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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丘振兰(广东发展银行主要筹建人之一、原广发总行副行长、现广东省金融老专家协会会长)
广东发展银行成立22周年年庆那天，丘搌兰没有到场。他自1999年之后就已经极少出入位于越秀区农林下路的广发总部，而行里的血液换了一批又一批，也几乎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就是当年最早参与筹建广发银行的核心人物之一。
卸任多年的老行长此刻安静地坐在广发大厦26层左侧尽头的办公室里，对于门外的热闹表现得并不经意。但他依然无比清晰地记得1988年9月8日这个日子。22年前的这一天，广发行在起义路一号大楼举行了隆重的成立仪式，标志着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商业银行正式开业。
“筹建地方性银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广东发展地方经济筹集资金”
“要说为什么筹建广发银行，这还得从中央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全国经济改革试验区，要求广东先走一步’的重大决策说起。”
1979年7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加速转向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广东作为全国经、济改革的试验区，必须先行一步，担负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任。然而广东从1981年开始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并未能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银行仍然还不是商业性的真正的银行，不能适应商品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于是深化银行体制改革成为需要率先迫切完成的事。
“广东要先行一步搞发展，就要有资金，没钱就不能发展工业、农业，于是筹集资金成为头等大事。到了1984年左右，省里就在酝酿一个想法，希望搞一个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广东发展地方经济筹集资金。但是当时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里面只提到‘地方可以办金融机构’，并没有明确表示地方可以办自己的银行。省领导们就开始琢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实施要有经济实体，经济实体是什么?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是什么?银行。于是向上面反映，广东搞一个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可行不可行?”
1985年3月28日，国务院国发[1985]46号文件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中提出，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今后五年内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别明确提出：“两省可以试办区域性金融组织，也可称银行，
也正是这一年，广东各地经济要大上项目，要求银行增加贷款100多亿元。而如果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广东省再过20年赶上。四小龙’的要求”，预计在这时期内要投入8.3万亿元。时任副省长杨德元召集各省行行长及省财办主任、财金处长开会研究解决生产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会议再次统一了认识：如果仅有国家银行积聚的资金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度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掌握政策比较灵活、带有地方性质的商业银行以补充国家银行的不足势在必行。
“上面同意广东办地方银行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也正因为这样，广东的反应非常迅速，根据中央的意见马上决定建立广东地方性的商业银行，生怕落于人后。“得知可以办地方性商业银行，最精神振奋的应该是当时主管财政的副省长杨德元。其实广东想要办地方性银行的设想最早也是他和时任省委书记林若商量着提出来的。所以在当时的省委工作会议上，林若指明，‘广发银行的筹备工作由你杨德元来负责’。”
“很快，杨德元找到当时在省财贸办公室工作的我，让我带上省财政厅的陈坚、省人民银行的王尊祜，还有省社科院的刘小铁一共两个副处长、一个科长到上海、福建去调研，目的是去看看人家的地方金融机构包括地方银行的情况大致是什么样，借鉴有用的经验，心里有底。”
“从上海、福建回来之后，我马上和伍池新同志碰了头，由我向他陈述调研情况，他来起草报告。伍池新是杨德元找来筹建广发行的第二人，他是杨的老部下，杨德元担任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时候，伍池新就是副主任。杨相信伍池新的能力，也信赖他。”
1985年5月，广东省根据中央在年初提出的“广东、福建两省可试办地方银行”的精神以及省里实行特殊政策、开放沿海城市、开发珠三角经济区，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的需要，向人民银行、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建立广东地方性商业银行，其名称是“广东省银行”。
“林若和杨德元把报告送上北京，回头就去找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赵紫阳是广东省的老领导，曾经长期在广东工作，无论是林若还是杨德元，都是他投契的老搭档、老部下。林杨两人去了北京，当然要去拜访赵，一方面是叙旧；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办银行这个事情能从赵紫阳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
