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邬焜和肖峰两个信息哲学观的比较研究

来源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u_bright_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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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邬焜和肖峰分别在《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等论著中阐述了各自的信息哲学观。在如何理解信息哲学、信息哲学是否带来了全新的哲学革命,以及在如何揭示信息本质等问题上,邬焜信息哲学表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风范,而肖峰信息哲学则显示出既坚持近代哲学的诸多思维传统,又继承现象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尽管邬焜和肖峰都力图为信息时代人的生存发展寻找理论根据,但二者在信息哲学观上仍然尖锐对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现象学的当代冲突。
  关键词:信息哲学;信息世界观;信息本质;信息迷信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74-05
  《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是邬焜信息哲学的代表之作,全书70多万字,集中呈现了他研究信息哲学几十年的丰硕成果。《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是肖峰在其专著《信息主义:从社会观到世界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成果,书中全面展现了信息主义的各种表现,并对以信息万能论、信息迷信、信息决定论等为突出特点的信息主义展开了深刻批判。仔细阅读两部著作不难发现,其在信息哲学观上的尖锐对立,关涉到信息时代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哲学态度或哲学思维方式来对待信息哲学等问题。
  一、信息哲学与哲学
  邬焜在《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中认为,信息科学技术对信息的开掘利用,使人们发现了新的世界,即信息世界。“信息世界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构成的理论,提供了全新的事物存在与演化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1]14而信息哲学便是对这种全新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的理解或表达,其英文就是“Information Philosophy”。所以,信息哲学要把“信息作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形式、认识方式、价值尺度、进化原则来予以探讨,并相应从元哲学的高度建构出全新的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生产论、信息社会论、信息价值论、信息方法论等等”[1]18。
  但按照肖峰在《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中对信息主义的批判来看,邬焜力图以信息来描述世界图景或表达思维方式的做法,大有信息主义的嫌疑。在此,肖峰所说的信息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凡是极端地重视信息(包括信息技术)问题并提出一定包含信息决定论的学术观点或实践主张的那些‘家族相似’的思想趋向。”[2]17也就是说,信息主义是和信息决定论、信息迷信等紧密联系的。而信息哲学显然不能陷入这种与信息迷信、信息决定论紧密联系的信息主义。所以,肖峰说:“从‘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的意义来看,信息世界观就是信息哲学。”[2]35而“无论什么样的信息哲学,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将‘信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展开有关信息的其他哲学问题的研究之前,通常要从哲学的角度回答‘信息是什么’,此即所谓哲学信息观” [2]36,于是“信息的哲学含义构成了信息哲学的主要内容”[2]247。从肖峰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肖峰所理解的信息哲学主要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证信息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哲学也就是关于“信息”的哲学,即“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信息哲学,实际已涉及到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哲学。众所周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形态。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模式和解释框架。它可以是对世界景象的描述,但更为重要的却是表达人们对待自己及其现实生活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即哲学思维方式。