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著名媒体人公开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遭到各种斥责。有人则辩解：“美国平权运动40多年，承认同性婚姻才勉强达6个州。那些反对的州和人，都是反民主自由人权的吗?中国人大多逻辑混乱。”
　　其实，这不是逻辑混乱的问题，而是另外一套逻辑的问题。模仿易中天先生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逻辑，也有一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逻辑。英国思想家迈克尔·博兰尼提出了“道德的反转(moral inversion)”概念，对这个逻辑进行过深刻分析。
　　启蒙运动高扬理性，但他们宣称，既有的道德伦理规范是非人性的、腐朽的，道理很简单：这些规范限制他们尝试和享受种种肉体的快乐。遵守这样的道德伦理规范是虚伪的，为了解放，他们致力于揭穿这一道德伦理规范体系的虚伪，并摆脱其束缚，这就是“道德的反转”之内在机制。他们进而认为，他们反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摧毁习俗，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进步主义信念让他们具有了道德优越感。
　　正是借助这种道德的反转机制，“范跑跑”可以大大方方地把自己完全不合乎教师伦理的做法说成是“真正的”道德，而那些要求他尽到教师职责的人，反而是虚伪的。诸多知识分子也热情地为“范跑跑”喝彩，他们喝彩的主要理由就是：他是不虚伪的。
　　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情况完全相同。一些知识分子相信，同性恋及此类婚姻的存在是历史进步的方向，基于这样一种进步主义信念，他们断定，不承认同性恋婚姻的习俗、法律是虚伪的，他们奋起与这种虚伪作斗争，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真正的道德行为。当然，反对他们的人也就是落后反动分子，他们具有最为强烈的道德感，因而毫不客气、肆无忌惮地辱骂落后反动分子反而是道德的表现。
　　当然，现代知识分子秉持这样的观念是他们的自由，真正的悲剧在于，在当下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平衡他们的观念，这一点是中国最为特别、也最为危险的地方。哪怕是在现代性起源的欧洲，也还存在着诸多传统制度，足以让古典的信仰、思想、观念有存身之制度依托。比如，在欧美，基督教会始终拥有较大影响力，而教会守护着古典的价值，比如家庭的价值、婚姻的价值，源远流长的大学也大都保留了神学院。
　　20世纪的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幸运。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从制度上一步踏入完全现代的生存状态，原来守护传统价值、承担教化的主要力量——儒学尤其是经学丧失了制度依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其现代性程度成为全球最高的，由此而有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也是最久的传统，激进成为一种常态。正是观念市场的严重失衡，让先进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诸多涉及习俗、传统的公共事件中，毫不掩饰自己反道德的道德优越感。
　　不过，这种失衡状态也许正在悄然改变。见证了反传统的恶果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以及中产阶层，似乎正在经历一个“保守化”转向。同性恋支持者所表现出的优越感，也促使不少人反思，是否应该继续娇惯这种反道德的道德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