“但是，当时由于国家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建设总规模过大，消费基金膨胀，物价上涨过快，人民生活水平受到直接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对银行工作实行宏观调控，严格控制信贷规模，严肃整顿金融秩序。在那样的经济大气候下，广东建立地方性银行的请示并未获准，报告被暂时搁置了。”
“回来之前，林若和杨德元又去找了赵紫阳，赵紫阳当时安慰他们：‘这个事情，先暂时缓缓吧。’杨德元则多次提出希望赵紫阳能够在中央里多给广东一些支持。”
“事实上，自从中央关于‘两省可试办地方金融机构，也可称银行’的政策出来之后，杨德元就开始紧抓建立地方性银行的工作。这次受阻之后，杨德元每每上北京开会、汇报工作的时候，都要稍带把广东希望建立地方性银行的事情提一提；会开完了也务必见一见赵紫阳，拜托这位广东的老领导多多为广东的发展费费心。”
这样漫长的等待直到1987年冬天才有了点起色。“12月10日，杨德元在广东省迎宾馆接见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副行长黄玉峻的时候私下对我说：‘中央领导同志已口头同意我们建立地方商业银行，省财办是广东省金融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你们先找几个人商量一下。然后正式上报中央。’杨提到的这位_中央领导同志’指的就是赵紫阳。他在前一天晚上给杨德元打来电话，暗示广东要筹建地方商业银行的事情可以开始筹办了。”
“第二天，伍池新找到我，转达了杨德元的意思，他要求我和伍池新即日起放下原单位工作，专心考虑筹建广东商业银行的事情。我们当即制定了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将广东省银行迂回广东，作为筹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基础。结果人民银行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是广东省银行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银行运作机制，有了良好的基础，可以筹集资金、支援广东，不一定要将它拿来当做组建的部分。这样一来，国务院和香港的中银集团管理处也不同意，这条路 就行不通了。
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把当时既投资运作又有资金的粤财拿过来充当组建部分。但是我们几个调查商量了一下，认为粤财过多不良资产，没必要背这样的历史包袱，还不如另建一个新的银行来得干净利索。
于是，我们马上重新准备报告，在1988年1月向国务院上报广东希望成立广东发展银行的要求，并在报告中一再强调广东成立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个月后，在由赵紫阳主持，李鹏、姚依林等人参加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叶选平、杨德元等省领导将广东的经济建设发展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会后，赵紫阳表示同意广东另外筹建一个地方性银行。
很快，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的25号文件正式批准了广东省成立股份制、区域性、综合性的商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
“从‘三无’到‘三有’”
“1988年1月，杨德元找到我，对我说；‘老丘啊，我知道你是读金融专业出身的，又在省财贸办公室工作了那么多年，金融工作经验丰富，你就留下来帮我筹备广东发展银行的建立吧。’当时的分工是伍池新主内，我主外，两个人事无巨细一把抓。我也没推搪，但是希望他先帮我解决‘三无’问题。”
“广东发展银行前期的筹备工作其实—直是我和伍池新在杨德元的指挥下进行的，到了正式筹备的时候，真的是要人没人、要资金没资金、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于是，我先预列了三十个人员名单，杨德元批下来了我就到各金融部门去要人。至于办公的地方更好办，我原来就是省财贸办公室财政金融处的处长，还是找杨德元批了个条子，处长室就变成了广发创始的大本营。相对难解决的反而是资金问题。”
“当时的广东，到处都想上项目，到处都想发展，但是到处都缺资金。从市县等地方往省里调资金不现实，下面的官员也不乐意。我考虑了一下，，想了个‘广泛筹集资金’的办法，首先号召国家银行，包括香港的中资银行在内都要投资参股，接着是向商业部门和外资部门筹集资金。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X两万地把资金筹集起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我们成立银行要有15个亿的注册资本，我跟派下来指导我们建立广发行的刘鸿懦说，15个亿太难了，8个亿行不行?他是当时人民银行的常务副行长，他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吧，就8个亿。但是我们连8个亿都筹不到，只有3.98亿。我再去找刘鸿儒，他没说话。我心领神会，这意思就是默许了。”
资金问题解决了，但是广发行的架构还没出来，只有省里一个总行不成事，地方也不听你总行的调遣，怎么办?为了尽快将广发行筹建起来，杨德元号召各市县地区都行动起来，资金由地方筹集，由政府出面尽快成立地方分行。这就是后来给广发行造成莫大困扰的“二级法人制”。事实上，当政府不断干涉银行信贷，各地方频繁出现“市长项目”的时候，广发行就已经开始为广东的金融实验性改革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我们当时只想着尽快将广发行筹备建立，并没有预料到‘二级法人制’日后将引发的各种问题。”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明确的是一个目标，至于切实地如何发展经济，如何金融改制，更多的一切都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行。
“在确定了第一批成立的分行之后，广发行的筹建工作开始进入正轨。那时候，杨德元几乎天天过问银行筹备的事情，我就订了十个小本本；每天揣在胸口，想起什么需要去落实的赶紧记下，生怕有什么错漏。”
“广发行的筹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敲定将总行行址选在闹市区的起义路一号，广东贸易中心大楼之后，广发行的整个筹备工作才算大致完成。”
