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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书，目的是要给儿童施以正当的教育，叫作“养正于蒙”。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开始传至中国，这个时期的革新之风带来了新的事物，那就是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一经出现，便犹如春风拂面，童书的面貌酝酿着更大的改观。
关键词：中国童书 蒙学课本 儿童教育
2011年7月，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启蒙的艺术》展览，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艺术，除了绘画、雕塑和工艺品，还包括书籍、服饰、玩具甚至那个时期的科学仪器，童书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歌德学院找到我，希望我给观众介绍一些同时期中国童书的情况，作为展览内容的补充。
尽管以“启蒙”来归类艺术，据说在德国国内还有很大的争议，但这个展览的全面细致，展品之丰富、保存状况之良好却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民族的历史积淀绝不薄于欧洲，但传到我们这一代手里，却日见荒芜，疏于打理。有感于此，便有了这篇小文。
三千年前始有童书
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书，目的是要给儿童施以正当的教育，叫作“养正于蒙”，所以古代称儿童教育为“童蒙教育”，用来进行“童蒙教育”的课本就是中国最早的童书。
据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中国最早的老课本是成书于西周宣王时代、由史官写作的《史籀篇》。
秦汉之际出现了很多蒙学课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汉代史游写作的《急就篇》。《急就篇》内容包罗万象——植物、动物、丝织、医药、器官、乐舞、职官，等等，简直就像一部小百科全书。
南北朝时，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老课本《千字文》。
唐代以后，这类课本读物逐渐增多，其中盛行者如《兔园策》，由唐太宗之子李恽命属下编撰。《兔园策》留下了“遗下兔园”的典故：五代时官场的“不倒翁”冯道很被人瞧不起，一日上朝，不知为何冯道总是回头看身后的大臣，大臣们便说冯道一定是弄丢了《兔园策》，嘲讽他上朝应对还要靠蒙学课本。
宋代至清代中叶，蒙学课本不但有内容丰富的综合性读物，而且开始分门别类，有专教道德修养的，有專教历史故事的，有专教典章名物的，有专教日用常识的。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课本中还出现了教授农、工、商实际知识和技艺的内容。这时期的蒙学课本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增广贤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还有专教女孩子的《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女四书》《女论语》等，种类繁多，影响面很广。当时，不但入学的儿童诵读，连父母兄长、亲友乡邻乃至整个成人社会也都熟悉这些课本中的部分内容。
这些蒙学课本，从《急就篇》开始，就大多以韵文写作，后来更采取了对偶句式，听起来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不仅情趣盎然，而且容易背诵。由于蒙学课本都有识字功用，所以有些（像《急就篇》和《千字文》）便追求用字不能重复。到了宋代以后，蒙学课本开始考虑更加适合儿童的特点和兴趣，不仅采用诗歌形式，还加强了故事性，并且配上精美的插画。这也是蒙学课本在社会上有那么大影响力，农、工、商各业的成人也都乐于诵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特别是宋代以后，多以进行伦理道德说教为其主要任务，灌输皇权专制社会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和愚忠愚孝思想，宣扬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意识，兼有迷信宿命思想掺杂其中。尽管，这些蒙学课本中也有大量朴素且具有普适意义的道德规范和人生哲理，如家庭和睦、邻里友善、诚实守信等。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儿童读物不像现代的儿童文学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也没有人将童书视为艺术作品。当时的人们并不重视儿童，而是将其视为成人的附庸和财产，教育的目的是要儿童尽快接受成人世界的规矩。书中的故事性、诗歌形式、精美插图等还没有体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是一种装饰和美化。它们是为道德说教服务的，只是配合说教和体罚的工具而已，这些形式越优美，其灌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思想的效果就越好。这些思想的糟粕和那些朴素的道德规范、人生哲理掺合在一起，深刻地塑造着当时中华民族的社会心态、文化习俗和国民性格。这是中国古代童书难以回避的问题。
让文字插上形象的翅膀
