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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圣彼得堡广播大楼的入口，仍然镶嵌着一面别尔戈丽茨的全身铜像。别尔戈丽茨身材瘦削，嗓音不高却很平稳，说到动情处会嗓音颤抖，这是整个大围困时期，列宁格勒最具有辨识度的声音。由于“德国铁钳”的封锁，超过250万的居民忍受着断电、缺水、停暖、食物匮乏的极端处境（到围困解除时，全市人口已锐减至56万人）。对于每个饥寒交迫的家庭来说，别尔戈丽茨的嗓音就是他们每天期待的精神食粮。
她几乎每天都会广播，播报的内容有来自前线的报道，也有她自己撰写的评论，或者是她献给大围困的诗歌作品。通常，她会这样开始自己的播音：“同志们，我们度日如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是我们没有被忘记，我们不是独自在作战——这就已经是一场胜利。”
二
事实上，相比满腔理想信念的少女时代，此时的别尔戈丽茨又增加了不少“社会阅历”。斯大林体制的政治高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上出现的负面现象开始出现在她的日记里，她书写的基调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别尔戈丽茨的第一任丈夫、诗人鲍里斯·卡尔尼洛夫因为反革命罪行被枪毙，不久之后，她也被捕入狱，罪行是“参与反革命活动”以及“蓄谋杀害日丹诺夫”。监狱经历在她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尤其是，入狱前别尔戈丽茨已经怀孕，监狱的恶劣条件以及连续的审讯导致孩子在腹中便已经死去。因此，在经历了171天牢狱之灾之后，投入广播事业的别尔戈丽茨并非全然被苏维埃政权感召的“传声筒”，她的敬业更多地源自甘于奉献的天性，以及被法西斯非人行径激发的、保卫家园的义愤。
既要代表“大围困”的普通列宁格勒市民，又要代表苏维埃当局，这让别尔戈丽茨在工作中时常陷于矛盾的境地。前线的不利形势和周围人的遭遇让她对未来充满焦虑，这不可能不影响她的情绪；然而这些情绪不能在广播中流露出来，因此日记成了别尔戈丽茨最大的精神寄托。
1941年12月1日，别尔戈丽茨已经连续3个多月用自己也不确信的前景鼓励列宁格勒市民，她渐渐感到了迷茫：“我的写作，我的诗歌，甚至那些不久前让一个军队的指挥员们读完都潸然落泪的文字，对于列宁格勒来说，在重要性上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它们不会给这座城市换来一块面包、一发子弹、一件武器——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只有这些。要是列宁格勒人不再读我的诗，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一年冬天是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之一，室外温度一度降到-34℃。11月7日，苏联在德军逼近莫斯科城下时，依然按时组织了红场阅兵——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阅兵之一，受阅部队在阅兵结束后直接开赴前线。然而，首都军队的声势浩荡，也掩盖不了列宁格勒战区恶劣的形势。德军在封锁所有陆上交通线路的同时，还对城内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从而造成了城内的粮食储备大量被消耗。另外，由于气温骤降，热水和暖气中断，大量的列宁格勒市民被冻死家中。人们开始燃烧家具、书籍、木质建筑材料来取暖，从此时的口粮供应标准来看，原本每天可以领取400克面包的普通工人，在11—12月份降低到了250克，而老人和孩子的份額更是降到了125克。在这期间，苏联当局开始沿结冻的拉多加湖向列宁格勒运送食物，同时也开始了市民的撤离工作。 12月8日，别尔戈丽茨预感到将会有撤离。她充满期望地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明天我会被列入（撤离名单），就让我的嗓音最后一次响彻美丽的列宁格勒那些濒死的、被围困的街道吧。这是我能为它做的所有事了，我知道，它也不需要这些……”但很快她就明白自己错了，撤离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她的名字，她的命运还要和列宁格勒捆绑在一起。随后在20日的日记里，她的情绪有些低迷：“看来——还要坚持，要工作……是的，要活着，一直到站不起来的时候。要知道情况也还不算差，从12月5日开始，德国人已经不向我们发起炮击了，只是机枪扫射……”
