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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持续演进，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为深刻。也正是从那时起，出于对互联网技术特征的体认，很多互联网研究者乃至权威专家、政界人士、公共官员、商界领袖都大力宣扬互联网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认为其将治愈全球沟通障碍、促进民主政治、释放公众话语权、重塑经济结构，概而言之，就是互联网将最终改变整个世界。然而，詹姆斯·柯兰等三位英国学者合著的《互联网的误读》一书在继承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资源和思想传统的基础上，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构这一互联网神话。在他们看来，我们需抛弃“技术决定论”，而要想正确理解互联网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将之置于社会政治经济语境中去理解，也即，“互联网的影响要经过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过滤”。
无可否认，三位作者将社会语境引入有关互联网影响的研究之中，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之进行了批判，这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互联网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的视野。不过，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那就是他们虽然认为是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制约了互联网技术的积极社会影响的发挥，但是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富有理想色彩的国家和机制上。然而，现有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建立于此上的国家又恰是作者要批判的对象，它们显然不会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作者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与机制，这或许是连作者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一个悖论。唯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思考互联网到底能够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互联网祛魅
恰如作者在书中开头部分所表达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因应于互联网技术的互动性、共享性、全球性、丰富性和个性化等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当时已经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互联网将改变世界的观点一时间风起云涌。在这些观点看来，在政治上，互联网将振兴民主，通过电子投票，直接的电子治理将成为可能，同时它还将赋予弱者和边缘人以力量，从而实现权力的重组;在经济上，互联网将产生创新和增长的高潮，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爆发，并为每个人创造财富和繁荣;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互联网这种全球媒介将使宇宙收缩，促进国家之间的全球理解……
但在20年后的今天，面对互联网发展的现实以及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某些不利影响，三位作者以重新解释互联网和重新思考互联网发展历史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技术决定论者在浪漫主义情怀下误读和夸大了互联网改变世界的潜力和能力。这是因为，互联网促进经济转型、全球理解、民主振兴以及新闻业的复兴四大革命预言都没成为现实——作者通过翔实的材料和极其丰富的征引告诉我们，互联网改造政治和经济的潜能受社会语境的影响。
比如，在反驳互联网具有促进政治变革和民主化的解放潜能方面，作者专门用一章的篇幅针对当下颇为流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来进行阐述。在他们眼里，社交媒体固然代表了多样性和多中心性，其传播方式也能使用户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并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讲述方式，但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依然掌握着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能够使社交媒体对自己有利。同时，社交媒体产生的交流行为也有助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个人的跟踪和审查。因此，作者认为，“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的媒介（常常在消费者或者个人意义上），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是精英和大公司形塑社会议程的媒介，而不是激进政治的媒介。”
而在重新思考互联网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则发现，虽然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美国军方赞助的产物，但随着科学家与反文化价值观对互联网发展理念的介入，互联网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曾一度张扬，并试图把互联网打造成一个去集中化的、多元化的互动空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商业化最终使互联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损害了互联网开放与合作的传统。此外，监控技术和对数据的分析又被用来进行市场营销，并促成了巨无霸互联网企业的产生，如苹果、微软、谷歌以及甲骨文等，这也影响了互联网的自由和多元化。因此，尼葛洛庞帝等人宣扬的那种“小作坊产业”式的互联网新经济并没有出现，它也没有为我们带来一场从消费方式到商业模式都产生巨变的商业革命。
由是观之，三位作者试图通过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技术决定论者那种宗教迷狂式的互联网情结进行祛魅。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社会，而不是电脑芯片——这句话可谓是他们对互联网变革潜力最为形象和精辟的概括。
二、政治经济自我革新的悖论
诚如上文所言，作者认为，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制约了互联网这一技术社会变革潜力的实现。换句话说，所有的问题都隐藏在社会之中，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如何才能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呢？
在这一问题上，与那些相信用技术的力量来改变目前社会问题的人不同，作者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担当民主责任、富有代表性的国家”上，并声称，“也许，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这样的规制不是我们现有的机制，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渴望的国家和机制。”