自插图诞生之日起，它就注定会在童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图画有着文字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图画是一种形象语言，而文字恰恰是人类的祖先从形象中提炼出来的抽象符号。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有许多事物难以靠语言文字来准确表达。比如说“中国状如雄鸡”，如果从未见过地图，就不可能知道中国如何“状如雄鸡”，脑中永远不会有中国疆域的准确形状。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曾说：“山川都邑，非图不明;户籍水利，非图不清;矿山铁路工商，非图不营。”图画可以言文字不能尽言之事，表文字不能尽表之情。儿童感受世界和我们远古的祖先相同，是用形象来感受、理解和表达的。儿童期也是一个人一生中视觉感受最敏锐的时期。童书的世界终将是插图的海洋。
中国书籍插图的历史和童书的历史一样久远。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书籍起源于简帛。简就是用竹削成的又薄又窄的长片，用火烘烤后在上面写字，多片竹简编缀成册;帛就是丝织品，在以植物纤维做成的纸没有出现以前，丝织品就是绘画书写的载体。因帛更适于绘画，在“简帛并行”的时期，曾有用简和帛相配，用简写文字，用帛绘插图的。
现存最早的简出现于周代，出土的秦简当中就有简单的说明性插图。帛书插画则出现于战国时期，最受世人瞩目的是汉代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的30幅彗星插图，距今2200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彗星图。
汉代留下了大量的画像石，也就是在石头上刻图画。画像石主要用作祠堂、石阙、墓室等葬仪和纪念性建筑的装饰。祠堂是纪念先人的场所，石阙是建在宫殿或陵墓大门两旁的建筑，类似牌坊。在祠堂、石阙上所装饰的画像石中，出现了许多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以及古代典籍中的内容，是一种刻在石头上的书籍插图，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宣传画。 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插图要算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了。顾恺之是最早也最著名的既留下作品，也留下姓名和生平事迹的画家。《女史箴》是西晋一个叫张华的文人写的规劝、教化宫廷里的妇女遵守道德的文章，“女史”就是指宫廷里的妇女，“箴”是一种规劝的文体。顾恺之为这篇文章所作的插图，名为《女史箴图》。尽管《女史箴图》的内容仍然是“成教化，助人伦”，但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美”的感召力要远远胜于枯燥的说教。插图开始作为一种艺术为世人所欣赏。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西北边塞敦煌，渐渐矗立起一座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壁画的题材很多都是佛教故事，以长达数米的画幅来连续讲述一个故事，它们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连环画。这和西方的情况很相像，比如公元5世纪耶路撒冷教堂镶嵌画，讲述的就是古希腊神话英雄俄耳甫斯用音乐驯服野兽的故事。无论是中国的竹简、缣帛，还是西方的纸草纸和羊皮纸，价格都很昂贵，藏书往往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在书籍难以普及的时代，这些宗教殿堂里的故事插图便有着举足轻重的教育作用。
在纸产生以后，书籍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从汉代到隋唐，印刷术没有出现以前，书籍主要还是靠手来抄写，称为“写本时期”。写本中有许多精美的手绘插图，可惜都在岁月的变迁中渐渐消失了。所幸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数万卷古写本重见天日，今人才得以领略写本时代书籍的风采。当中国画家在佛教经典上画出遒劲优美的线条时，万里之遥的欧洲画家正干着同样的事，他们也在用精巧的线条在手抄的圣经上面画着插图，一千多年以后，这些插图依旧色彩绚烂、动人心魄。
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对于佛经的大量需求催生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插图《祗树给孤独园》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雕版插图，也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品，更是最古老的木版画。
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雕版印刷术也随之急剧发展起来。但是宋元图书存世很少，早在明清时期，“宋版书”的价格已是一页千金了，其中的插图更是凤毛麟角。
到了明代，以商人、工匠、城市平民为主的市民阶层兴起，弃儒从商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使得戏曲、小说等市民文艺的创作十分发达，书籍插图艺术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一部小说的插图总有几十幅，多达百幅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小说甚至有1000多幅。
