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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家,这个任务无疑更为艰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格地讲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分别面对不同的任务。第一阶段的主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完成无产阶级如何在中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第二阶段的主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延续,它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甩掉中国社会主义的贫穷帽子。第三阶段的主要成果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关于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最新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延续,它们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家,这个任务无疑更为艰巨。
解决物质差距与生活尊严问题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行各业取得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可比拟的,最突出的当然是经济发展。从经济上说,中国已经连续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且继续保持增长的强劲势头。但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居民收入两极化日益突出。根据财政部最新调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凡基尼系数达到0.4以上,就叫做“高度不平等”,而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达到0.473。
物质的差距要用物质增长的方式来解决,并最终根本解决面子和尊严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既然收入差异不可能短期解决,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在仓禀不实、衣食不足甚至两极化的条件下解决知礼节、知荣辱的问题呢?在这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现成的可资借鉴的经验。相反,倒是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在其漫长而痛苦的等级制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不仅是在经济上两极化,甚至是在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严重两极化下追求体面和尊严的现实生活经验。
辜鸿铭曾写过一本书“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即《中国人的精神》,认为中国精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完全可能因为荣誉而不是金钱获得体面的生活。辜先生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在武昌有“一位好朋友和同僚”叫梁敦彦,当听到被任命为汉口道台时“非常快乐”,“那时我们在武昌都很穷。他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升迁能够使广东的母亲感到欣慰和欢喜。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一种人类之爱的生活。”虽然“很穷”,但是由于荣誉和面子而快乐,这就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而“欧洲人,尤其是那些讲求实惠的英国人,他们习惯把现代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生活水平’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或文明的标准……然而,生活水平本身却并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尺。”①
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写过一本书,名为《中国问题》,书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过这一点。他说,“我在中国教书时,有一回认为学生们还不够用功,就把应该对英国学生说的话对他们说了,但马上意识到我的话过头了,他们都强装笑颜,甚为不安,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委。中国人的生活,即便是最现代化的人,比起我们也要有礼得多。”②他终于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当众批评人会让被批评者很难堪,也更显批评者的粗俗与无礼。“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俗语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困难,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反之,如果面子上过不去,物质上再满足也没有用。因此,中国精神实现了等级和尊严间的最佳平衡。
在中国精神中,重要的不是等级和不平等,而是何种不平等和等级是可以被接受的。在辜鸿铭看来,老子和儿子是一种等级,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不会伤及面子和尊严。儿子向老子下跪一点也不丢脸,也不失面子。反之,如果儿子仅仅因为比父亲挣钱多就比父亲更有地位,这是人的尊严绝对不能忍受的。同理,辜鸿铭认为,一个读书人如果仅仅因为比一个车夫收入少就被车夫轻慢,这也是不可忍受的。同孔老夫子一样,这里主要不是说看不起劳动人民,而是说出了哪种等级排序不伤及尊严和面子。也就是说,给一个读书人较多的钱,给一个车夫相对少的钱是社会普遍能接受的、不伤及任何一方尊严的。在这种情况下的不平等不仅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相反,它会促使更多的人努力读书,从而更有益于社会。辜鸿铭说,“在西洋”看重的是“金钱关系”,而“在东洋,我们注重的是名分”。
所以重要的不是目前财富的差异,而是这种差异如何才是能被体面地接受的;重要的不是社会存在等级,而是哪种等级排序是可以被人们体面地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尊严的尺度而不是财富的尺度,重要的是人的尺度而不是物的尺度,重要的是道德的尺度而不是法的尺度。
中国精神的智慧在于,一方面,从客观上,利用中央集权的便利,人为设定价值体系,由经济权重转向道德权重,在经济和道德间找到体面和尊严的最佳平衡点,使一个即使再贫穷的人,也可能由于其他方面的权重而普遍受到人的尊重。有人批评儒家学说的“内圣外王”思想,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强人学说,是对先天或后天弱者的一种歧视,这种批评恰恰忘记了中国精神是多元价值体系这个鲜明特征,一介穷书生,照样可以由于读书的价值而受人尊重,一个贫穷的教师,照样可以由于师道尊严而体面地生活。另一方面,中国精神在主观上,教化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现实,要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地位有一种淡然和超凡脱俗的态度。宗教也是如此,但宗教一般是用所谓因果报应的手法使人被迫对自己所处的境遇认可,这种认可实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不甘,内心还是不希望有如此境遇,与中国精神追求内在的淡然和超凡脱俗本质不同。辜鸿铭这样谈论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区别,全部困难就在于“色难”二字。《论语》有云:“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篇第二)说的是,做点好事容易,但这并非就是“孝”,对“孝”而言(对其他也是一样),最难的是心态、精神。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切入点
