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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一直被一个焦虑折磨着：怎样实现现代化？不同人对现代化有不同的理解，于是，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形形色色的理念，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争执是：究竟是文化、道德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道德？这一争论持续了百年，过去半个世纪，处于剧烈变革时期的中国，仍在苦苦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曾经的乌托邦
官方哲学主张物质决定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意识、观念及社会政治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此外，意识反过来也可以影响物质。极少数人作为先知先觉者，可以用先进思想改造群众，精神一旦完成革命，就可以煥发出无穷力量，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是现代中国革命传统的主要哲学依据。它强调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认为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可以建成新社会。
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乌托邦理想破灭了。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反思的年代，部分人把“文革”之祸归咎于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传统。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民主的、科学的，这样的传统注定了西方会建立起现代宪政制度，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
其实，这种文化决定论并不是新东西。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曾对中国文化传统痛加批判，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文化落后。新文化运动时有人主张把中国书扔到茅厕，为1980年代划上休止符的《河殇》则要中国全面转向西方的蓝色文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人们又放弃了文化决定论，进入了制度决定论时代。随着市场经济获得承认，比较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显学。制度决定论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设计合理的制度。好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制度则可能使好人变坏。
因此，只要碰到社会问题，舆论马上就呼吁改进制度。正是在这种思考方式的引导下，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制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承认私人产权、市场制度、民主与法治制度等。
不过，在法治国家运转良好的制度，在中国有时却产生了令人失望的后果。制度决定论者相信，橘变为枳的原因是，优良的制度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套，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唯有进一步完善已有制度，并引入配套制度。
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扭曲的制度使人的行为也趋向扭曲，那么，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之下的人有没有可能进行变革，变革的动力何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制度决定论陷入某种困境。
于是，过去十几年来，谁来进行变革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被省略了。假如非说不可，一位年轻学者给出的答案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当人群中哪怕是个别道德感较强的人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部门时，他也许会给我们的制度改革带来关键性的第一推动力，正如邓小平对于当初的改革开放所起到的关键性推动作用一样。”
这真是奇妙的逻辑跳跃：制度决定论突然变成了英雄创世论。当然，谁也不能排除出现这种“第一推动者”的可能，但把国家的前途交给偶然的命运、运气，显然是很不靠谱的事。
难能可贵的“立法企业家”
制度决定论的一个严重缺失就是假定制度自己会变革。其实，制度不可能自天而降，也不可能自行变化。相反，制度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推动着变化的。
人的变革意识从哪里来？它源于人们的道德感：人们是因为觉得现实不“好”才形成变革意识的，而好、坏是由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决定的。现有制度不合理，所以人们希望变革。但是，不合理的制度必然造就一些依附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变革。有些时候，变革者甚至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包括杀身之祸。这时，能否坚定地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道德勇气，亦即求善的意志。只有当这种意志压倒了人们的担心、恐惧，变革才会付诸行动。
举例说，假设政府不合理地禁止企业进入某个领域。面对这样的规则，企业家大体可在四个策略之中进行选择：第一，放弃进入企图；第二，贿买管制的官员，购买进入的特权；第三，不理睬该规则而自行交易，形成黑市；第四，要求改变规则，放开市场进入。
选择第一种策略的企业家既无强烈的是非感，也缺乏道德勇气。选择第二种策略会使旧体制更坚固，官员从不合理的管制中获得利益，倾向于维护与扩大管制。第三种选择倒是形成了市场，但这个市场没有稳定的规则，人们的行为必然短期化，随时可能毁灭。
唯一可取的是第四种选择。但这需要双重勇气，首先是放弃从不合理制度中寻租的勇气，其次是改变不合理制度的勇气。他们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他们具有较为强烈的是非对错观念：贿买官员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黑市也不是正派人应当进入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变革，是因为他们希望正当地进入市场，更因为他们认为，政府不应实施不合理的管制，而应当做正确的事。