虽然中国古代的儿童教育主要就是背书、识字，但是为了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也在蒙学课本中配上了精美的插图。
《解增和千家诗注》是明代宫廷里为太子读书所准备的，彩色插图是由宫廷画师手绘出来的，普通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无福欣赏这样的插图。自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之后，插图一般都是黑白的，古代的版刻师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希望能够印制出彩色的书籍插图。彩色印刷的技术到了明末清初遂臻于成熟。彩色印刷术的出现，为童书能够成为一种专为儿童创作的独立艺术作品做好了准备。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启蒙时代来临之前，文学艺术的创作不会专以儿童为对象，以儿童为对象的课本也是将其视为预备成人，使其尽快接受成人世界的规矩。那些主要是为成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插图艺术实际上担当着娱乐和教化儿童的作用，其中自然充斥着大量不适宜于儿童的内容。
《女史箴图》既会在宫廷中的成年妇女之间传看，自然也会被用来教育宫中的女孩。在敦煌莫高窟等宗教寺庙里，壁画的教育作用无分老幼，小孩会躲在大人身后，好奇地观看那些壁画，倾听成年人谈论和讲解宗教故事。当书籍因印刷术的普及变得便宜且容易获得时，那些动辄便有几十、上百幅插图的小说，对于儿童的吸引力绝不亚于说书艺人的精彩表演。
在西方，口耳相传的奇异故事成为古典童话的前身，说故事的人既给儿童也给其他成年人讲那些充满恐怖和残忍的故事。这在当时人看来也没什么不妥，直到启蒙运动的到来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天地开辟在启蒙
18世纪，欧洲一场思想和社会的大变革——启蒙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儿童观。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尊重儿童，平等对待儿童。教育必须适应不同时期儿童的发育水平，了解儿童的心理，顺应儿童的天性。
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开始传至中国。随着帝制的消亡，延续了千年的童蒙教育也焕发了新颜，各地纷纷设立新式学堂，学堂和书商也开始编写新的教材。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则对传统蒙学读物中的思想糟粕大加挞伐。
在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二十四孝》也是一部传统的蒙学课本，讲述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成书于元代，后来刊刻的印本将《二十四孝》故事都配上了插图，统称《二十四孝图》。其中，“郭巨埋儿”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家徒四壁的孝子，看到自己的老母亲特别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而留给孙子吃，于是便和妻子商议将儿子活埋，以便节省下粮食奉养老母。就在他们挖坑准备埋掉儿子时，却意外地挖出一坛黄金，于是便不再埋儿，欢天喜地地回家过日子去了。鲁迅先生回忆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出皇权专制时代道学先生们“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的虚伪、残忍、不近人情、戕害人性，痛斥这类故事“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在文中，鲁迅先生写道：“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
与此同时，仍有继承传统蒙学课本或将之改良扩充的呼声和努力。章太炎先生在《重订三字经——原序》中说：“余觀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眇者视、跛者履也欤！今欲重理旧学，使人人诵诗书，窥纪传，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间常举以语人，渐有信者。然诸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于是重为修订，所增者三之一，更定者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 这时期出现的优秀新式蒙学课本，既吸收了启蒙的新思想，尊重儿童的天性发展，又注意繼承传统童书的种种优点，在启迪现代公民观念的同时，也没有丢掉传统童书中具有普适意义的道德规范和人生哲理，且传承和凸显出了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字之美。和传统的蒙学课本一样，这些新式蒙学课本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也是道德修养、历史故事、典章名物、日用常识无所不包。所不同的是，新式课本的视野更加广阔，早已跨出国界，华洋兼备，具有时代特色。在选取历史故事和典故时，尽量保留那些有普适意义并且不因时代变迁而失去价值的内容，删除了不适宜儿童以及明显“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的内容。