当然,中国精神也有其缺点和不足。在马克思看来,一种社会,只要其物质生产力没有得到空前的发展,人类就不可能真正摆脱物质的束缚,在那种情况下,物质永远比人更有尊严,拜物教就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根除。但是,中国精神的上述优越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最好的切入点。
首先,从经济上彻底解决两极分化,让所有人真正体面和有尊严地生活,这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得到。马克思已经指出,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尽管可以局部微调,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说得再清楚不过。当被问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何不同时,小平同志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甚至可能会导致很大的差距,与资本主义似乎有点像。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又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
其次,在收入两极化短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只有中央集权制才有可能通过举国体制将危害降到最低。这次中国化解世界金融危机危害的成功经验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相信这次中央经济工作提出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决策对缓解收入两极化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一方面,中国过去的中央集权制传统需要马克思主义化,要向共产党的领导转变和融合,向共产党一党执政与多党合作制转变和融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有个中国化的问题,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转变和融合,向“三个代表”转变和融合。
再次,鉴于中央集权领导模式的优越性,有可能确立更为科学、合理、多元的价值和评价体系,在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引导机制,使得各种人都可能过上体面和尊严的生活。一方面,中国传统上关于尊卑、官民的价值和评价体系需要马克思主义化,要向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转变和融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和评价体系也有个中国化的过程,要向“以德治国”转变和融合,向忠孝礼义等名分文化传统转变和融合。
最后,在主观上,还存在一个如何看待自身与外界差距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价值和评价体系需要中国化,要向中国精神的淡泊、清高、超凡脱俗转变和融合。另一方面,中国精神中无为、自然、超脱的价值与评价体系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化,要向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价值和评价体系转变与融合。
可喜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阶段的各个主要推动者几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所做的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直接针对这一问题。而温家宝同志则更是在最近明确将解决人的“体面”和“尊严”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最新成果的“色难”问题,不仅仅将此理解为外在的实践工具和手段,更应该将此提升为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②罗素:《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格地讲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分别面对不同的任务。第一阶段的主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完成无产阶级如何在中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第二阶段的主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延续,它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甩掉中国社会主义的贫穷帽子。第三阶段的主要成果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关于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最新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延续,它们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家,这个任务无疑更为艰巨。
解决物质差距与生活尊严问题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行各业取得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可比拟的,最突出的当然是经济发展。从经济上说,中国已经连续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且继续保持增长的强劲势头。但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居民收入两极化日益突出。根据财政部最新调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凡基尼系数达到0.4以上,就叫做“高度不平等”,而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达到0.473。
物质的差距要用物质增长的方式来解决,并最终根本解决面子和尊严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既然收入差异不可能短期解决,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在仓禀不实、衣食不足甚至两极化的条件下解决知礼节、知荣辱的问题呢?在这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现成的可资借鉴的经验。相反,倒是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在其漫长而痛苦的等级制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不仅是在经济上两极化,甚至是在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严重两极化下追求体面和尊严的现实生活经验。
辜鸿铭曾写过一本书“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即《中国人的精神》,认为中国精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完全可能因为荣誉而不是金钱获得体面的生活。辜先生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在武昌有“一位好朋友和同僚”叫梁敦彦,当听到被任命为汉口道台时“非常快乐”,“那时我们在武昌都很穷。他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升迁能够使广东的母亲感到欣慰和欢喜。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一种人类之爱的生活。”虽然“很穷”,但是由于荣誉和面子而快乐,这就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而“欧洲人,尤其是那些讲求实惠的英国人,他们习惯把现代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生活水平’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或文明的标准……然而,生活水平本身却并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尺。”①
