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倾慕是深入骨髓的，原野对他有着无可比拟的魅力：“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可能觉得自己本来就是属于土地上的生命，或许就该生活在这里，应该早些归来。
　　他在许多诗中歌颂那些“隐士”，觉得这些远遁山野的人才是高明的。这与晋代出现的释道合流、谈玄派、养生派、逍遥派的诸多影响有关，起码这种规避的风气促进了他的心志与理想。无论怎么说，那些人的选择实在是靠近和融入了大自然，就这一点讲他和他们是接近的。他越来越怀疑功名利禄的意义，越来越觉得一个人要长生，要保全，融身心于大自然是最好不过的。这一点与魏晋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他们的行为对陶渊明也是一个支持和鼓励。但尽管如此，与中国士人漫长的入世传统对比，后者的力量则显得更为强韧。这在历代知识分子那里都是相似的，入世的抱负，更好像是人生的一条“硬道理”。
　　无论如何，魏晋时期避世思想之盛，缘于一个混乱无序的特殊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和苦难的时期之一。所以许多人的逃避和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走开了是一回事，让这种疏离的状态持续下去又是一回事，这可能需要寻找更多的精神支撑、更多的人生理由才行。一个人长期在“边缘”忍受冷落，这通常是非常困难的。陶渊明在这方面应该算是一个例外，他不但忍受下来，似乎还有些欣悦，这是颇让人惊讶的。
　　陶渊明当年渴望摆脱官场中的束缚，可从诗中经常使用的“役”字说起。“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归去来兮辞》）“役”是不得不接受下来的公家差遣，他一边做一边想着挣脱，心里很是不安。诗人更乐于享受大自然的空旷寥远，胸怀天高任鸟飞的豪情和境界。这样一个人，“役”一旦加到身上是极不耐烦的。
　　可是不难设想，所有“入世”的成功者首先要能够忍受这个“役”字，而后才谈得上显达，也才能“济世”。即便是一个正直的官吏，如果不能受此一“役”，那就必定要夭折于启步，连半途都走不到。混世者不需讨论，只说那些忠正凌然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济世之功也要在巨大的忍受之苦后面。几乎所有的官场生涯都要受“役”，都要在一种体制的强力约束之下。
　　这里的“役”就是为官场事务驱使，是不得选择的，当然是不自由也不独立。一個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捆绑起来，丧失了生命的快乐和创造，有人会视为一种折磨，很难忍受。而陶渊明自从有了“飞翔”之心、有了“脱役”之念，万般痛苦也就接踵而至。无论如何，为自由而奋斗都要付出代价。离开了，并且让自己不再向往那片“丛林”，永远呆在“边缘”或更为遥远的地方，还必须做出更充分的准备，而且要承担起这种选择的全部后果，不能反悔。
　　（编辑/王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