在语言文字上，新式蒙学课本依旧采取韵文以及对偶句式写作，文辞清丽、明快、悦耳、活泼，便于记诵，且更加注重故事性，杜绝枯燥的说教。在编写上则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并为低龄学童配了大量的插图。
不论怎样革新，中国蒙学课本有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统，那就是由社会贤达和大学问家亲自动手编撰，真正是大师编小书。从秦代的李斯，汉魏六朝的蔡邕、顾恺之，宋代的朱熹、王应麟，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不管是传统的蒙学课本，还是新式的改良课本，莫不如此。
除了蒙学课本，这个时期的革新之风为童书带来了新的事物，那就是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西方儿童文学的出现和发展也比较晚，是启蒙运动之后的新事物（没有启蒙运动对儿童观的深刻改变，也就不会有儿童文学的诞生）。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现较西方更迟，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渐次钻出了萌芽。儿童文学一经出现，便犹如春风拂面，童书的面貌酝酿着更大的改观。
童书走进我们的时代
儿童文学的诞生，使插图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19世纪末，西方出现了由图画和文字共同讲述故事的图画书。它是脱胎于儿童文学的独特艺术门类。插图不再依附于文字，而是成为书籍的主角，文字和图画像电影中的不同角色互相配合。有些图画书只有人物的对话，没有叙述文字。甚至还出现了完全由图画来讲述故事的“无字书”，如同独角哑剧一般。
迈入21世纪，图画书和无字书开始走入中国孩子的视野，其发展蓬勃，方兴未艾。童书的世界真的成了插图的海洋。
新世纪伊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多元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断裂的传统文化需要复兴，今人更要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创新的力量。无论是“复古”“革新”还是“改良”，都可以在新世纪里找到施展的机遇和舞台。纵观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历程，变化创新是主旋律，人类有童年就会有童书，未来的童书一定会呈现出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模样。
（姬炤华，艺术推广人，漫画家。著有图画书《天啊！错啦！》等。）
关键词：中国童书 蒙学课本 儿童教育
2011年7月，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启蒙的艺术》展览，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艺术，除了绘画、雕塑和工艺品，还包括书籍、服饰、玩具甚至那个时期的科学仪器，童书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歌德学院找到我，希望我给观众介绍一些同时期中国童书的情况，作为展览内容的补充。
尽管以“启蒙”来归类艺术，据说在德国国内还有很大的争议，但这个展览的全面细致，展品之丰富、保存状况之良好却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民族的历史积淀绝不薄于欧洲，但传到我们这一代手里，却日见荒芜，疏于打理。有感于此，便有了这篇小文。
三千年前始有童书
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书，目的是要给儿童施以正当的教育，叫作“养正于蒙”，所以古代称儿童教育为“童蒙教育”，用来进行“童蒙教育”的课本就是中国最早的童书。
据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中国最早的老课本是成书于西周宣王时代、由史官写作的《史籀篇》。
秦汉之际出现了很多蒙学课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汉代史游写作的《急就篇》。《急就篇》内容包罗万象——植物、动物、丝织、医药、器官、乐舞、职官，等等，简直就像一部小百科全书。
南北朝时，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老课本《千字文》。
唐代以后，这类课本读物逐渐增多，其中盛行者如《兔园策》，由唐太宗之子李恽命属下编撰。《兔园策》留下了“遗下兔园”的典故：五代时官场的“不倒翁”冯道很被人瞧不起，一日上朝，不知为何冯道总是回头看身后的大臣，大臣们便说冯道一定是弄丢了《兔园策》，嘲讽他上朝应对还要靠蒙学课本。
宋代至清代中叶，蒙学课本不但有内容丰富的综合性读物，而且开始分门别类，有专教道德修养的，有專教历史故事的，有专教典章名物的，有专教日用常识的。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课本中还出现了教授农、工、商实际知识和技艺的内容。这时期的蒙学课本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增广贤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还有专教女孩子的《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女四书》《女论语》等，种类繁多，影响面很广。当时，不但入学的儿童诵读，连父母兄长、亲友乡邻乃至整个成人社会也都熟悉这些课本中的部分内容。
