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考古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学科？学习考古又是一种什么体验呢？今天，让一位考古学专业的朋友為大家讲一讲自己的亲身体验。
　　2013年7月起至今，学习考古学已有整整7年时间。在我的印象里，这7年内的时光中，除了去年浙江杭州良渚古城成功“申遗”引发了关注之外，考古学能“出圈”的事情并不多：这浑身泥土的学问，大多数时候只在图书馆和大学的角落里安闲自得。
　　既然有人对考古学这个谜一样的专业充满好奇，我就不妨来谈谈自己学习考古学的经历。
　　人们对考古学的印象往往两极分化：要么认为考古学是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的冷门专业，早晚得“饿死”;要么觉得学考古学的可以帮人鉴宝，早日实现“财务自由”。在网络上的这类噪音中，考古学俨然成了“薛定谔的考古”——测不准。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老百姓，外国人对考古学也同样有“测不准”的疑惑。
　　在学习了一些考古学知识后，我的看法可能要保守一些：任何对考古学的直接判断，都是相当值得警惕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故弄玄虚——我相信大多数对考古学了解较多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觉——考古学的内容实在太过庞杂，任何一个人企图回答“考古学是什么”的问题时，都会发现自己是盲人摸象。实际上，就连读到博士、走入高校的职业考古研究者，也未必能把这头大象摸全乎了。
　　虽然考古学包罗万象，但总体来说，学习考古学，主要包括“体”和“脑”两方面：“体”是指田野考古，业内人称“下工地”，也就是进行室外发掘;“脑”则指日常学习，主要是上课（接收信息）和读书（获取知识）。背景介绍大致如此，接下来我就分别从“体”“脑”两方面来说说，学习考古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

劳其筋骨，乐其心志：考古发掘体验

　　每个考古学生都会在大三或大四经历田野发掘实习，然而，与《盗墓笔记》《鬼吹灯》不同，真正的田野发掘地点大多不是充满金银财宝的墓葬或遗址。当然，随着城市建设的增加，在城市里进行的考古发掘也很多，但在城市发掘，远没有去乡下发掘来得浪漫：这大概是因为，乡下虽然缺少城市便利的生活设施，但往往能给城市中长大的学生以惊喜。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星光闪闪的银河、一望无际的原野……凡此种种，使得每个考古学生的田野发掘的“第一次”，很有可能以一声睁大双眼的“哇”来开头。
　　在发现田野的浪漫之后，接踵而来的却并非诗与远方，而是“劳其筋骨”的体力活儿，这让很多人都吃不太消。这种诗与远方的退却和劳其筋骨的进击，从考古学生的“田野标配装”便能看出：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靴、遮阳帽，外加一把铁锹……
　　说起考古从业者的“破烂行头”，圈内很多人都自嘲是“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一问才知道是考古队的”。虽然装备本身不太好看，但在荆棘遍布的野外干起体力活来，却相当好使。在发掘现场，考古学生干得最多的就是用铁锹出土和用推车运土，这也难怪著名作家张承志（他本科也是考古专业）要将考古学说成是“浑身泥土”的学问了。
　　与用推车运土相比，把铁锹插在干涸的泥土里出土非常不轻松，好在国内的考古单位大多会请当地的农民来当临时工，帮学生干出土的活儿：不过，国外的考古学生就没这么幸运了——国外高人力成本与窘迫的考古预算使得“外国民工”成了地地道道的奢侈品，考古学生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笔者有幸在若干年前参与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次考古发掘，没想到罗马人喜欢用陶片混合泥土来建造地板，为了进一步发掘，我不得不自己手持手镐，一点一点地把那些坚硬如水泥的“马赛克地板”敲掉，第二天虎口肿了一圈，也算是“此手无憾”了。
　　除了用铁锹粗线条地挖出不重要的土层之外，精细的体力活儿当然也要做。实际上，拿着毛笔一般的细刷刷去文物上的泥土是考古从业者真会做的事，这是少数电视剧和纪录片正确呈现考古发掘的地方，虽然这些镜头几乎全部都是发掘完后，考古人员和拍摄人员“装模作样”地补拍的。
　　不过，最令考古学生崩溃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拿着毛刷刷出土文物，而是被业内称为“刮面”的活动：其操作方式一般是学生半跪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手持手铲或鹤嘴锄，慢慢地清理地面上的浮土，直到刚挖开的地面上光洁如新，能够看出地面上呈现出不同颜色的地块为止。
　　与电视剧中使用探测器不同，从考古学上说，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刮面活动才是能否真正确定地下埋有遗迹的关键，这是因为，古代人类活动都依托于地面，不同性质的活动会导致地面被不同程度地使用，最终反映到土地上就是土质、土色的细微差别。正因对土质、土色的细微判断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通过刮面来判断遗迹现象是考古学家一生都不断修习的课程，也是每一个中国考古学生必须得到足够训练、衡量菜鸟考古学生田野考古水平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上述体力活动都属于“劳其筋骨”的话，那么田野考古发现则是彻彻底底的“乐其心志”：在考古发现之前，有经验的发掘者实际上都大有可能想到了“会挖到什么”（所谓“想得到才挖得到”），但却总是心怀忐忑。然而，当自己的理论预设得到了真实考古发现的验证以后，那种一半从未知中发现新知，一半从已知中得到验证的喜悦，就仿佛是心情阴郁的人突然遇上了好天气，使得任何语言描述都相形见绌。
　　不过，对考古学生而言，考古发现却并不只是喜悦，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是考古与盗墓最大的不同之处。对考古从业者来说，在考古发现过后，不仅要详细地记录、准确地绘图，还要评估它在整个发掘空间中的位置，和其他考古发现的关系——对这些细微问题的“要素察觉”，小到会影响研究者对遗址或遗物功能的判断，大到会成为衡量不同考古学家水平高下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真正的考古学中，考古发现远不是考古工作的结束，反而是考古工作的开始：在把考古发现记录、绘图完毕后，还要在实验室对其进行大量科技分析研究，以最大程度地挖掘考古发现的信息——哪怕它只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器，也值得研究者花费上百、上千个小时去仔细分析。 　　用一句话来总结考古学生的发掘体验的话，我愿说是“劳其筋骨，乐其心志”：的确，田野发掘中有不少体力活，经常让人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每当考古发掘结束时，大家都会对考古工地依依不舍。热情淳朴的本地人、朝夕相处的同学、激动人心的发现、群星璀璨的夜晚、油菜花开的盛夏，无一不讓人深深留恋。
　　在猜测与想象之间摇摆，在理论与未知面前探索，田野考古就是这样的九曲八折，也是如此的充满魅力。