因此,世界观才同时又是方法论。高清海对哲学思维方式曾做过如下精辟论述:“哲学思维方式,属于哲学理论的内在思维逻辑,表现着哲学对待事物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模式、处理事物的方法。思维方式是无形的,它却像‘灵魂’一样贯穿并支配着哲学的整个内容。”[3]哲学中的原理、观点、范畴等,都只不过是其哲学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哲学理论的意义主要就在于思维方式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中的原理、结论乃至对许多问题的具体观点在历史的冲刷下大都被淹没、淡忘、淘汰了,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就是哲学思维方式曾经发生过的影响。”[3]
  邬焜和肖峰对信息哲学的不同理解,其实反映了学者们对待信息哲学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一种是力图突破现有思维方式,并通过加入信息维度来构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以表达、反思信息时代人的现有生存状态或现实生活;另一种则是在沿袭近代以来以认识论、知识论为特征的哲学思维方式基础上,力图深入探索出“信息”的普遍含义。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看似相同,实则尖锐对立。前者是立足现实人的生存变化,通过不断改变哲学的表现形态,来达到对人现实生活的积极关照。后者则是力图使哲学去追求、建构以某个普遍概念为基础的逻辑体系,以为把握了这样的逻辑体系,人们就掌握了生存之根本,若按照这个体系去行动,则必将获得美好的生活,而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杰出代表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系。
  表面上看,邬焜的信息哲学似乎更像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系,因为他的《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就是在成体系地论证其信息哲学世界观。而肖峰的《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通篇都是在分析信息主义,虽然书中详细论述了他对信息的理解,并认为信息本体论不能成立,只能建立信息认识论,但他却没有像邬焜那样建成关于信息认识论的完整体系。然而,从他们整个的思想内容来看,肖峰的哲学思维方式更倾向于黑格尔。因为,邬焜是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思考信息哲学的,其建立信息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表现人崭新的生存方式和面临更大信息复杂性的生存困境;而肖峰则是从向世人描绘出世界构成图景,即从“解释世界”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哲学时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的角度来看待信息哲学的,其目的就在于要在传统哲学框架内,进一步澄清“信息”这个被提升到哲学层面的“科学概念”的含义和意义。因此,在肖峰看来,那些将信息哲学看作元哲学或第一哲学,并认为信息哲学带来了哲学的新变革等观点,都是因为“信息被赋予十分神奇的功能,其背后则是不同侧面的信息主义立场” [2]247。   二、世界观、全新的世界观与哲学革命
  邬焜说:“信息给人们带来了对世界认识的全新图景,这就在整体上改变了人们世界观的具体样态。”他还说:“信息给哲学带来了无量的前途。”[1]14对此,肖峰认为,邬焜这些看法“既是信息主义的一种典型观点,也反身表达出:如果持信息主义的立场,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2]248。
  肖峰认为,信息哲学要能够创立全新的世界观,那就只能是“信息世界观”,否则“全新的世界观”就根本谈不上。既然全新的世界观都谈不上,又何谈“根本性的变革”或哲学的革命呢?但“信息世界观”却是“用信息的眼光、从信息的角度去看世界,从而认为信息是世界的基础或始基,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信息等等”[2]251。这也就是要在本体论上承认“世界统一于信息”。可是“在‘全新世界观’的主张中似乎面临两难的问题:是否要将信息还原为物质?如果还原,则信息的本体论地位就被淹没,‘信息世界观’就无非是一种‘物质世界观’,如果不还原,则信息的独立性又很成问题,或很难作为一种坚实的支撑去构造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世界观的全新世界观”[2]252。
  在此,肖峰对全新世界观的划定标准是极其苛刻的,即它必须使信息完全取代传统哲学物质或精神的地位,才能叫“全新”,否则是一点也不新,或者只能说是“半新”[2]262。