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写过一本书,名为《中国问题》,书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过这一点。他说,“我在中国教书时,有一回认为学生们还不够用功,就把应该对英国学生说的话对他们说了,但马上意识到我的话过头了,他们都强装笑颜,甚为不安,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委。中国人的生活,即便是最现代化的人,比起我们也要有礼得多。”②他终于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当众批评人会让被批评者很难堪,也更显批评者的粗俗与无礼。“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俗语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困难,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反之,如果面子上过不去,物质上再满足也没有用。因此,中国精神实现了等级和尊严间的最佳平衡。
在中国精神中,重要的不是等级和不平等,而是何种不平等和等级是可以被接受的。在辜鸿铭看来,老子和儿子是一种等级,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不会伤及面子和尊严。儿子向老子下跪一点也不丢脸,也不失面子。反之,如果儿子仅仅因为比父亲挣钱多就比父亲更有地位,这是人的尊严绝对不能忍受的。同理,辜鸿铭认为,一个读书人如果仅仅因为比一个车夫收入少就被车夫轻慢,这也是不可忍受的。同孔老夫子一样,这里主要不是说看不起劳动人民,而是说出了哪种等级排序不伤及尊严和面子。也就是说,给一个读书人较多的钱,给一个车夫相对少的钱是社会普遍能接受的、不伤及任何一方尊严的。在这种情况下的不平等不仅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相反,它会促使更多的人努力读书,从而更有益于社会。辜鸿铭说,“在西洋”看重的是“金钱关系”,而“在东洋,我们注重的是名分”。
所以重要的不是目前财富的差异,而是这种差异如何才是能被体面地接受的;重要的不是社会存在等级,而是哪种等级排序是可以被人们体面地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尊严的尺度而不是财富的尺度,重要的是人的尺度而不是物的尺度,重要的是道德的尺度而不是法的尺度。
中国精神的智慧在于,一方面,从客观上,利用中央集权的便利,人为设定价值体系,由经济权重转向道德权重,在经济和道德间找到体面和尊严的最佳平衡点,使一个即使再贫穷的人,也可能由于其他方面的权重而普遍受到人的尊重。有人批评儒家学说的“内圣外王”思想,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强人学说,是对先天或后天弱者的一种歧视,这种批评恰恰忘记了中国精神是多元价值体系这个鲜明特征,一介穷书生,照样可以由于读书的价值而受人尊重,一个贫穷的教师,照样可以由于师道尊严而体面地生活。另一方面,中国精神在主观上,教化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现实,要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地位有一种淡然和超凡脱俗的态度。宗教也是如此,但宗教一般是用所谓因果报应的手法使人被迫对自己所处的境遇认可,这种认可实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不甘,内心还是不希望有如此境遇,与中国精神追求内在的淡然和超凡脱俗本质不同。辜鸿铭这样谈论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区别,全部困难就在于“色难”二字。《论语》有云:“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篇第二)说的是,做点好事容易,但这并非就是“孝”,对“孝”而言(对其他也是一样),最难的是心态、精神。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切入点
当然,中国精神也有其缺点和不足。在马克思看来,一种社会,只要其物质生产力没有得到空前的发展,人类就不可能真正摆脱物质的束缚,在那种情况下,物质永远比人更有尊严,拜物教就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根除。但是,中国精神的上述优越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最好的切入点。
首先,从经济上彻底解决两极分化,让所有人真正体面和有尊严地生活,这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得到。马克思已经指出,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尽管可以局部微调,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说得再清楚不过。当被问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何不同时,小平同志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甚至可能会导致很大的差距,与资本主义似乎有点像。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又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
其次,在收入两极化短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只有中央集权制才有可能通过举国体制将危害降到最低。这次中国化解世界金融危机危害的成功经验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相信这次中央经济工作提出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决策对缓解收入两极化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一方面,中国过去的中央集权制传统需要马克思主义化,要向共产党的领导转变和融合,向共产党一党执政与多党合作制转变和融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有个中国化的问题,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转变和融合,向“三个代表”转变和融合。
再次,鉴于中央集权领导模式的优越性,有可能确立更为科学、合理、多元的价值和评价体系,在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引导机制,使得各种人都可能过上体面和尊严的生活。一方面,中国传统上关于尊卑、官民的价值和评价体系需要马克思主义化,要向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转变和融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和评价体系也有个中国化的过程,要向“以德治国”转变和融合,向忠孝礼义等名分文化传统转变和融合。
最后,在主观上,还存在一个如何看待自身与外界差距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价值和评价体系需要中国化,要向中国精神的淡泊、清高、超凡脱俗转变和融合。另一方面,中国精神中无为、自然、超脱的价值与评价体系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化,要向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价值和评价体系转变与融合。
可喜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阶段的各个主要推动者几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所做的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直接针对这一问题。而温家宝同志则更是在最近明确将解决人的“体面”和“尊严”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最新成果的“色难”问题,不仅仅将此理解为外在的实践工具和手段,更应该将此提升为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②罗素:《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