这些蒙学课本，从《急就篇》开始，就大多以韵文写作，后来更采取了对偶句式，听起来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不仅情趣盎然，而且容易背诵。由于蒙学课本都有识字功用，所以有些（像《急就篇》和《千字文》）便追求用字不能重复。到了宋代以后，蒙学课本开始考虑更加适合儿童的特点和兴趣，不仅采用诗歌形式，还加强了故事性，并且配上精美的插画。这也是蒙学课本在社会上有那么大影响力，农、工、商各业的成人也都乐于诵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特别是宋代以后，多以进行伦理道德说教为其主要任务，灌输皇权专制社会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和愚忠愚孝思想，宣扬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意识，兼有迷信宿命思想掺杂其中。尽管，这些蒙学课本中也有大量朴素且具有普适意义的道德规范和人生哲理，如家庭和睦、邻里友善、诚实守信等。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儿童读物不像现代的儿童文学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也没有人将童书视为艺术作品。当时的人们并不重视儿童，而是将其视为成人的附庸和财产，教育的目的是要儿童尽快接受成人世界的规矩。书中的故事性、诗歌形式、精美插图等还没有体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是一种装饰和美化。它们是为道德说教服务的，只是配合说教和体罚的工具而已，这些形式越优美，其灌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思想的效果就越好。这些思想的糟粕和那些朴素的道德规范、人生哲理掺合在一起，深刻地塑造着当时中华民族的社会心态、文化习俗和国民性格。这是中国古代童书难以回避的问题。
让文字插上形象的翅膀
自插图诞生之日起，它就注定会在童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图画有着文字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图画是一种形象语言，而文字恰恰是人类的祖先从形象中提炼出来的抽象符号。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有许多事物难以靠语言文字来准确表达。比如说“中国状如雄鸡”，如果从未见过地图，就不可能知道中国如何“状如雄鸡”，脑中永远不会有中国疆域的准确形状。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曾说：“山川都邑，非图不明;户籍水利，非图不清;矿山铁路工商，非图不营。”图画可以言文字不能尽言之事，表文字不能尽表之情。儿童感受世界和我们远古的祖先相同，是用形象来感受、理解和表达的。儿童期也是一个人一生中视觉感受最敏锐的时期。童书的世界终将是插图的海洋。
中国书籍插图的历史和童书的历史一样久远。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书籍起源于简帛。简就是用竹削成的又薄又窄的长片，用火烘烤后在上面写字，多片竹简编缀成册;帛就是丝织品，在以植物纤维做成的纸没有出现以前，丝织品就是绘画书写的载体。因帛更适于绘画，在“简帛并行”的时期，曾有用简和帛相配，用简写文字，用帛绘插图的。
现存最早的简出现于周代，出土的秦简当中就有简单的说明性插图。帛书插画则出现于战国时期，最受世人瞩目的是汉代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的30幅彗星插图，距今2200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彗星图。
汉代留下了大量的画像石，也就是在石头上刻图画。画像石主要用作祠堂、石阙、墓室等葬仪和纪念性建筑的装饰。祠堂是纪念先人的场所，石阙是建在宫殿或陵墓大门两旁的建筑，类似牌坊。在祠堂、石阙上所装饰的画像石中，出现了许多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以及古代典籍中的内容，是一种刻在石头上的书籍插图，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宣传画。 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插图要算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了。顾恺之是最早也最著名的既留下作品，也留下姓名和生平事迹的画家。《女史箴》是西晋一个叫张华的文人写的规劝、教化宫廷里的妇女遵守道德的文章，“女史”就是指宫廷里的妇女，“箴”是一种规劝的文体。顾恺之为这篇文章所作的插图，名为《女史箴图》。尽管《女史箴图》的内容仍然是“成教化，助人伦”，但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美”的感召力要远远胜于枯燥的说教。插图开始作为一种艺术为世人所欣赏。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西北边塞敦煌，渐渐矗立起一座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壁画的题材很多都是佛教故事，以长达数米的画幅来连续讲述一个故事，它们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连环画。这和西方的情况很相像，比如公元5世纪耶路撒冷教堂镶嵌画，讲述的就是古希腊神话英雄俄耳甫斯用音乐驯服野兽的故事。无论是中国的竹简、缣帛，还是西方的纸草纸和羊皮纸，价格都很昂贵，藏书往往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在书籍难以普及的时代，这些宗教殿堂里的故事插图便有着举足轻重的教育作用。
