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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2006年开始“自行车万村行”,立志在25年内走遍中国农村,并根据在农村的见闻,写作了《粮民》一书。
8月的一个晚上,身在北京的美国女作家迪迪·塔特劳感受到了一种震撼。那天她正在参加时尚杂志《Vogue China》的晚宴,演艺明星李冰冰华丽丽地从她身边经过,助理们忙着帮她拢裙子、接酒杯。迪迪觉得如此金碧辉煌的场面是当今中国最光鲜的场景。然而就在几天以前,她刚刚采访过一个骑着自行车、立志在25年内走遍中国上万个行政村的人——爱新觉罗·蔚然,接触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乡土中国。
看到名字的人会发现,蔚然是个皇族后裔,但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再随和不过。上个世纪90年代初,蔚然到甘肃玉门市一个村子出差,住在一位张大姐家里。为了招待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张大姐默默地背起军用挎包出了门。后来蔚然才知道,她是挨家挨户借钱去了,总共借到了11块多。往返4个多小时,到最近的一个集镇上买了2斤多猪肉回来,就是为了给他做一顿好吃的饭菜。“你知道吗,11元钱里绝大部分是1分、2分、5分的硬币,最大的面值也只有一张2角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蔚然回忆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他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如此善良的农民会陷入如此的贫困,他决定做点什么。
1997年,他辞去了令人艳羡的北京事业单位的工作,只身去了重庆,无偿地做农村帮扶工作。而他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很多地方都不通客车,而且自行车行动方便,坏的时候还可以自己修”。2006年,他在上海成立了旨在帮扶农民的幸福发展促进会。从此,他便开始了“自行车万村行”,并根据他在农村的见闻,写作了《粮民》(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
蔚然一再强调说,他所描述的一些农民生活是贫困的个例,他并非想通过他的见闻来渲染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他毕竟是做农村帮扶工作的,他希望帮农民找到更好的发展项目,做可以切实地改变他们生活现状的事情,并不只是揭示部分农民的可怜境遇。
关于他的“万村行”见闻和对中国农村的独特看法,蔚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茅于轼教授的话让我发笑
《看世界》:在您的书中,能够看到一种深深的不平,为农民与农村不平,那么您觉得中国农村与农民现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温饱问题还是面对现代化进程?
爱新觉罗·蔚然(以下简称蔚然):农民面临最大问题是缺乏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农业土地大量损耗与条块分散(侵占、弃耕、退化、原有承包耕地过度分散等)。曾经看到茅于轼教授说18亿亩耕地红线要打破,近期又看到陈志武教授说了同样的话,我看后先是笑了,笑他们教授太“高明”了,然后我是大骂了,因为文明方式他们已经使用完了,他们眼里只有房地产,却严重忽视了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过2位教授都给出了解决办法——进口粮食,这种荒唐思维我就不评说了。
除了农业、农民融资困难,还有大病治不起依然困扰着农民。这几天我就在帮助内蒙古一个农村女孩四处求人筹集医疗费,你可能会问,农村不是已经有农民合作医保了吗?有,但是这个合作医保是治疗后才依据规定报销,可分文没有的农民从何拿出几十万?有谁能回答这一问题?
如今的大部分农民面临的困难不是温饱问题,而是发展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养老问题,就如农民老人向我提问的“农民怎么没有退休”问题。
《看世界》:您的书中屡屡写到农村的“失踪人口”,离家打工之后就音讯全无,有些是妻子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您如何看待这个“失踪的人群”,您是否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您怎样理解他们的行为?
蔚然:我在上海和北京接触过一些出门许多年不回家也不与家人联系的农村青年,主要原因为没有挣到钱,就如一个月挣到2000元,在上海他们只能住在非常偏远的郊区,可每天上下班来去交通费就得10多元,一个月就是300多元,最节俭的每月生活费也得600多元,再减掉1000元左右的房租,大家帮他们算算还能结余多少?他们该如何回家?如何面对期待着父母回家给自己改善生活、补缴学费、给爷爷奶奶添置衣物等这些美好愿景的孩子们?