在这个理想的国家和机制中，作者提倡一种旨在复活公共利益的公共干预手段。这一手段包括两大指向，即 “否定国家的规制”以及“否定市场的规制”。“否定国家的规制”主要涉及政治层面，“它不应该导致政府（无论其是否为民选）的垄断，政府不能垄断数字空间，也不能用其权力为数字空间里的活动指定方向。”“否定市场的规制”则涉及经济层面，提倡对公共资源的监管，目的是要推进“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具体来说，这个理想的国家和机制应具有建设性、可以践行的干预手段，并具备深思熟虑的、含有公众意志的公共政策来进行干预，为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互联网而创造条件。为此，它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网络新闻。使互联网能突出更多的信息，以便更好地把读者和新闻联系起来。（2）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公民需求的宽带公共设施而不是私营的“收费公路”。（3）保护公共空间。不要圈占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不要建构商品化的关系。（4）培育国内外公民交流的能力。向关注公益的网站提供经费，而不是培育打上商标烙印的虚假的国际社区。（5）保证网络内容（无论是娱乐、新闻、信息还是教育）的流通。流通的规则需要以公众的名义来制定，而不是由谷歌、Facebook等大型网络运营商来制定。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论述该如何解决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作者们同技术决定论者产生了分歧。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就整体行文而言，作者试图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之间采取折中的观点，也曾对互联网技术改变社会的潜力做过较为客观的描述，但就他们的主要立论观点而言，技术依然无法担当变革社会的任务，或者至少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也就是作者所强调的，网络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解放功能，网络开放性并不直接产生民主，新媒体的使用虽然可能赋予用户解放的功能，但新媒体未必就能使社会民主化，如果要了解网络的功能，我们就必须将之置于大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就此而言，在作者看来，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途径仍主要在于自我革新。无疑，在技术驱动社会变革论者看来，这似乎进入了政治经济自我变革的怪圈，从某种程度来说也体现了作者立论的一种悖论。
三、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基础论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30年原则”，其大致意思是说，一项重大的技术发明运用于社会时，在第一个10年往往备受好评;在第二个10年却又会饱受诟病，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希望所在;只有到了第三个10年，它才会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并真正地融入公众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到现在，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恰恰处在第三个10年的开端。与菲德勒的“30年原则”相对应，互联网也是在其第一个10年里被寄予了很大期望，在第二个10年里则开始受到广泛质疑，而在当下这个第三个10年的开端，它也正在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对我们起着润物无声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互联网的误读》的出版体现了作者试图调和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努力。不过，就整本书而言，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建构主义者，对互联网技术变革社会的可能性也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遗憾。
那么， 技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呢？或许，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某些思考。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这一理论主张，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某种偏向性，具体包括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认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偏向等，因此，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这也正是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的真正用意所在，可以说，“媒介即文化”是麦克卢汉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
然而，诚如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媒介环境学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往往被冠之以技术决定论者，他们也正是《互联网的误读》一书所着力批判的对象。因此，这就涉及如何评价媒介环境学理论这一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也颇具争议的问题。或许，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争议，即无论技术是否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进程，但无疑技术尤其是重大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化又决定着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对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影响。比如，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偏重单向传播因而往往具有控制倾向的传统媒介而言，互联网的交互性、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传播特征可以促成一种自由、平等以及理解文化的形成，它也的确与去中心化的、参与性的政治形式有一种天然契合的关系。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它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和政治经济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总会保持着一种张力，这也就决定了某一种技术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并不必然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变革。但我们依然可以说，这种技术及其文化为改变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使社会变革具备了某种可能性，这是因为，文化往往决定了个人和集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印刷术、电子技术等重大技术的出现及广泛应用的确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互联网技术也终将如它们一样成为社会基础性的底层结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施加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或许，互联网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已经能够让我们瞧出这一端倪。