误解无碍，理解万岁：考古印象漫谈

　　关于对考古的想象，更多来自《鬼吹灯》和《盗墓笔记》。在这两部小说中，考古学家往往被刻画成是“工作洛阳铲，上班黑驴蹄，下班古玩城”的群体。这些似是而非的描述真的准确吗？
　　这些描述中，“工作洛阳铲”可能是最贴近现实的：考古学家的确会非常频繁地使用洛阳铲，但洛阳铲是拿来勘探的（找到什么地方有遗址），而不是用来发掘的（揭露已经知道了的遗址）。实际上，考古学家最常用的工具是手铲，前面提到的刮面就要用到它。
　　在考古学界，手铲也有象征意义：昔日美国考古学界百家争鸣的时候，有位著名考古学家写了篇讽刺文章，里面的几代考古学家为了所谓的“金手铲”（Golden Marshalltown）而争得不可开交。不仅如此，手铲的抓握方式也大有讲究，受过训练的人能够通过别人抓握手铲的方式，一眼识别出来此君有没有受过田野考古的洗礼。
　　与“工作洛阳铲”相比，人们对考古“上班黑驴蹄”的印象，就有些离谱了。不过，由于这个印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某考古界才子也要自嘲“上班如上坟”。实际上，考古学家要处理的遗迹远不止墓葬，城市、道路、房子、水井、垃圾坑（考古学家处理最多的遗迹）乃至茅厕，都是考古学家关心的东西。
　　古代茅厕里可能残留人的粪便，粪便中会留存有一些寄生虫卵，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寄生虫卵找到灌溉的证据（血吸虫）、了解古代人的食谱（不同食物上所带的寄生虫不同）、重建古代的卫生环境（蛔虫和鞭虫），乃至分析古代人群的迁徙路线（寄生虫传播）。当然，就算真的挖到了墓葬，考古人员也绝不会拿着“黑驴蹄子”下去，因为墓葬里的尸骸也不会变成“粽子”。
　　其实，在“工作洛阳铲，上班黑驴蹄，下班古玩城”中，最离谱的并不是“上班黑驴蹄”，而是“下班古玩城”。这简直是荒谬极了。这是因为，中国考古学在创立的时候就立下了不搞收藏的行规，所以，真实的情况是“搞收藏的不懂考古，懂考古的不搞收藏”。当然，考古的行规也好理解：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作为文物的第一经手人，考古学家当然要严格遵守行规，否则怎么能保证“把文物上交给国家”呢？夏鼐，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搞考古不搞收藏”的行规就是他立下的。
　　其实，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考古发掘的规矩一般是逢下雨会休息。在连逢阴雨或晚上休息时，新生代的考古学生往往是玩会智能手机，年龄长一点的考古人则是喝酒。喝了酒的考古人格外可爱，喜欢拿圈内趣事开玩笑，甚至有大侠编了一本《考古武林谱》，把各大高校的考古系都归了门派，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是“六扇门”，北京大学是“少林派”，西北大学是“华山派”，吉林大学是“长白山派”。笔者曾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被此君调侃为“从长白山派岭南分舵跑去了长白山派燕山分舵”（中山大学和吉林大学里任教的老师有许多吉林大学培养的博士），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当然，考古不仅实在有趣，对社会的贡献也十分巨大。它甚至可以解决“我们是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谁”，不仅取决于我们“现在是谁”或“未来是谁”，更取决于我们“曾经是谁”。实际上，我们的“中国”这个名字也来源于一件名叫“何尊”的西周青铜器，因为这件青铜器上刻有“宅兹中国”的铭文——这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
　　正是因为考古如此重要，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考古、体验考古、思考考古。对于喜欢考古的人来说，考古就像侦探，需要从历史的迷雾中拨云见日。举例来说，有很多学者质疑夏朝的存在，因为他们发现春秋的人只知道大禹，战国人却知道五帝，汉代人则知道了伏羲、神农，魏晋的人干脆知道了盘古开天辟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时间越往后，距离历史越远的后人反而了解的历史更靠前，这是很不合逻辑的。于是，便有了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古史辨学派的人怀疑夏朝是后世杜撰出来的内容。当时也有人认为，古史辨派的说法只是理论假说，应该从实际出发，寻找夏朝的遗址。这些人中有位叫徐旭生的老先生，他遍查古籍，根据“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认为夏人的活动范围大体在豫西一带，便亲自去河南郑州、洛阳等地调查，最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个遗址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普遍被考古学家认为最有可能是夏朝的都城。
　　这一出“寻夏记”的侦探故事，自古史辨派以来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日后也还将继续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