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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与同事聊到张子枫的新电影《我的姐姐》，我随口说了一句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同事当即笑了起来，说你不必去看，那不就是你的人生吗？
　　我一时哽住，竟难以将自己与“姐姐”二字聯系起来，好像那是来自另一个时空另一个物种的凝视，冰冷、寡淡，偏偏避无可避——是啊，我有一个弟弟，我是姐姐。
　　我至今仍然记得弟弟刚出生时的样子，皱巴巴、红扑扑，裹在红底织花的襁褓中，像一团饱满的花簇。妈妈说，医院里人多手杂，她怕人家抱错了孩子，因此一生完就立刻抱着弟弟跑回来了。
　　父母脾气暴戾，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弟弟，都是非打即骂，在这种境况下，我与弟弟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同盟”：我们一起忍耐，一起长大，最后，一起逃亡。那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一起从父辈的影子里逃出去，去更远的、更好的未来。
　　后来，弟弟长大了，性格与父亲愈发相似，顽劣，暴躁，不负责任，却又因为更年轻，多了一种近乎残忍的天真。很多次，他从学校里逃课，而我则被妈妈拉着，大街小巷地去找他。黑得透亮的夜晚，林立的高楼像一个个巨人，将我从一段黑暗中拖入另一段黑暗。
　　“弟弟年龄小，你是姐姐，要多让着他。”
　　“你们是姐弟，以后要多拉扯弟弟。”
　　“要是弟弟过得不好，你这个做姐姐的能安心吗？”
　　我说不出话来。而脚上穿得几乎破损的球鞋发出清亮的敲击声，一下又一下，仿佛在替我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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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仅够解决温饱。四年后，弟弟读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是我的两倍多，父母给出的理由是“物价涨了”。
　　大学毕业后，我找了一份不包食宿的工作，只能在外租房。房东要求“押一付三”，手头拮据的我不得不找家里借了三千块钱。一个月后，公司刚刚发了试用期的工资，爸爸便给我打电话，说手头有些紧，催我把三千元还了回去。同一时间，我看到弟弟发的朋友圈。他买了一件品牌短袖，价格是七百元，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房租。
　　类似的小事还有许多，它们像冬日里微微的雪，凝结，落下，堆积，终于让我看到了姐姐与弟弟的不同。而更令人难堪的是，不论这份不同是由于性别，还是由于年龄或者纯粹的感情上的偏爱，它都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永无止境。
　　那么，姐姐这个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也有两个姐姐。她们都没有上过大学，而是早早地跟着父母外出打工赚钱。我以她们的生命为养料，像每一个无辜而贪婪的弟弟，站在狂风中，高声朗读海子的诗：“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姐姐， 我今夜只有戈壁。”
　　如此说来，我的痛苦究竟来源于何处呢？
　　高三的时候，我按照父母的要求，给正在上初中的弟弟补习英语。整个芜杂的夜晚，我口干舌燥，他心不在焉，打了一个又一个厌倦的哈欠。最后，我撕了他的试卷，并对闻声赶来的父母发脾气，质问他们：“为什么我要承担弟弟的人生？他是你们的孩子，不是我的！”
　　我的愤怒来得如此磅礴、汹涌，像一场海啸，冲裂了十数年的隐忍与不甘。可是谁又能说得清，这份愤怒究竟是因为弟弟的错误，还是因为我嫉妒他抢夺了本该属于我的资源？
　　换句话说，我究竟是想挣脱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还是想维护自己加害者的荣耀？

★★★

　　我没有去看《我的姐姐》那部电影，可我的弟弟去了。
　　电影散场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说了些家长里短，讲了些电影情节。其中有一个情节很动人——调皮捣蛋的弟弟在发现姐姐想要送走自己时，可怜巴巴地问姐姐，你可不可以不要卖我？我以后少吃点。
　　那时候，弟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姐姐来说是多大的拖累，之所以低头示弱，只是自保的本能发作而已。
　　人有时候是会显露出些许“动物性”的，会为了父母带回来的食物而互不相让，会在成长的路途中彼此倾轧，抢夺有限的生活资源。
　　一直以来，我都怨恨“姐姐”二字背后的天职，觉得它湮灭了我的人格。在这样的怨恨中，我无法客观地看待与我一母同胞的弟弟，也不想去客观地看待他：他是传统文化中的既得利益者，是一个面容模糊的符号。
　　所以，他的“成功”皆是与生俱来，他的“失败”全是咎由自取。
　　覆巢之下无完卵，在扭曲的文化价值之下，无论是姐姐，还是弟弟，都失去了为人的个性，余下的，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是大火过后的灰烬。
　　一直牺牲的姐姐的确该去怨恨，可是这份恨意的尽头不该是弟弟——“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