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振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2013-2017年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委。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进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被评聘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研究员。1984年起在清华大学校机关工作，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部长，研究生处副处长、院长助理，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1986-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经济理论。1993-1995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1995年2月调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任代司长、司长。1998年8月至2002年4月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2002年4月至2013年7月，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2015年，中国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走过了5个年头，这份《纲要》特别指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仍突出：
　　应用型人才、理论型人才均不足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也是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共同关心的话题。不仅中国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等许多高校都在改革课程方案，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日本、韩国等亚洲强国也都在采取措施，加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
　　《留学》：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议题就是教育的公平与质量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解决公平和提升质量，你认为哪个更迫切？
　　瞿振元：对学生而言，公平是第一位的;对大学而言，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质量。所以应该这么说，入学之前公平最重要，入学之后质量更迫切。我们经常说，让每一个大学生都享受改革红利在学校享受改革红利就是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在每一堂课上都有收获，以更高的质量，走向社会。在这一点上讲，质量应该是最根本的。
　　《留学》：长久以来你一直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依然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瞿振元：在教育质量上，应该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从结果来说，就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理论型人才的培养，都有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应用型人才，培养大量急需的应用型人才是主要方向。但那个时候培养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的招生也就几万、十几万人。人才培养满足了急需，是好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似乎也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专业设置过窄。过去常说“导弹发射架专家”，产品类专业很多。还有就是人文教育偏弱，人文教育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教育偏弱。一般来说，如果工科的学生人文基础差，自然科学的其他拓展面窄，长远来说，自然科学的发展后劲是要受影响的。
　　另外，在理论型人才的培养方面，还是我们的一块短板。新中国成立60多年，没有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或者其他理论方面的大师，虽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否跟我们对理论人才的培养重视得还不够，培养的过程还没有做好，有直接关系？要真正培养出优秀的理论型人才，从选拔适合做理论的人才，到中间的培养过程，要提供更宽松的环境，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善于培养理论思维人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教育体制改革30年
　　早在30年前，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第一句话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然而，30年来社会环境的急速变迁，不断给教育体制改革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改革的目标不断调整，改革的方式也随之不断更新。
　　瞿振元认为，解决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需要同时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教育教学的改革，“双轮驱动，协调推进”。
　　《留学》：我们知道30年前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当时出台这样一个《决定》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瞿振元：这是我们国家关于教育体制的第一个决定，可以说这个《决定》吹响了教育改革的进军号。
　　在此之前，其实也有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后，国家也提出了很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但总体来说，从1977年开始到1985年，这一长段时间里，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教育制度。恢复到哪？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方式方法上。那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不断探索出来的一套做法，是红线主导的那样一种体制。所以，真正的教育改革还是1985年出台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那年。这个文件里明确指出了我们整个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第一句话就说：“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原来在这个文件之前，本来还有一句“快出人才”，但最后这个《决定》里头没有这句话了。“快出人才”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后，当时对人才匮乏的一种迫切呼唤，但是，人才培养还是有规律的，不能说想快就快，所以最后还是确定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多出人才，出好人 才”。
