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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四年（公元前89）六月，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在与匈奴进行了四十三年的战争之后，汉武帝终于痛苦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
汉帝国此时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两年（公元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公元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已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的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据说还曾作过比轮台诏更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但无论如何，正是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才被加倍赋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对此，史学界直至近年来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指出，司马光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改過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唱对台戏，隐隐有讽喻赵宋天子“改过”，早日与变法切割的意思。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更是认为，轮台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轮台诏也不意味着武帝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
或许可以这么说，汉武帝直至去世（公元前87年，轮台诏之后两年），也不会真正对一生的“赫赫武功”有所追悔，他悔悟的只是非原则性的细节，比如发动战争的节奏没有把控好罢了。
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都是烽火连天，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基本和周边打了个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汉武帝和乾隆是定义今日中国疆域最重要的两位皇帝，前者如范文澜所说“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后者则有收官意义。
汉武帝无疑是热爱战争的。置于古代的历史情境，如果不是持如司马光那样偏执的和平观的话，汉武帝的战争本身，无论是从道义上而言，还是从政治需要而言，用负面意义过强的“穷兵黩武”来定义可能是附加了过多的现代人情感。
但是，我还是想把“穷兵黩武”送给汉武帝，战争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整个统治时代几乎一直贯穿着战争却是难以辩护的。汉武帝和秦始皇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非常不擅于自我节制，无视国力民力的极限，任由开边欲望无穷蔓延。
汉武帝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不把国家打到崩溃边缘，不把民力使用到极限，不把战争打到四面开花难以为继，他是不会停下征伐脚步的。
就汉匈战争而言，虽然全过程汉武帝都是在“以本伤人”，享受着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式的胜利，但其间的确是有见好就收的时间窗口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漠北战役中，匈奴主力实际上已经被卫青霍去病重创，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汉高祖“白登之围”的百年耻辱连本带利地报了，匈奴再也已无法构成对汉帝国的军事威胁。
汉武帝如果在此时结束战争，不纠结于他真实历史中追求对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就等于提前轮台诏了整整三十年，汉帝国有这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又何至于出现汉武帝后期的“海内虚耗”“有亡秦之迹”。
如此，汉武帝的历史评价也不至于那么充满纠结，在暴君与“汉武大帝”两个极端间摇摆。
甚至汉武帝的直系子孙都心情复杂地审视着这位“大帝”。武帝去世后没几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就试图全面否定武帝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宣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72）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大汉朝廷又一次发生了分裂，大臣夏侯胜激烈攻击了武帝，“人民相食”“无德泽于民”，宣帝大怒将夏侯胜下狱，但之后又特赦出狱；汉哀帝时，朝臣甚至因为武帝过失太大，建议其庙“宜毁”，尽管最后保住了宗庙，但汉哀帝甚至一度持中立立场。
汉武帝曾有一段针对匈奴的无比鸡血的发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知道一味强横，不知道见好就收。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子孙——光武帝刘秀。
公元45年，西域诸国主动上书要求“内附”，希望东汉政权能够出兵西域，否则他们就只能被迫投靠匈奴了。谁料刘秀对开疆拓土大好良机不为所动，明确拒绝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战争年代的刘秀是亲冒矢石的马上天子，论打仗比汉武帝更有发言权，但统一天下之后，那个昆阳之战中的军事冒险家迅速投身反战主义阵营，“未尝复言军旅”，还发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和平宣言。
鲁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黄》中写到，“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在悬崖边缘，汉武帝为汉帝国，也为他自己，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摘自《视野》）
在与匈奴进行了四十三年的战争之后，汉武帝终于痛苦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
汉帝国此时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两年（公元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公元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已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的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据说还曾作过比轮台诏更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但无论如何，正是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才被加倍赋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对此，史学界直至近年来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指出，司马光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改過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唱对台戏，隐隐有讽喻赵宋天子“改过”，早日与变法切割的意思。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更是认为，轮台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轮台诏也不意味着武帝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
或许可以这么说，汉武帝直至去世（公元前87年，轮台诏之后两年），也不会真正对一生的“赫赫武功”有所追悔，他悔悟的只是非原则性的细节，比如发动战争的节奏没有把控好罢了。
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都是烽火连天，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基本和周边打了个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汉武帝和乾隆是定义今日中国疆域最重要的两位皇帝，前者如范文澜所说“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后者则有收官意义。
汉武帝无疑是热爱战争的。置于古代的历史情境，如果不是持如司马光那样偏执的和平观的话，汉武帝的战争本身，无论是从道义上而言，还是从政治需要而言，用负面意义过强的“穷兵黩武”来定义可能是附加了过多的现代人情感。
但是，我还是想把“穷兵黩武”送给汉武帝，战争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整个统治时代几乎一直贯穿着战争却是难以辩护的。汉武帝和秦始皇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非常不擅于自我节制，无视国力民力的极限，任由开边欲望无穷蔓延。
汉武帝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不把国家打到崩溃边缘，不把民力使用到极限，不把战争打到四面开花难以为继，他是不会停下征伐脚步的。
就汉匈战争而言，虽然全过程汉武帝都是在“以本伤人”，享受着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式的胜利，但其间的确是有见好就收的时间窗口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漠北战役中，匈奴主力实际上已经被卫青霍去病重创，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汉高祖“白登之围”的百年耻辱连本带利地报了，匈奴再也已无法构成对汉帝国的军事威胁。
汉武帝如果在此时结束战争，不纠结于他真实历史中追求对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就等于提前轮台诏了整整三十年，汉帝国有这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又何至于出现汉武帝后期的“海内虚耗”“有亡秦之迹”。
如此，汉武帝的历史评价也不至于那么充满纠结，在暴君与“汉武大帝”两个极端间摇摆。
甚至汉武帝的直系子孙都心情复杂地审视着这位“大帝”。武帝去世后没几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就试图全面否定武帝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宣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72）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大汉朝廷又一次发生了分裂，大臣夏侯胜激烈攻击了武帝，“人民相食”“无德泽于民”，宣帝大怒将夏侯胜下狱，但之后又特赦出狱；汉哀帝时，朝臣甚至因为武帝过失太大，建议其庙“宜毁”，尽管最后保住了宗庙，但汉哀帝甚至一度持中立立场。
汉武帝曾有一段针对匈奴的无比鸡血的发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知道一味强横，不知道见好就收。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子孙——光武帝刘秀。
公元45年，西域诸国主动上书要求“内附”，希望东汉政权能够出兵西域，否则他们就只能被迫投靠匈奴了。谁料刘秀对开疆拓土大好良机不为所动，明确拒绝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战争年代的刘秀是亲冒矢石的马上天子，论打仗比汉武帝更有发言权，但统一天下之后，那个昆阳之战中的军事冒险家迅速投身反战主义阵营，“未尝复言军旅”，还发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和平宣言。
鲁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黄》中写到，“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在悬崖边缘，汉武帝为汉帝国，也为他自己，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摘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