在纸产生以后，书籍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从汉代到隋唐，印刷术没有出现以前，书籍主要还是靠手来抄写，称为“写本时期”。写本中有许多精美的手绘插图，可惜都在岁月的变迁中渐渐消失了。所幸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数万卷古写本重见天日，今人才得以领略写本时代书籍的风采。当中国画家在佛教经典上画出遒劲优美的线条时，万里之遥的欧洲画家正干着同样的事，他们也在用精巧的线条在手抄的圣经上面画着插图，一千多年以后，这些插图依旧色彩绚烂、动人心魄。
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对于佛经的大量需求催生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插图《祗树给孤独园》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雕版插图，也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品，更是最古老的木版画。
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雕版印刷术也随之急剧发展起来。但是宋元图书存世很少，早在明清时期，“宋版书”的价格已是一页千金了，其中的插图更是凤毛麟角。
到了明代，以商人、工匠、城市平民为主的市民阶层兴起，弃儒从商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使得戏曲、小说等市民文艺的创作十分发达，书籍插图艺术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一部小说的插图总有几十幅，多达百幅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小说甚至有1000多幅。
虽然中国古代的儿童教育主要就是背书、识字，但是为了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也在蒙学课本中配上了精美的插图。
《解增和千家诗注》是明代宫廷里为太子读书所准备的，彩色插图是由宫廷画师手绘出来的，普通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无福欣赏这样的插图。自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之后，插图一般都是黑白的，古代的版刻师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希望能够印制出彩色的书籍插图。彩色印刷的技术到了明末清初遂臻于成熟。彩色印刷术的出现，为童书能够成为一种专为儿童创作的独立艺术作品做好了准备。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启蒙时代来临之前，文学艺术的创作不会专以儿童为对象，以儿童为对象的课本也是将其视为预备成人，使其尽快接受成人世界的规矩。那些主要是为成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插图艺术实际上担当着娱乐和教化儿童的作用，其中自然充斥着大量不适宜于儿童的内容。
《女史箴图》既会在宫廷中的成年妇女之间传看，自然也会被用来教育宫中的女孩。在敦煌莫高窟等宗教寺庙里，壁画的教育作用无分老幼，小孩会躲在大人身后，好奇地观看那些壁画，倾听成年人谈论和讲解宗教故事。当书籍因印刷术的普及变得便宜且容易获得时，那些动辄便有几十、上百幅插图的小说，对于儿童的吸引力绝不亚于说书艺人的精彩表演。
在西方，口耳相传的奇异故事成为古典童话的前身，说故事的人既给儿童也给其他成年人讲那些充满恐怖和残忍的故事。这在当时人看来也没什么不妥，直到启蒙运动的到来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天地开辟在启蒙
18世纪，欧洲一场思想和社会的大变革——启蒙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儿童观。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尊重儿童，平等对待儿童。教育必须适应不同时期儿童的发育水平，了解儿童的心理，顺应儿童的天性。
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开始传至中国。随着帝制的消亡，延续了千年的童蒙教育也焕发了新颜，各地纷纷设立新式学堂，学堂和书商也开始编写新的教材。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则对传统蒙学读物中的思想糟粕大加挞伐。
