售广州西城都荟广场和停车场;当年10月，将小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心整栋出售，交易价格71.6亿元。
　　2014年2月，李嘉诚旗下长实参股的ARA资产管理公司以24.8亿元人民币出售南京国际金融中心。同年4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以57.6亿元人民币将北京盈科中心出售。8月，ARA以15.4亿元出售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甲级写字楼盛邦国际大厦。
　　2015年7月底，长实地产寻求出售上海陆家嘴的综合体世纪汇，报价最高200亿元人民币。据估算，若世纪汇得以出售，李嘉诚近三年套现国内资产金额将近千亿元。
　　差不多同一时段，李嘉诚在欧洲加大投资，集中电讯、港口、铁路、水务、电力等领域。
　　对道义和法律的争论仍在继续。财经作家吴晓波说，李嘉诚的争议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让市场的归市场，其实已经深入人心。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对李嘉诚的撤资会有那么多纠结，实质上是因为掺杂了过去许多不那么“市场”的东西。当时或许一路绿灯，进入了许多商人难以企及的领域，当时也没有完善的拍卖机制，让商人们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至于过去那些特殊的政策、优惠，到现在再去算账都已经掰扯不清了。但是退一步讲，这些也是时势造成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立之初，国家发展经济，需要有值得信任的外商进来投资，当时也确实开创了双赢的局面。事异而时移，给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哪些方面的、多大力度的优惠，取决于国家发展阶段的需要。
　　所以李嘉诚不可复制，而对李嘉诚的争议也更趋于这样一个个案。“别让李嘉诚跑了”，这句口号式的话，却让一些企业、投资者心存反感，担心这样只让进不让出、有“关门打狗”、“私产剥夺”之嫌。这显然是过度焦虑了。笔者认为，现今市场环境不同以往，属于李嘉诚的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也已成为过去时。
　　不过，反过来说，还是需要把“李嘉诚跑了”当回事。企业和政府，应该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支持的关系。要从李嘉诚出走，进一步审视当地的营商环境，分析原因，找出差距，进一步完善。还是需要练好“内功”，这样当初跑了的兴许还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