《看世界》:您在书中写到了农民的“大学困惑”,大学的费用非但没有使得某些家庭摆脱贫困,反而陷入贫困,您觉得除了大学教育,农民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途径去改变自身与家庭的境况?
蔚然:农村孩子读大学是许多农村家庭的全家人梦想,进入大学学习依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通道。如今的社会依然是看学历给工作、给待遇,没有学历能力再强也无法跨进用人单位的门槛,这是一个硬坎。依靠自学和其他途径学习或者走向脱贫致富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前提是他们无法取得应有的创业资金或者支持,没有学历有能力考取公务员更是无门。贫困家庭的农民要摆脱贫困的路径非常窄,可以说是越来越窄。
当你知道农村儿女生活之难,还会指责他们不尽孝道吗?
《看世界》:很多人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在乡村间消亡了,从您的调查走访经历,您觉得是这样吗?
蔚然:我不大赞同这一说法,尽管在农村中青年人多数都外出打工或者经商去了,是有一些传统的民俗渐渐被外出的青年人淡忘或失传,但它们的生命力依然顽强。
都说“养儿防老”和“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可如今恰恰是许多农村的老人有儿有女却无人赡养。我们自然会想到法律层面,想到道德伦理之上,但当我们深入了解到这些儿女们的生活都是难以为继时,我们还要来谴责他们不孝和不尽法律义务吗?我想这个问题值得全社会来重新思考了。
《看世界》:就您的走访经历,东部地区农村与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民生活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在思想层面上的差异呢?
蔚然: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将近有10年甚至20年以上。在思想层面上的认知倒不是很大,因为外出打工受到外界直接影响,此外电视媒体的传播也极大地缩短了这个差距,但是经济上差距就是很大了,因为西部很多地方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本就依靠瘠薄的农地来创收。其实小户农业不论是在西部还是东部,只要不改变种植结构,只种植大田作物,不但不挣钱,反而年年都要倒贴劳动力本钱和化肥、农药等成本钱。
《看世界》:您是否有问过那个青年,他宁可放羊还上学的贷款,他是否有想过赖掉贷款?
蔚然:这个问题在我所认识的农民里有99%的人都会毫不含糊回答我“不欠别人债,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尽管我没有直接问那位农民青年这件事,但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农民人穷志不短,亏别人的迟早要还的。也是这样的信念,使他放下大学毕业生的架子扛起牧羊的鞭子……
农村女孩宁可不结婚也不想嫁农民
《看世界》:您是否有目睹或了解过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您如何看待某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基层村干部流氓化”的现象,如王跃文的小说《苍黄》?
蔚然:不巧,我没有直接目睹过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但我倒是听许多村民说过“选举不好”的说法。有个别村庄在选举时都是大户(同宗族)人家“自己选自己人”;另一种更不好,强势人雇请社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上门要挟必须投谁谁的票,村民哪里再敢想其他。尽管这是个例,不带有普遍性,但我认为村民自治法还有待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不要让这部法成黑恶势力的“保护法”,更不能成为“大户人家”获取集体管理权的保护伞。
目前许多村干部素质低,很自私,一旦手中有了权力后就不顾村民利益而为自家谋取福利,甚至就如你说的文学作品里写的“流氓化”。在西北有一村委会主任兼村支部书记,他肆意虚报退耕还林面积为自己谋取补贴,还虚报地震灾后重建户来为己牟利,后被全村20多位党员联名上告,都未能撼动他的“大位”,至今依然在村民面前盛气凌人。
《看世界》:有些读者看过《粮民》之后有个疑问,就是您笔下的中国农村现实会不会是一些个别的例子,会占到多大的比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呢?