他们就是所谓的“立法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献身于理想，就像科学家献身于科学事业。他们不仅仅是进行利益的计算或“算计”，他们还有长远的视野，追求金钱之外的东西。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这种有道德情操的人，他们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
避免跌入“道德理想国”深渊
制度决定论者对此可能不以为然。只要有人谈起道德，他们马上联想到人类历史上道德理想主义所导致的可怕灾难。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不过，在人类历史上，同样可以找到道德推动社会变革，但又保持克制，没有堕入道德理想国深渊的例证。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美国几乎人人信仰宗教，人们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但美国并没有成为人们所担心的道德理想国。托克维尔指出了其中的秘密：在美国，道德世界与政治世界是分立的，宗教不去干预政治，权力也不去支配宗教。由此形成一种奇妙的格局：一方面，在政治世界，“政治的原则和一切人定的法律与制度都可以依自己之好恶制定或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克制自己不进入道德世界，相反，不加思索地接受宗教的信念。美国立宪过程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立宪者对权力进行分解、搭配，设计了全新的政府形式，但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美国的文化、宗教、价值，而是把这些当成既定的东西予以接受。
恰恰是这些既定的“民风”，即宗教、道德、伦理规范，使美国人具有基本的道德感，克服其个人主义倾向，面向自己的灵魂，面向自己的同胞，关心他人，与他人合作，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进而参与公共事务，改进制度。
托克维尔认为，制度同样是重要的，但没有道德激励，社会的良性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不过，道德虽然重要，但并不需要人人成为圣人，因而不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和灵魂革命；相反，只要具备基本的道德感、是非感，比一般人好一点点，对不道德的行动、规则有那么一些敏感的“一般的好人”就足够了。这样的好人是理性而务实的，他们不想改造别人，只是想让社会真正能够优胜劣汰，让坏人受到惩罚，让好人得到好报。这自然会反过来强化人们的道德和伦理，诱导人们遵守规则，采取正当行为。
今天，中国社会要维持良性运转、推进制度变革，所缺乏的不是圣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企业家有一点点人性，就不大可能发生毒奶粉事件，如果企业家还知道一点点社会禁忌，就不会发生百度霸王搜索事件。人们总是呼吁制度变革，但可能恰恰忘记了：自己就是制度变革的动力所在。
也许，推动社会变革，制度与道德谁更重要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而且可以预料，这一问题不会有唯一正确的解答。然而，在道德问题屡屡为人诟病的当下，确实需要那么一批有道德勇气、怀着美好愿望而又具有理性精神的人，去推动整个社会制度的良性转变——所幸，在当代中国，不乏这样的人。
（作者系宪政学者）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曾经的乌托邦
官方哲学主张物质决定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意识、观念及社会政治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此外，意识反过来也可以影响物质。极少数人作为先知先觉者，可以用先进思想改造群众，精神一旦完成革命，就可以煥发出无穷力量，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是现代中国革命传统的主要哲学依据。它强调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认为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可以建成新社会。
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乌托邦理想破灭了。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反思的年代，部分人把“文革”之祸归咎于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传统。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民主的、科学的，这样的传统注定了西方会建立起现代宪政制度，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
其实，这种文化决定论并不是新东西。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曾对中国文化传统痛加批判，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文化落后。新文化运动时有人主张把中国书扔到茅厕，为1980年代划上休止符的《河殇》则要中国全面转向西方的蓝色文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人们又放弃了文化决定论，进入了制度决定论时代。随着市场经济获得承认，比较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显学。制度决定论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设计合理的制度。好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制度则可能使好人变坏。
因此，只要碰到社会问题，舆论马上就呼吁改进制度。正是在这种思考方式的引导下，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制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承认私人产权、市场制度、民主与法治制度等。
不过，在法治国家运转良好的制度，在中国有时却产生了令人失望的后果。制度决定论者相信，橘变为枳的原因是，优良的制度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套，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唯有进一步完善已有制度，并引入配套制度。
