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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中国收藏家协会在北京举办《庆祝党的十六大民间收藏展》，四川成都的肖先生来信说，他藏有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烧制的陶罐数件，希望参展-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据肖先生寄来的陶罐照片，后来笔者又仔细验看，原物造型精美，铭文清晰而意蕴奇特，纹饰样式变化多端，且均为手工劳作，认为有必要介绍出来，让更多的人来鉴别、论证。
陶罐共两件，一大一小。大罐呈圆形，圆底、圆口、圆鼓肚，高7．9厘米，底直径18厘米，口直径)2厘米，圆肚最大直径19．5厘米：沿罐口有阳文“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用”21个字(见图1，2)。罐下外腹部有纹饰图案，精美大方-罐内底部有浮线雕五角星，星内有浮雕镰刀、斧头(见图3)。罐外底有少量釉，外沿有阳文“江西 瑞金 叶坪”，中间有阳文“1932·1天 日匀”(见图4)。
小罐为圆形，高4．8厘米，口径13厘米，腹上部有斧头、镰刀浮雕共10组围成一圈。罐口呈花办形(见图5)、罐内底有阳文“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见图6)。罐外底有“天小日匀1932·l·27”(见图7)。此两件器物似为一般食物容器，未着烟、油、火痕迹，保存完好，造型精巧，文字工整清晰，纹饰优美，一律为手工制作，故烧制量似不会太多，保存下来的当更少。现根据器物外观及保存现状，试作以分析。
一、肖先生所藏陶罐铭文有出产地“江西瑞金叶坪”。我原先认为，战争年代，特别是经过长征，中央苏区的陶器制品辗转万里，完好无损地流入四川地区实在不可思议。后来经过查考，中国革命博物馆就藏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用过的装盐用的陶罐，系由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中国革命博物馆原馆长李兆炳从瑞金带到延安，北京后捐赠的。因此肖先生保存的两件陶器不能完全排除是随中央红军长征从江西流落四川的可台。
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于江西瑞金，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两个对立政权的局面。与此相适应，大革命失败以后分散于全国务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装有必要和可能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早在1930年8月，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要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以加强对分散在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的统一指挥。实际情况可能是，1932年1月，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建立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导致红军反“围剿”战争因战略战术争论不休等诸多原因而带来的不利局面，使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建立一再推迟，直至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才正式建立，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治委员，可见，从红军发展史看，陶罐上的铭文“1932年1月27日”正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拟议和筹建过程的时间跨度中，又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从历史资料看，这一非常明确具体的时间很可能是陶罐的制作、烧制时间，是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的成立提前做准备的。关于中国红军成立纪念日，南昌起义在前，但起义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后，起义部队称红军，后称工农革命军，因此在一段时间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未确定。情况很可能是，在陶罐的设计者看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建立，集中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色武装，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故在陶罐上刻制“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事实上直至1933年6月30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明乎此，“1932年1月”这一时间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是一个“误差”，是70多年前“历史”造成的，是当事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作伪者没有这样的机缘，即或有心也是不愿为的，因为把制作时间改为1933年后的某年“八月一日”是轻而易举的。
三、两件器物底部均有“天 日匀”四字，经清教专家，多数人不知此四字出自何典-据《康熙字典》，心“偏旁作小，亦作小”故“天 日匀”应渎作“天心日匀”。但器物将“小”写作“小”，不知是有意所为还是真不知道“小”与“小”的区别，值得进一步探究，又据《辞源》，“天心，天帝之心意”，天意也、从字面理解，天心日匀意为：天地、日月、民心要求正义、公正、公平，隐晦地反映出器物的设计、烧制者对党内、军内某次政治斗争或重大事件的处置的不满、这一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进入中央苏区，先后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和在江西批判所渭“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大“罪人”的错误斗争，实际上是排斥、打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主张-器物铭文古奥难懂，是否与党内、军内的政治思想斗争有某种内在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对肖先生所存陶罐的真伪做出完全否定的结论，但若循着“肯定”的思路，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首先，要弄清陶罐的流传经过就很困难-这是因为时隔70多年，当年在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参加工作并了解内情，或参与陶罐烧制、没计的人已寥若晨星，而且尚未发现其间文献记载，人物回忆有片言只字涉及此事，需进一步寻证。其次，江西瑞金当年烧制此种陶器的作坊决不止一处，需要进一步调查，看是否有类似的产品作比对的参照物。经电话询问江西有关纪念馆，答复是否定的。特别是“天小日匀”四字的含义有待进一步考释，并做出恰当的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为此，笔者翻阅了1931年至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但毫无所获，仅发现《红色中华》报上的“叶坪”的“叶”字一律用繁体字，而肖先生所存陶罐铭文“叶坪”的“叶”字用简体字，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两件外形精美的器物，铭文隐寓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内情，在红色收藏的历史上还是仅见的一例。笔者谫陋，试对这一现象加以解渎，虚心求教，以求甚解。