在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二十四孝》也是一部传统的蒙学课本，讲述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成书于元代，后来刊刻的印本将《二十四孝》故事都配上了插图，统称《二十四孝图》。其中，“郭巨埋儿”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家徒四壁的孝子，看到自己的老母亲特别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而留给孙子吃，于是便和妻子商议将儿子活埋，以便节省下粮食奉养老母。就在他们挖坑准备埋掉儿子时，却意外地挖出一坛黄金，于是便不再埋儿，欢天喜地地回家过日子去了。鲁迅先生回忆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出皇权专制时代道学先生们“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的虚伪、残忍、不近人情、戕害人性，痛斥这类故事“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在文中，鲁迅先生写道：“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
与此同时，仍有继承传统蒙学课本或将之改良扩充的呼声和努力。章太炎先生在《重订三字经——原序》中说：“余觀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眇者视、跛者履也欤！今欲重理旧学，使人人诵诗书，窥纪传，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间常举以语人，渐有信者。然诸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于是重为修订，所增者三之一，更定者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 这时期出现的优秀新式蒙学课本，既吸收了启蒙的新思想，尊重儿童的天性发展，又注意繼承传统童书的种种优点，在启迪现代公民观念的同时，也没有丢掉传统童书中具有普适意义的道德规范和人生哲理，且传承和凸显出了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字之美。和传统的蒙学课本一样，这些新式蒙学课本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也是道德修养、历史故事、典章名物、日用常识无所不包。所不同的是，新式课本的视野更加广阔，早已跨出国界，华洋兼备，具有时代特色。在选取历史故事和典故时，尽量保留那些有普适意义并且不因时代变迁而失去价值的内容，删除了不适宜儿童以及明显“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的内容。
在语言文字上，新式蒙学课本依旧采取韵文以及对偶句式写作，文辞清丽、明快、悦耳、活泼，便于记诵，且更加注重故事性，杜绝枯燥的说教。在编写上则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并为低龄学童配了大量的插图。
不论怎样革新，中国蒙学课本有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统，那就是由社会贤达和大学问家亲自动手编撰，真正是大师编小书。从秦代的李斯，汉魏六朝的蔡邕、顾恺之，宋代的朱熹、王应麟，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不管是传统的蒙学课本，还是新式的改良课本，莫不如此。
除了蒙学课本，这个时期的革新之风为童书带来了新的事物，那就是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西方儿童文学的出现和发展也比较晚，是启蒙运动之后的新事物（没有启蒙运动对儿童观的深刻改变，也就不会有儿童文学的诞生）。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现较西方更迟，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渐次钻出了萌芽。儿童文学一经出现，便犹如春风拂面，童书的面貌酝酿着更大的改观。
童书走进我们的时代
儿童文学的诞生，使插图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19世纪末，西方出现了由图画和文字共同讲述故事的图画书。它是脱胎于儿童文学的独特艺术门类。插图不再依附于文字，而是成为书籍的主角，文字和图画像电影中的不同角色互相配合。有些图画书只有人物的对话，没有叙述文字。甚至还出现了完全由图画来讲述故事的“无字书”，如同独角哑剧一般。
迈入21世纪，图画书和无字书开始走入中国孩子的视野，其发展蓬勃，方兴未艾。童书的世界真的成了插图的海洋。
新世纪伊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多元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断裂的传统文化需要复兴，今人更要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创新的力量。无论是“复古”“革新”还是“改良”，都可以在新世纪里找到施展的机遇和舞台。纵观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历程，变化创新是主旋律，人类有童年就会有童书，未来的童书一定会呈现出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模样。
（姬炤华，艺术推广人，漫画家。著有图画书《天啊！错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