  肖峰的这种“苛刻”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无不显露出其在理解“全新的世界观”问题上的机械性或简单性。按照他对全新世界观的理解标准,自法国唯物主义和黑格尔之后的所有哲学,都不能成为全新的世界观,因为,在他们的哲学论证中,即便是被“悬置”、“拒斥”的本体论诉求,最终依然可以折射出其论证态度上的“物质”或“精神”这一初始出发点。按照肖峰的这种逻辑,兴许就连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创立全新的世界观,因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也大有夸大其词之嫌。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以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彻底超越了传统哲学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但马克思主义依然要以承认现实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世界统一于物质”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持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否则,其实践范畴的客观性、现实性等就难于获得哲学理论上的合理支撑。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直接提出并论证“世界统一于实践”。这不和信息哲学无法提出并论证“世界统一于信息”是一个道理?然而,马克思主义建立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世界观及其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却是谁都不可否认的。
  其实,世界观变革、创新的关键之点并不在于是否要以信息来作为信息哲学论证其世界观的最初出发点。改变理解世界的方式方法、思维逻辑,拓展理解世界的视域或眼界,兴许同样能够达到创新世界观的目的,并在人类现实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已为信息哲学作出了表率。换句话说,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以物质作为哲学论证的最终前提、出发点,固然十分重要,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世界除了物质再没有其他,或者以物质作为哲学论证的前提、出发点,就再也不能言说其他,包括物质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眼界视野,理解人现实生活的态度等等,与其理解的逻辑出发点相比,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况且“物质”这个逻辑出发点并不必然排斥其逻辑展开的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何况合理的逻辑展开方式或方法,会更加彰显逻辑出发点的合理性。难道逻辑结构的创新、逻辑范围的拓展,人对待现实生活态度的转变等,还不能够叫“全新”吗?按照邬焜的看法,这样的“全新”是完全能够成立的,因为它反映了哲学思维系统结构、层次的巨变。
  正是在哲学思维系统结构巨变、层次提升的意义上,邬焜才认为,信息“在实质上揭示了传统科学与哲学未曾发现的一个全新领域——信息世界,揭示了一个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不同的另一个间接存在的信息世界。由于新的存在领域的被发现,这便首先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引出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1]14。这意味着,第一,信息世界这个在以往哲学中完全被忽视的领域,在邬焜信息哲学中得以从哲学理论上被全面揭示出来;第二,唯物主义哲学重新以全新的方式,特别是以物质和信息双重维度、复杂化演变来展开其世界观,更能克服以往的简单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第三,随着存在领域物质和信息关系的被揭示,使得精神被“降低”为信息的特殊形式,并从本体论上失去作为哲学理论逻辑出发点的可能性,而以信息作为逻辑出发点,又会导致像肖峰所说的那种哲学的两难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对信息世界的揭示,不仅不会削弱唯物主义,相反,还为唯物主义在存在领域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见,面对信息、信息世界,要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并不一定非要持有一种信息主义立场,更不需要达到对信息、信息科学技术的崇拜和迷狂。这一点肖峰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在说信息主义立场和全新世界观的关系时,采用了假言判断的逻辑形式。他说:“如果持信息主义的立场,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2]248这和“如果天下雨,地就湿”的逻辑韵味是一样的,即地湿,天未必下雨。同样,形成全新的世界观,未必一定要持信息主义的基本立场。
  三、信息的本质与信息哲学的理论背景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哲学背景下建立信息哲学,最绕不开的问题便是对信息作出“形上”的理解,否则其信息哲学理论便难于达到对信息时代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解和反思,也就难于实现为信息时代人的现实生活而奠基的哲学目的。为此,邬焜和肖峰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来对信息作出理解。
  邬焜说:“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 [1]45-46邬焜的这段话,不论是语言表述形式,还是试图表达的思想内容,都极其鲜明地反映出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背景。