陶罐共两件，一大一小。大罐呈圆形，圆底、圆口、圆鼓肚，高7．9厘米，底直径18厘米，口直径)2厘米，圆肚最大直径19．5厘米：沿罐口有阳文“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用”21个字(见图1，2)。罐下外腹部有纹饰图案，精美大方-罐内底部有浮线雕五角星，星内有浮雕镰刀、斧头(见图3)。罐外底有少量釉，外沿有阳文“江西 瑞金 叶坪”，中间有阳文“1932·1天 日匀”(见图4)。
小罐为圆形，高4．8厘米，口径13厘米，腹上部有斧头、镰刀浮雕共10组围成一圈。罐口呈花办形(见图5)、罐内底有阳文“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见图6)。罐外底有“天小日匀1932·l·27”(见图7)。此两件器物似为一般食物容器，未着烟、油、火痕迹，保存完好，造型精巧，文字工整清晰，纹饰优美，一律为手工制作，故烧制量似不会太多，保存下来的当更少。现根据器物外观及保存现状，试作以分析。
一、肖先生所藏陶罐铭文有出产地“江西瑞金叶坪”。我原先认为，战争年代，特别是经过长征，中央苏区的陶器制品辗转万里，完好无损地流入四川地区实在不可思议。后来经过查考，中国革命博物馆就藏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用过的装盐用的陶罐，系由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中国革命博物馆原馆长李兆炳从瑞金带到延安，北京后捐赠的。因此肖先生保存的两件陶器不能完全排除是随中央红军长征从江西流落四川的可台。
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于江西瑞金，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两个对立政权的局面。与此相适应，大革命失败以后分散于全国务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装有必要和可能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早在1930年8月，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要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以加强对分散在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的统一指挥。实际情况可能是，1932年1月，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建立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导致红军反“围剿”战争因战略战术争论不休等诸多原因而带来的不利局面，使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建立一再推迟，直至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才正式建立，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治委员，可见，从红军发展史看，陶罐上的铭文“1932年1月27日”正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拟议和筹建过程的时间跨度中，又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从历史资料看，这一非常明确具体的时间很可能是陶罐的制作、烧制时间，是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的成立提前做准备的。关于中国红军成立纪念日，南昌起义在前，但起义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后，起义部队称红军，后称工农革命军，因此在一段时间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未确定。情况很可能是，在陶罐的设计者看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建立，集中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色武装，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故在陶罐上刻制“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事实上直至1933年6月30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明乎此，“1932年1月”这一时间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是一个“误差”，是70多年前“历史”造成的，是当事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作伪者没有这样的机缘，即或有心也是不愿为的，因为把制作时间改为1933年后的某年“八月一日”是轻而易举的。
三、两件器物底部均有“天 日匀”四字，经清教专家，多数人不知此四字出自何典-据《康熙字典》，心“偏旁作小，亦作小”故“天 日匀”应渎作“天心日匀”。但器物将“小”写作“小”，不知是有意所为还是真不知道“小”与“小”的区别，值得进一步探究，又据《辞源》，“天心，天帝之心意”，天意也、从字面理解，天心日匀意为：天地、日月、民心要求正义、公正、公平，隐晦地反映出器物的设计、烧制者对党内、军内某次政治斗争或重大事件的处置的不满、这一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进入中央苏区，先后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和在江西批判所渭“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大“罪人”的错误斗争，实际上是排斥、打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主张-器物铭文古奥难懂，是否与党内、军内的政治思想斗争有某种内在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对肖先生所存陶罐的真伪做出完全否定的结论，但若循着“肯定”的思路，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首先，要弄清陶罐的流传经过就很困难-这是因为时隔70多年，当年在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参加工作并了解内情，或参与陶罐烧制、没计的人已寥若晨星，而且尚未发现其间文献记载，人物回忆有片言只字涉及此事，需进一步寻证。其次，江西瑞金当年烧制此种陶器的作坊决不止一处，需要进一步调查，看是否有类似的产品作比对的参照物。经电话询问江西有关纪念馆，答复是否定的。特别是“天小日匀”四字的含义有待进一步考释，并做出恰当的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为此，笔者翻阅了1931年至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但毫无所获，仅发现《红色中华》报上的“叶坪”的“叶”字一律用繁体字，而肖先生所存陶罐铭文“叶坪”的“叶”字用简体字，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两件外形精美的器物，铭文隐寓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内情，在红色收藏的历史上还是仅见的一例。笔者谫陋，试对这一现象加以解渎，虚心求教，以求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