　　拎客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核心内容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经过改革，要达到：使基础教育得到切实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潜力和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 　　《决定》还对增加教育投资，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等问题，作了明确的原则规 定。
　　（资料来源：人民网）
　　《留学》：这个《决定》已经颁布了30年，教育体制改革推进到现在，改革的目标有发生过变化吗？

　　瞿振元：从根本目的上说，是没有变化的。但具体的改革任务，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当然不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决定》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众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接下来是，要从体制改革入手，认为体制改革是当时的切入点、突破口。那么，改革要突破的对象是什么？就是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计划经济指导思想下的教育体制，与我们当时要建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决定》首先看准了主要矛盾，切入点、突破口，同时明确提出，必须进行劳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也就是体制机制的整体改革，不是教育一家改。我觉得这个观点，今天看来依然很有意义。
　　《留学》：也就是说，1985年国家就已经意识到了教育改革是一个整体改革的问题，而非局部调整的问题。现在实际情况如何？
　　瞿振元：部门之间的改革，我认为应该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联动，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因部门利益导致互相掣肘，不能形成联动。比如说，职业技术教育对中国来说太需要了，中国是制造大国，服务业也要发展，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要促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如果说我们在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方面，用人制度的改革方面是滞后的，始终认为读职业教育就是做技工，属于第三等，当技师也是没有多少出路的，学生就非得读本科，本科还非得是“211”“985”才有出息，最后恨不得都读到博士，结果毕业后找不到人职匹配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急需的技术性人才仍然稀缺。这样运转下去，社会的人才结构是畸形的，是不合理的，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不可能的。
　　所以，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及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来说，没有这些改革，教育改革也寸步难行。教育发展方向一味从学历文凭的提升上找突破口，找增长点，这个眼界还是局限于教育部门内。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双轮驱动，协调推进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07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上升至23%，而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40%。
　　伴随加速发展，高等教育也面临许多问题，比如生源质量、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等跟不上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专业结构不合理，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毕业生创新能力和技能缺乏，就业面临困难等等。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留学》：中国高等教育培养的应用型人才、理论型人才都不足，应该从何处入手改善这个局面？
　　瞿振元：首先在观念上，对整个教育改革应该有一种全面的理解：教育改革应该“双轮驱动，协调推进”。哪“双轮”呢？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教育教学的改革，这两个轮子都要动起来，才能够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在体制机制改革上，把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理顺，有助于调动高校的办学积极性，包括社会的办学积极性，有助于校内教师积极性的发挥。体制机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包括内部分配、工资制度等等，改革体制机制，就是把生产关系调整好。
　　教育教学是真正的生产力。要把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到育人上，发挥到做科研上，使得教师有积极性去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把每堂课讲好，让学生通过教师的教育教学，有收获，在成长。这两个轮子要协调推进，不能有先后，而且每一个轮子的推进，都是没有止境的。
　　现在，在大学里谈教育教学的改革，还不够，所以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再升温。从教育指导思想、培养目标，到课程体系设计，再到教学方法改革，包括如何利用不断更新的科技，帮助学生获取知识爆炸时代下，最核心最重要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等等，都需要教师花力气去研究，引导学校在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质量。
　　《留学》：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企业在需要调动所有人积极性做事情的时候，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考核，绩效跟考核挂钩，考核跟战略挂钩。你在中国农业大学做了十余年的党委书记，从大学管理的角度讲，要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是否可以分享一些有效经验？
　　瞿振元：从行政领导的角度讲，体制机制是抓得着的，容易抓到手上来的，但教育教学改革是基层的，行政领导并不能直接感觉到，直接抓得到。通过改革把教师的积极性调动到课堂上，这个难度更大。在学校内部运用考核的方式，用绩效评价的方法来管理也是有的，但是企业生产产品和大学教书育人这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区别。生产产品的时候，有量化的方式很好管理，但在教书育人的时候，是很难简单以数量来表达的，特别是涉及学习过程，思想品德的形成过程时更加明显。
　　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其实不像工业，它更像农业。育人就像是一颗种子在一定的环境下，发芽生长，它是一个主体的生长过程。 　　要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很难一蹴而就，一般是通过一些活动来引导。比如，我每年会给青年教师开会，我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研究型大学的老师要过三关。第一关是教学关。这是基本，在大学里不教书是不行的。教师懂但不一定能讲得出来。教学还有教学的艺术，所以第一个要过教学关。第二关是科研关。青年教师一开始就申请到课题很难，但应该尽快的加入到一些团队中去，跟年长的有经验的教师，一起搞研究，学会做科研。因为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不会搞研究也是一个很大的不足。第三关是做学生工作关。教师要善于跟学生沟通，跟学生打交道，跟他们交流思想，帮助学生成长。青年教师也应该去尝试做班主任、辅导员那样的工作。这种最基本的群众工作，在学校里也是很重要，并且是永远需要的。
　　
　　应对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