  在语言形式上,邬焜这段表述与列宁的物质定义极为相似。列宁的物质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5]   从这第一句来看,列宁物质定义和邬焜信息定义,都以14个字来表述,都用了“是标志……的哲学范畴”的话语格式。列宁以这样的话语格式阐明了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它的所指是“客观实在”;而邬焜则以这样的格式阐明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信息”,其所指是“间接存在”,表明“物质”和“信息”是相对应的、同一层次的哲学范畴。
  再从后面的语句来看,列宁物质定义的后面两句都是在进一步解释“客观实在”,认为这种客观实在既不神秘又可为人所认识,但它却是客观的。邬焜信息定义虽然比列宁物质定义少一句话,但它在话语结构上,依然和列宁一致,即它也是对第一句中的那个所指(“间接存在”)进一步加以解释,即“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有所不同的只是物质后面用括弧标注的“直接存在”,而这恰恰表明了邬焜力图在信息时代接着列宁往下说的那番坚持与发展。
  在邬焜看来,列宁所说的“物质”,既标志“客观实在”,又标志“直接存在”。可为什么“客观实在”可以被理解为“直接存在”呢?邬焜的看法是,“客观实在”有两层含义:一是物质具有不依赖人的精神意识、感觉经验等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这相对于需要一定中介或中间环节才能存在的事物,像人类精神,它是直接的存在。二是物质具有能被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同时感知的实在性。这相对于人身体触觉不能直接感知的、不实在的信息来说,物质的这种实在性,对人的感官更具有直接性。
  然而,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来理解信息,除了要接着列宁往下说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说出新的思想内容来,否则即便每一句都在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那也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邬焜信息定义最能表现出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的就是它在信息时代基础上彻底改变了哲学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模式,即由以往将现实世界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统一,改变为物质和信息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种改变的意义在于:一是进一步确立了信息时代唯物主义的坚实地位,即与物质相对应的是信息,而信息不管如何复杂、衍生,它终归是物质的自身显示,脱离开物质,信息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进一步确立了精神与信息的关系。在邬焜的信息哲学中,精神被理解为信息的重要方面,即主观间接存在。与其相对应的是作为客观间接存在的自在信息。表面看来,精神不能与物质相对应,这似乎大大降低了精神在哲学理论中的地位,但它却极大地高扬了人信息创造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超越性。因为,在邬焜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感受到的信息都是由自在信息(客观间接存在)、自为信息(信息的主体直观把握)和再生信息(信息的主体创造)有机统一而成的社会信息[1]60。而实现这三类信息有机统一的,不是某种神秘力量,恰恰是人通过其实践活动对信息的不断加工、提炼和创造。所以,人对信息的创造,不仅要综合上述三类信息,而且还要超越由这三类信息有机统一所形成的现有界限。在这样的界限超越中,人信息创造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超越性,是其他任何事物或力量难以达到的,但人却真正实现了并且还正在进一步实现这番超越。可见,人之伟大,精神之力量,尽在这种复杂而艰巨的信息创造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邬焜信息哲学依然保持住了为人的实践创造奠基高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秉性。
  相比邬焜对信息的理解,肖峰显然更强调信息的属人性质。在他看来:“信息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是信宿或广义的反应者对对象意义的辨识和感知,也是广义的控制系统的一种机能,尤其是神经系统的一种机能,是辨识和控制活动中的一种主体性建构;信息是主体赋义的结晶,也是信宿的释义所得;狭义地讲,信息是一种属人的认识现象,从而是一个认识论范畴。” [2]241-242 所以,“不存在什么‘本体论信息’”[2]241,像邬焜所说的自在信息,根本不存在。肖峰强调:“属人的信息就是全部信息;离开人来谈信息是不可想象的。” [2]242
  在此,肖峰实际上是在胡塞尔现象学背景中来理解信息本质的。众所周知,胡塞尔创立现象学,很大程度是要在人的主观化立场上来和科学主义的绝对客观化立场相抗衡,以捍卫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尊严。肖峰继承了现象学的这些传统,力图以绝对主观化的方式来为信息时代人的精神意识、人的地位尊严奠定基础。于是,在对信息本质的理解上,肖峰反复强调,信息本身是神经中枢对信息载体所形成的刺激“加以‘意义’性的‘理解’” [2]213,“信息是被某物所引起的感知,是物的被感知化” [2]216,“信息只是在有‘感知能力’的获得者那里才存在”[2]216。在肖峰看来,只有如此强调信息对意义解释者、感知者的依赖关系,或信息对人的依赖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以信息来解释一切的信息迷信和崇拜,从而凸显出人在信息面前的作用和尊严。也就是说,是人在创造、控制、支配信息,而不是信息在创造、控制、支配人。所以,肖峰说:哲学信息观应该是“一种反对只见信息不见人的信息哲学”[2]242。