广东发展银行成立22周年年庆那天，丘搌兰没有到场。他自1999年之后就已经极少出入位于越秀区农林下路的广发总部，而行里的血液换了一批又一批，也几乎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就是当年最早参与筹建广发银行的核心人物之一。
卸任多年的老行长此刻安静地坐在广发大厦26层左侧尽头的办公室里，对于门外的热闹表现得并不经意。但他依然无比清晰地记得1988年9月8日这个日子。22年前的这一天，广发行在起义路一号大楼举行了隆重的成立仪式，标志着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商业银行正式开业。
“筹建地方性银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广东发展地方经济筹集资金”
“要说为什么筹建广发银行，这还得从中央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全国经济改革试验区，要求广东先走一步’的重大决策说起。”
1979年7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加速转向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广东作为全国经、济改革的试验区，必须先行一步，担负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任。然而广东从1981年开始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并未能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银行仍然还不是商业性的真正的银行，不能适应商品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于是深化银行体制改革成为需要率先迫切完成的事。
“广东要先行一步搞发展，就要有资金，没钱就不能发展工业、农业，于是筹集资金成为头等大事。到了1984年左右，省里就在酝酿一个想法，希望搞一个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广东发展地方经济筹集资金。但是当时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里面只提到‘地方可以办金融机构’，并没有明确表示地方可以办自己的银行。省领导们就开始琢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实施要有经济实体，经济实体是什么?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是什么?银行。于是向上面反映，广东搞一个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可行不可行?”
1985年3月28日，国务院国发[1985]46号文件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中提出，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今后五年内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别明确提出：“两省可以试办区域性金融组织，也可称银行，
也正是这一年，广东各地经济要大上项目，要求银行增加贷款100多亿元。而如果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广东省再过20年赶上。四小龙’的要求”，预计在这时期内要投入8.3万亿元。时任副省长杨德元召集各省行行长及省财办主任、财金处长开会研究解决生产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会议再次统一了认识：如果仅有国家银行积聚的资金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度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掌握政策比较灵活、带有地方性质的商业银行以补充国家银行的不足势在必行。
“上面同意广东办地方银行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也正因为这样，广东的反应非常迅速，根据中央的意见马上决定建立广东地方性的商业银行，生怕落于人后。“得知可以办地方性商业银行，最精神振奋的应该是当时主管财政的副省长杨德元。其实广东想要办地方性银行的设想最早也是他和时任省委书记林若商量着提出来的。所以在当时的省委工作会议上，林若指明，‘广发银行的筹备工作由你杨德元来负责’。”
“很快，杨德元找到当时在省财贸办公室工作的我，让我带上省财政厅的陈坚、省人民银行的王尊祜，还有省社科院的刘小铁一共两个副处长、一个科长到上海、福建去调研，目的是去看看人家的地方金融机构包括地方银行的情况大致是什么样，借鉴有用的经验，心里有底。”
“从上海、福建回来之后，我马上和伍池新同志碰了头，由我向他陈述调研情况，他来起草报告。伍池新是杨德元找来筹建广发行的第二人，他是杨的老部下，杨德元担任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时候，伍池新就是副主任。杨相信伍池新的能力，也信赖他。”
1985年5月，广东省根据中央在年初提出的“广东、福建两省可试办地方银行”的精神以及省里实行特殊政策、开放沿海城市、开发珠三角经济区，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的需要，向人民银行、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建立广东地方性商业银行，其名称是“广东省银行”。
“林若和杨德元把报告送上北京，回头就去找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赵紫阳是广东省的老领导，曾经长期在广东工作，无论是林若还是杨德元，都是他投契的老搭档、老部下。林杨两人去了北京，当然要去拜访赵，一方面是叙旧；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办银行这个事情能从赵紫阳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