这些心情起伏只出现在别尔戈丽茨的日记中，她从未在广播和自己写的诗歌中表达过撤离的愿望。就像她的一首诗歌的名字那样，诗歌的抒情主人公要“与列宁格勒共同呼吸”，尽管这里没有充足的食物，没有饮用水，没有取暖的燃料，每天都有人因为饥饿或者法西斯的炮弹而丧命。在公众面前的别尔戈丽茨，是杜绝了一切求生欲念的英勇战士，是与列宁格勒共存亡的保卫者：
我至今仍是你的意识。/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分担你所有的痛苦，/就像曾经分享你的庄严。
（《四一年秋天》）
三
别尔戈丽茨还未从五味杂陈的情绪里走出来，就突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新年临近，要准备一场特殊的晚会。苏联当局希望列宁格勒不惜一切代价，在围困中坚持下来，并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祖国站岗”。经历着极端恶化的生存环境，列宁格勒市民和前线的战士普遍精神萎靡，亟需一针“兴奋剂”鼓舞士气，而别尔戈丽茨是完成这一“政治订货”的最佳人选。在日记中，别尔戈丽茨详细记叙了准备晚会的过程：她坐在自己家中，周围的气温是-4℃，房间里没有供水，她用一件羊皮大衣裹着双腿，手戴一副肮脏的手套，思考着晚会的框架。
这场晚会最终取得了空前的成功。12月29日，别尔戈丽茨作为晚会的主人公，向听众们宣读了致围城之外父母的诗歌《发往卡玛的信》。诗歌中，别尔戈丽茨发挥了一贯的乐观积极的做派，鼓舞列宁格勒市民不要退让，要活下来，坚决抵抗，不允许德国法西斯践踏他们神圣的城市。诗歌中最扣人心弦的是最后的几行诗句：
这是给列宁格勒人的献歌——他们浮肿，执拗，亲切。/我以他们的名义，向围困圈之外发送电报：/“我们活着。我们会挺住。我们会胜利！”
这样的诗句带有别尔戈丽茨以及大部分主流大围困诗作的典型特征：以对话的特征取代抒情主人公的独白，以“我们”这一称谓强化大围困状态下的集体身份。它无疑拉近了所有围城居民的内心，使他们受到了极大鼓舞。据此后的大围困亲历者回忆，这场1942年的新年晚会给他们很深的印象。而播报完这一期节目，别尔戈丽茨收到了列宁格勒市民和前线战士寄来的大量来信，他们对这位女神一般的人物表达了敬仰之情。别尔戈丽茨阅读信件的心情是激动的，她由衷感觉到自己坚守的价值，甚至完全忘记了自身的需求：
这的确非常壮观：列宁格勒人，大量的列宁格勒人躺在黑暗、潮湿的角落里，他们的床瑟瑟发抖，他们在黑暗中虚弱无力，无精打采（上天啊，我是多么清楚自己当时失去了动力，没有希望，陷入沮丧时的状态），和世界唯一的联系便是广播。这时候，诗句，我的诗句从外面的世界来到这个黑暗的、隔绝的角落，顷刻间，这些角落里饥饿的、绝望的人们变得轻松起来。如果说我能够给他们带来这种快乐的瞬间，即便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是虚幻的 ，那也意味着，我的存在是值得的。
（1942年5月13日日记）
四
当局对别尔戈丽茨委以重任，但这也并不意味著她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的想法安排广播节目；即便在大围困这样的极端形势下，宣传部门的审查力度也没有丝毫减弱。1941年的12月5日，别尔戈丽茨写作了诗歌《与女邻居的交谈》。这首诗以抒情主人公与女邻居达利娅·弗拉西耶夫娜关于大围困的谈心为主要内容，朴实自然，富有感染力。她想要在广播上朗读，但却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直到1942年11月，苏军在战场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首诗才被上级同意播放。究其原因，苏联有关部门认为诗中提到了面包的匮乏问题，会对听众的情绪产生不好的影响。别尔戈丽茨在日记中表达了不满。她这个时候的出发点是完全个人的：作为一个诗人，她认为这首优秀的诗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42年的1—2月份，在大围困最艰难的阶段，别尔戈丽茨饱含深情地写出了诗歌《二月日记》。她在日记中评价，这是自己整个战争年代最好的作品。诗歌很快便被送到了斯莫尔尼党的审查者那里，最先给出的反馈是：应当立即将该诗歌单独刊印成小册子。然而，当这首诗返还到广播委员会时，上面的批示却是“需要再修改”。别尔戈丽茨对诗歌进行了简单的改动，广播委员会主席В.А.霍多连科又将它送到市党委宣传委员会书记Н.Д.舒米洛夫那里审核。2月22日，就在第195期《广播通讯》节目开始前的15分钟，从斯莫尔尼向广播委员会发来要求，“撤掉该诗歌”，撤销原因近乎荒诞：不能容许别尔戈丽茨代表整个列宁格勒发声。