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扭曲的制度使人的行为也趋向扭曲，那么，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之下的人有没有可能进行变革，变革的动力何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制度决定论陷入某种困境。
于是，过去十几年来，谁来进行变革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被省略了。假如非说不可，一位年轻学者给出的答案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当人群中哪怕是个别道德感较强的人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部门时，他也许会给我们的制度改革带来关键性的第一推动力，正如邓小平对于当初的改革开放所起到的关键性推动作用一样。”
这真是奇妙的逻辑跳跃：制度决定论突然变成了英雄创世论。当然，谁也不能排除出现这种“第一推动者”的可能，但把国家的前途交给偶然的命运、运气，显然是很不靠谱的事。
难能可贵的“立法企业家”
制度决定论的一个严重缺失就是假定制度自己会变革。其实，制度不可能自天而降，也不可能自行变化。相反，制度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推动着变化的。
人的变革意识从哪里来？它源于人们的道德感：人们是因为觉得现实不“好”才形成变革意识的，而好、坏是由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决定的。现有制度不合理，所以人们希望变革。但是，不合理的制度必然造就一些依附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变革。有些时候，变革者甚至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包括杀身之祸。这时，能否坚定地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道德勇气，亦即求善的意志。只有当这种意志压倒了人们的担心、恐惧，变革才会付诸行动。
举例说，假设政府不合理地禁止企业进入某个领域。面对这样的规则，企业家大体可在四个策略之中进行选择：第一，放弃进入企图；第二，贿买管制的官员，购买进入的特权；第三，不理睬该规则而自行交易，形成黑市；第四，要求改变规则，放开市场进入。
选择第一种策略的企业家既无强烈的是非感，也缺乏道德勇气。选择第二种策略会使旧体制更坚固，官员从不合理的管制中获得利益，倾向于维护与扩大管制。第三种选择倒是形成了市场，但这个市场没有稳定的规则，人们的行为必然短期化，随时可能毁灭。
唯一可取的是第四种选择。但这需要双重勇气，首先是放弃从不合理制度中寻租的勇气，其次是改变不合理制度的勇气。他们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他们具有较为强烈的是非对错观念：贿买官员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黑市也不是正派人应当进入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变革，是因为他们希望正当地进入市场，更因为他们认为，政府不应实施不合理的管制，而应当做正确的事。
他们就是所谓的“立法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献身于理想，就像科学家献身于科学事业。他们不仅仅是进行利益的计算或“算计”，他们还有长远的视野，追求金钱之外的东西。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这种有道德情操的人，他们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
避免跌入“道德理想国”深渊
制度决定论者对此可能不以为然。只要有人谈起道德，他们马上联想到人类历史上道德理想主义所导致的可怕灾难。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不过，在人类历史上，同样可以找到道德推动社会变革，但又保持克制，没有堕入道德理想国深渊的例证。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美国几乎人人信仰宗教，人们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但美国并没有成为人们所担心的道德理想国。托克维尔指出了其中的秘密：在美国，道德世界与政治世界是分立的，宗教不去干预政治，权力也不去支配宗教。由此形成一种奇妙的格局：一方面，在政治世界，“政治的原则和一切人定的法律与制度都可以依自己之好恶制定或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克制自己不进入道德世界，相反，不加思索地接受宗教的信念。美国立宪过程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立宪者对权力进行分解、搭配，设计了全新的政府形式，但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美国的文化、宗教、价值，而是把这些当成既定的东西予以接受。
恰恰是这些既定的“民风”，即宗教、道德、伦理规范，使美国人具有基本的道德感，克服其个人主义倾向，面向自己的灵魂，面向自己的同胞，关心他人，与他人合作，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进而参与公共事务，改进制度。
托克维尔认为，制度同样是重要的，但没有道德激励，社会的良性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不过，道德虽然重要，但并不需要人人成为圣人，因而不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和灵魂革命；相反，只要具备基本的道德感、是非感，比一般人好一点点，对不道德的行动、规则有那么一些敏感的“一般的好人”就足够了。这样的好人是理性而务实的，他们不想改造别人，只是想让社会真正能够优胜劣汰，让坏人受到惩罚，让好人得到好报。这自然会反过来强化人们的道德和伦理，诱导人们遵守规则，采取正当行为。
今天，中国社会要维持良性运转、推进制度变革，所缺乏的不是圣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企业家有一点点人性，就不大可能发生毒奶粉事件，如果企业家还知道一点点社会禁忌，就不会发生百度霸王搜索事件。人们总是呼吁制度变革，但可能恰恰忘记了：自己就是制度变革的动力所在。
也许，推动社会变革，制度与道德谁更重要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而且可以预料，这一问题不会有唯一正确的解答。然而，在道德问题屡屡为人诟病的当下，确实需要那么一批有道德勇气、怀着美好愿望而又具有理性精神的人，去推动整个社会制度的良性转变——所幸，在当代中国，不乏这样的人。
（作者系宪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