“但是，当时由于国家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建设总规模过大，消费基金膨胀，物价上涨过快，人民生活水平受到直接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对银行工作实行宏观调控，严格控制信贷规模，严肃整顿金融秩序。在那样的经济大气候下，广东建立地方性银行的请示并未获准，报告被暂时搁置了。”
“回来之前，林若和杨德元又去找了赵紫阳，赵紫阳当时安慰他们：‘这个事情，先暂时缓缓吧。’杨德元则多次提出希望赵紫阳能够在中央里多给广东一些支持。”
“事实上，自从中央关于‘两省可试办地方金融机构，也可称银行’的政策出来之后，杨德元就开始紧抓建立地方性银行的工作。这次受阻之后，杨德元每每上北京开会、汇报工作的时候，都要稍带把广东希望建立地方性银行的事情提一提；会开完了也务必见一见赵紫阳，拜托这位广东的老领导多多为广东的发展费费心。”
这样漫长的等待直到1987年冬天才有了点起色。“12月10日，杨德元在广东省迎宾馆接见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副行长黄玉峻的时候私下对我说：‘中央领导同志已口头同意我们建立地方商业银行，省财办是广东省金融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你们先找几个人商量一下。然后正式上报中央。’杨提到的这位_中央领导同志’指的就是赵紫阳。他在前一天晚上给杨德元打来电话，暗示广东要筹建地方商业银行的事情可以开始筹办了。”
“第二天，伍池新找到我，转达了杨德元的意思，他要求我和伍池新即日起放下原单位工作，专心考虑筹建广东商业银行的事情。我们当即制定了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将广东省银行迂回广东，作为筹建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基础。结果人民银行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是广东省银行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银行运作机制，有了良好的基础，可以筹集资金、支援广东，不一定要将它拿来当做组建的部分。这样一来，国务院和香港的中银集团管理处也不同意，这条路 就行不通了。
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把当时既投资运作又有资金的粤财拿过来充当组建部分。但是我们几个调查商量了一下，认为粤财过多不良资产，没必要背这样的历史包袱，还不如另建一个新的银行来得干净利索。
于是，我们马上重新准备报告，在1988年1月向国务院上报广东希望成立广东发展银行的要求，并在报告中一再强调广东成立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个月后，在由赵紫阳主持，李鹏、姚依林等人参加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叶选平、杨德元等省领导将广东的经济建设发展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会后，赵紫阳表示同意广东另外筹建一个地方性银行。
很快，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的25号文件正式批准了广东省成立股份制、区域性、综合性的商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
“从‘三无’到‘三有’”
“1988年1月，杨德元找到我，对我说；‘老丘啊，我知道你是读金融专业出身的，又在省财贸办公室工作了那么多年，金融工作经验丰富，你就留下来帮我筹备广东发展银行的建立吧。’当时的分工是伍池新主内，我主外，两个人事无巨细一把抓。我也没推搪，但是希望他先帮我解决‘三无’问题。”
“广东发展银行前期的筹备工作其实—直是我和伍池新在杨德元的指挥下进行的，到了正式筹备的时候，真的是要人没人、要资金没资金、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于是，我先预列了三十个人员名单，杨德元批下来了我就到各金融部门去要人。至于办公的地方更好办，我原来就是省财贸办公室财政金融处的处长，还是找杨德元批了个条子，处长室就变成了广发创始的大本营。相对难解决的反而是资金问题。”
“当时的广东，到处都想上项目，到处都想发展，但是到处都缺资金。从市县等地方往省里调资金不现实，下面的官员也不乐意。我考虑了一下，，想了个‘广泛筹集资金’的办法，首先号召国家银行，包括香港的中资银行在内都要投资参股，接着是向商业部门和外资部门筹集资金。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X两万地把资金筹集起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我们成立银行要有15个亿的注册资本，我跟派下来指导我们建立广发行的刘鸿懦说，15个亿太难了，8个亿行不行?他是当时人民银行的常务副行长，他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吧，就8个亿。但是我们连8个亿都筹不到，只有3.98亿。我再去找刘鸿儒，他没说话。我心领神会，这意思就是默许了。”
资金问题解决了，但是广发行的架构还没出来，只有省里一个总行不成事，地方也不听你总行的调遣，怎么办?为了尽快将广发行筹建起来，杨德元号召各市县地区都行动起来，资金由地方筹集，由政府出面尽快成立地方分行。这就是后来给广发行造成莫大困扰的“二级法人制”。事实上，当政府不断干涉银行信贷，各地方频繁出现“市长项目”的时候，广发行就已经开始为广东的金融实验性改革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我们当时只想着尽快将广发行筹备建立，并没有预料到‘二级法人制’日后将引发的各种问题。”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明确的是一个目标，至于切实地如何发展经济，如何金融改制，更多的一切都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行。
“在确定了第一批成立的分行之后，广发行的筹建工作开始进入正轨。那时候，杨德元几乎天天过问银行筹备的事情，我就订了十个小本本；每天揣在胸口，想起什么需要去落实的赶紧记下，生怕有什么错漏。”
“广发行的筹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敲定将总行行址选在闹市区的起义路一号，广东贸易中心大楼之后，广发行的整个筹备工作才算大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