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互联网的误读》其实只是对互联网的现实做了一个较为表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深入审视这一技术及其代表的文化的特征。从学术渊源上讲，该书的理论资源正是来自在欧洲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强大影响力的批判学派，主要把矛头指向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只不过将批判的对象由传统媒介换成了新兴的互联网而已。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无可否认，三位作者将社会语境引入有关互联网影响的研究之中，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之进行了批判，这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互联网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的视野。不过，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那就是他们虽然认为是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制约了互联网技术的积极社会影响的发挥，但是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富有理想色彩的国家和机制上。然而，现有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建立于此上的国家又恰是作者要批判的对象，它们显然不会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作者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与机制，这或许是连作者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一个悖论。唯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思考互联网到底能够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互联网祛魅
恰如作者在书中开头部分所表达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因应于互联网技术的互动性、共享性、全球性、丰富性和个性化等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当时已经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互联网将改变世界的观点一时间风起云涌。在这些观点看来，在政治上，互联网将振兴民主，通过电子投票，直接的电子治理将成为可能，同时它还将赋予弱者和边缘人以力量，从而实现权力的重组;在经济上，互联网将产生创新和增长的高潮，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爆发，并为每个人创造财富和繁荣;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互联网这种全球媒介将使宇宙收缩，促进国家之间的全球理解……
但在20年后的今天，面对互联网发展的现实以及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某些不利影响，三位作者以重新解释互联网和重新思考互联网发展历史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技术决定论者在浪漫主义情怀下误读和夸大了互联网改变世界的潜力和能力。这是因为，互联网促进经济转型、全球理解、民主振兴以及新闻业的复兴四大革命预言都没成为现实——作者通过翔实的材料和极其丰富的征引告诉我们，互联网改造政治和经济的潜能受社会语境的影响。
比如，在反驳互联网具有促进政治变革和民主化的解放潜能方面，作者专门用一章的篇幅针对当下颇为流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来进行阐述。在他们眼里，社交媒体固然代表了多样性和多中心性，其传播方式也能使用户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并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讲述方式，但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依然掌握着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能够使社交媒体对自己有利。同时，社交媒体产生的交流行为也有助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个人的跟踪和审查。因此，作者认为，“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的媒介（常常在消费者或者个人意义上），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是精英和大公司形塑社会议程的媒介，而不是激进政治的媒介。”
而在重新思考互联网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则发现，虽然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美国军方赞助的产物，但随着科学家与反文化价值观对互联网发展理念的介入，互联网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曾一度张扬，并试图把互联网打造成一个去集中化的、多元化的互动空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商业化最终使互联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损害了互联网开放与合作的传统。此外，监控技术和对数据的分析又被用来进行市场营销，并促成了巨无霸互联网企业的产生，如苹果、微软、谷歌以及甲骨文等，这也影响了互联网的自由和多元化。因此，尼葛洛庞帝等人宣扬的那种“小作坊产业”式的互联网新经济并没有出现，它也没有为我们带来一场从消费方式到商业模式都产生巨变的商业革命。
由是观之，三位作者试图通过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技术决定论者那种宗教迷狂式的互联网情结进行祛魅。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社会，而不是电脑芯片——这句话可谓是他们对互联网变革潜力最为形象和精辟的概括。
二、政治经济自我革新的悖论
诚如上文所言，作者认为，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制约了互联网这一技术社会变革潜力的实现。换句话说，所有的问题都隐藏在社会之中，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如何才能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呢？
在这一问题上，与那些相信用技术的力量来改变目前社会问题的人不同，作者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担当民主责任、富有代表性的国家”上，并声称，“也许，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这样的规制不是我们现有的机制，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渴望的国家和机制。”