  肖峰不仅继承了现象学的基本立场,而且还继承了现象学分析、研究问题的概念术语或还原方法。这从他对信息本质的研究中可窥见一斑。众所周知,意向性是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成果,也是现象学用以陈述其观点的基本概念工具。在肖峰陈述其对信息的理解中,意向性正是其理解信息本质的关键性概念。肖峰说:“没有意向性,那么信源的刺激无非是噪音,而不是信息。”[2]219信息是“与人的意向性联系在一起的,人可以从无信息的对象中看出信息来”,像远处的岩石看上去像一尊卧佛等等,“就是看者的意向性单向造成的”[2]227。同样,“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用以揭示现象学意义的一个概念。肖峰也用来表达信息属人性质的现实意义。肖峰说:“哲学上信息的属人性特征也使得我们在理解信息的含义时不能与它在生活世界中的‘日常用法’完全脱钩。那些过于‘科学化’和过于‘本体论化’的理解使‘信息’离它的日常用法(如‘消息’)越来越远,反倒使其失去‘生活世界’的基础。”[2]242
  分析、比较邬焜和肖峰对信息本质的理解,不难发现,肖峰所说的“信息”,范围极其狭窄,即它只涉及“辨识和控制活动中的一种主体性建构”或“主体赋义”。这相当于介乎邬焜“自为信息”与“再生信息”中的一种。按照肖峰的看法,离开主体及其主观性,根本不可能有信息。这倒是提升了人在信息、信息科学技术面前的地位,可这样一来,信息的普遍多样性也就被主体性或主观性给消解掉了,这不仅不利于理解邬焜所说的“水中月”、“镜中花”之类的现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信息演化发展的复杂性和无限性被限定在了主体建构、赋义的主观性中,意味着主体建构、赋义的能力有多大,整个信息演化、发展的范围和程度就有多大。这虽然为提高人的主体建构能力、赋义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可它却窒息了人以超越自身主观性的眼界去理解信息、信息世界的那番自我超越精神,使人精神的超越性问题被还原成了能力技能的提高问题,从而降低了哲学为信息时代人的生存发展而奠基的崇高境界。更何况,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现实个人所遭遇的大量令其不快、深感悲催的信息,是决不会因他这个主体的重新建构和赋义而改变其性质的。
  其实,肖峰从现象学背景来揭示信息本质,其目的愿望和邬焜是一致的,都希望为信息时代人的自由健康生存寻找理论根据。肖峰以信息的主体性或主观性来消解信息的普遍性,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破除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信息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以达到解放人的目的。这样的愿望是所有信息哲学的倡导者都极力主张的。只可惜,肖峰对信息迷信、信息主义的破除却是以否认信息的普遍性为代价的。这样的破除根本没有找到产生信息迷信、信息崇拜的真正根源。因为,产生这类迷信的真正根源,根本不在于如何去揭示信息的本质,或是否在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信息,而是在于人如何在信息时代的实践中正确地把握和理解人自己。如果看不到人是实践的存在,看不到人是在实践中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和世界、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自己生成自己的生命和价值,还只是一味地把人理解为某种理性动物、意识动物、意志动物、符号动物等动物,那么,不管哲学怎样将信息主体化或主观化,信息迷信、信息崇拜照样会猖獗泛滥。因为,在这些理解中,人作为“动物”终归是被决定的,不是被某种神秘的精神意识所决定,就是被绝对客观的物质所决定。当然,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在信息时代,人还会被信息所决定。
  可见,信息迷信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信息本质,而是在于如何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邬焜由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下来看问题的,因此,他才能做到既在本体论意义上揭示“信息”本质,又捍卫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还在高扬人的信息创造性中跳出了信息崇拜、信息迷信或信息主义。肖峰由于是在现象学背景下来思考问题的,因此,他对信息的理解虽然有意义,却难于在现实生活中彻底破除信息迷信。而他对邬焜信息主义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属于善意的误解和提醒。
  参考文献:
  [1]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肖峰.信息主义及其哲学探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高清海.哲学的创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8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8.
  (编辑:蔡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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