我们如今在过着两种生活：/在围困圈里，在黑暗里，在饥饿中，在悲伤中，/我们呼吸着明天的，/自由而慷慨的空气，/我们已经夺取了这一天。
（《二月日记》）
不过，最终这首气势宏伟的诗歌还是躲过了审查者的严苛目光。1942年7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完整地刊载了《二月日记》，没有进行一处删减。别尔戈丽茨长舒了一口气，从她在7月9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于这样的结果她还是很满意的——“这些诗歌，应当坦率地说，是非常棒的。我在报纸上读着，自己又忍不住激动满怀，眼含热泪。”
五
在她围困期间所有不为人所知的遭遇里，最惨痛的一桩与第二任丈夫尼古拉·莫尔恰诺夫有关。莫尔恰诺夫是一名记者，围困期间身体非常虚弱，1941年12月16日，撤离名单公布后两天，别尔戈丽茨在日记中写道：“我们12月14日没有走。从各方面来说，这都要更好一点——我们会累得奄奄一息，而科里卡（尼古拉）没准会死在路上。”1942年1月29日，就在策划完新年晚会后不久，莫尔恰诺夫因为过度虚弱而去世。别尔戈丽茨怀着悲恸，请求医院的人将他埋在壕沟里，“我们在前线，就让他作为一个战士被埋葬吧”。
做一个木箱子需要250克面包，挖一个墓穴需要800克，再用雪橇拉着他走过整座城市，跑到欺负人的政府部门，路过民政局和其他地方——为什么呢？难道他需要这些，还是说这能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我对他的爱？莫非现在这样做能帮助到他？还不如把这些面包给浮肿的玛露霞，让她能吃点东西，用面包祈祷他安息。
他会极力支持我这么做的。“我要告诉他这些，”我想了想，做出了决定，“他会支持我的。”
（1942年1月30日日记）
从《被囚禁的日记》可以看出，莫尔恰诺夫的去世给别尔戈丽茨带来的阴影始终没有散去。在1942年7月的日记中，她提到自己忘不掉那些大围困中死去的人，那些身影里有她的丈夫，有曾经在街头偶然遇到、请求她救助的小女孩儿。但在同时期的广播中，她却从来没有公开提到这些创伤。或者说，她将这些“罪感”体验转化成了具有史诗意义的“苏联人民受难曲”，甚至上升到宗教的层次。譬如1942年11月22日，别尔戈丽茨在广播上读了自己的诗歌《列宁格勒的秋天》，在诗中将路上遇到的一个抱木板的女人还原成宗教场景，用来取暖的木柴则成了十字架的一部分：
一名妇女怀抱着木板伫立；/阴郁的嘴唇紧闭，/那满是钉子的木板——仿佛耶稣受难的一部分/俄罗斯十字架庞大的残余。
事实上，被宗教化的不只是这些搬木板的市民，别尔戈丽茨本人也在这场围困中被封圣，成为统一民间和官方力量的“政治/宗教”符号（在大围困的回忆录中，她曾被人称作人间的“圣母玛利亚”）。1943年1月8日，当列宁格勒围困最终解除，别尔戈丽茨并没有立即结束广播电台的工作，上级委派她继续工作了几个月，主要负责播报列宁格勒战后如火如荼的建设。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面对一言难尽的现实，别尔戈丽茨选择了长久的沉默。“围困”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她和她曾引以为傲的历史一起被尘封。直到1975年去世，她出版的作品都很少，更遑论日记，那是与这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最不搭調的部分。
如今，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保存的别尔戈丽茨档案中，有71个笔记本都是日记和札记。在她生前，苏联政府一直将它们作为专门的文件保护，一直到1991年解体后，所有的档案才对外开放。
作为神话一部分的“围城列宁格勒的希望之声”，别尔戈丽茨在历史的深处被重新赋予血肉和呼吸。而那些与主流宣传不同的声音，也正应了她曾经写下的诗句：“你聆听那些石头的声音吧，你要知道，谁都不会被忘记，什么都不会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