在这个理想的国家和机制中，作者提倡一种旨在复活公共利益的公共干预手段。这一手段包括两大指向，即 “否定国家的规制”以及“否定市场的规制”。“否定国家的规制”主要涉及政治层面，“它不应该导致政府（无论其是否为民选）的垄断，政府不能垄断数字空间，也不能用其权力为数字空间里的活动指定方向。”“否定市场的规制”则涉及经济层面，提倡对公共资源的监管，目的是要推进“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具体来说，这个理想的国家和机制应具有建设性、可以践行的干预手段，并具备深思熟虑的、含有公众意志的公共政策来进行干预，为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互联网而创造条件。为此，它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网络新闻。使互联网能突出更多的信息，以便更好地把读者和新闻联系起来。（2）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公民需求的宽带公共设施而不是私营的“收费公路”。（3）保护公共空间。不要圈占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不要建构商品化的关系。（4）培育国内外公民交流的能力。向关注公益的网站提供经费，而不是培育打上商标烙印的虚假的国际社区。（5）保证网络内容（无论是娱乐、新闻、信息还是教育）的流通。流通的规则需要以公众的名义来制定，而不是由谷歌、Facebook等大型网络运营商来制定。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论述该如何解决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作者们同技术决定论者产生了分歧。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就整体行文而言，作者试图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之间采取折中的观点，也曾对互联网技术改变社会的潜力做过较为客观的描述，但就他们的主要立论观点而言，技术依然无法担当变革社会的任务，或者至少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也就是作者所强调的，网络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解放功能，网络开放性并不直接产生民主，新媒体的使用虽然可能赋予用户解放的功能，但新媒体未必就能使社会民主化，如果要了解网络的功能，我们就必须将之置于大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就此而言，在作者看来，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途径仍主要在于自我革新。无疑，在技术驱动社会变革论者看来，这似乎进入了政治经济自我变革的怪圈，从某种程度来说也体现了作者立论的一种悖论。
三、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基础论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30年原则”，其大致意思是说，一项重大的技术发明运用于社会时，在第一个10年往往备受好评;在第二个10年却又会饱受诟病，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希望所在;只有到了第三个10年，它才会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并真正地融入公众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到现在，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恰恰处在第三个10年的开端。与菲德勒的“30年原则”相对应，互联网也是在其第一个10年里被寄予了很大期望，在第二个10年里则开始受到广泛质疑，而在当下这个第三个10年的开端，它也正在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对我们起着润物无声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互联网的误读》的出版体现了作者试图调和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努力。不过，就整本书而言，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建构主义者，对互联网技术变革社会的可能性也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遗憾。
那么， 技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呢？或许，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某些思考。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这一理论主张，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某种偏向性，具体包括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认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偏向等，因此，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这也正是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的真正用意所在，可以说，“媒介即文化”是麦克卢汉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
然而，诚如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媒介环境学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往往被冠之以技术决定论者，他们也正是《互联网的误读》一书所着力批判的对象。因此，这就涉及如何评价媒介环境学理论这一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也颇具争议的问题。或许，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争议，即无论技术是否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进程，但无疑技术尤其是重大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化又决定着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对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影响。比如，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偏重单向传播因而往往具有控制倾向的传统媒介而言，互联网的交互性、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传播特征可以促成一种自由、平等以及理解文化的形成，它也的确与去中心化的、参与性的政治形式有一种天然契合的关系。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它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和政治经济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总会保持着一种张力，这也就决定了某一种技术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并不必然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变革。但我们依然可以说，这种技术及其文化为改变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使社会变革具备了某种可能性，这是因为，文化往往决定了个人和集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印刷术、电子技术等重大技术的出现及广泛应用的确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互联网技术也终将如它们一样成为社会基础性的底层结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施加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或许，互联网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已经能够让我们瞧出这一端倪。
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互联网的误读》其实只是对互联网的现实做了一个较为表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深入审视这一技术及其代表的文化的特征。从学术渊源上讲，该书的理论资源正是来自在欧洲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强大影响力的批判学派，主要把矛头指向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只不过将批判的对象由传统媒介换成了新兴的互联网而已。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