蔚然:是个例,但是他们的“个例”所折射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如农民该不该有退休?农民养老该谁来养?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也应该覆盖几亿农业户口的乡村居民。尽管贫困现象不是普遍,但是农村男性娶不到妻子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也有蔓延之势。
我曾经和一个农村外出打工女孩聊天,她对我说:“嫁给本乡本村的是比较知根知底,但是我可能几辈子都是穷人,农村人没有什么后台和背景,一切都只有自己苦出来,你让我回农村我不会干农活,我也不想干,找个农民男人我们何时能买得起房子?买了房子何时才敢要孩子?这些会把我们苦死,这就是社会现实,我宁愿不结婚也不找个农民。”
8月的一个晚上,身在北京的美国女作家迪迪·塔特劳感受到了一种震撼。那天她正在参加时尚杂志《Vogue China》的晚宴,演艺明星李冰冰华丽丽地从她身边经过,助理们忙着帮她拢裙子、接酒杯。迪迪觉得如此金碧辉煌的场面是当今中国最光鲜的场景。然而就在几天以前,她刚刚采访过一个骑着自行车、立志在25年内走遍中国上万个行政村的人——爱新觉罗·蔚然,接触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乡土中国。
看到名字的人会发现,蔚然是个皇族后裔,但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再随和不过。上个世纪90年代初,蔚然到甘肃玉门市一个村子出差,住在一位张大姐家里。为了招待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张大姐默默地背起军用挎包出了门。后来蔚然才知道,她是挨家挨户借钱去了,总共借到了11块多。往返4个多小时,到最近的一个集镇上买了2斤多猪肉回来,就是为了给他做一顿好吃的饭菜。“你知道吗,11元钱里绝大部分是1分、2分、5分的硬币,最大的面值也只有一张2角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蔚然回忆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他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如此善良的农民会陷入如此的贫困,他决定做点什么。
1997年,他辞去了令人艳羡的北京事业单位的工作,只身去了重庆,无偿地做农村帮扶工作。而他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很多地方都不通客车,而且自行车行动方便,坏的时候还可以自己修”。2006年,他在上海成立了旨在帮扶农民的幸福发展促进会。从此,他便开始了“自行车万村行”,并根据他在农村的见闻,写作了《粮民》(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
蔚然一再强调说,他所描述的一些农民生活是贫困的个例,他并非想通过他的见闻来渲染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他毕竟是做农村帮扶工作的,他希望帮农民找到更好的发展项目,做可以切实地改变他们生活现状的事情,并不只是揭示部分农民的可怜境遇。
关于他的“万村行”见闻和对中国农村的独特看法,蔚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茅于轼教授的话让我发笑
《看世界》:在您的书中,能够看到一种深深的不平,为农民与农村不平,那么您觉得中国农村与农民现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温饱问题还是面对现代化进程?
爱新觉罗·蔚然(以下简称蔚然):农民面临最大问题是缺乏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农业土地大量损耗与条块分散(侵占、弃耕、退化、原有承包耕地过度分散等)。曾经看到茅于轼教授说18亿亩耕地红线要打破,近期又看到陈志武教授说了同样的话,我看后先是笑了,笑他们教授太“高明”了,然后我是大骂了,因为文明方式他们已经使用完了,他们眼里只有房地产,却严重忽视了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过2位教授都给出了解决办法——进口粮食,这种荒唐思维我就不评说了。
除了农业、农民融资困难,还有大病治不起依然困扰着农民。这几天我就在帮助内蒙古一个农村女孩四处求人筹集医疗费,你可能会问,农村不是已经有农民合作医保了吗?有,但是这个合作医保是治疗后才依据规定报销,可分文没有的农民从何拿出几十万?有谁能回答这一问题?
如今的大部分农民面临的困难不是温饱问题,而是发展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养老问题,就如农民老人向我提问的“农民怎么没有退休”问题。
《看世界》:您的书中屡屡写到农村的“失踪人口”,离家打工之后就音讯全无,有些是妻子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您如何看待这个“失踪的人群”,您是否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您怎样理解他们的行为?
蔚然:我在上海和北京接触过一些出门许多年不回家也不与家人联系的农村青年,主要原因为没有挣到钱,就如一个月挣到2000元,在上海他们只能住在非常偏远的郊区,可每天上下班来去交通费就得10多元,一个月就是300多元,最节俭的每月生活费也得600多元,再减掉1000元左右的房租,大家帮他们算算还能结余多少?他们该如何回家?如何面对期待着父母回家给自己改善生活、补缴学费、给爷爷奶奶添置衣物等这些美好愿景的孩子们?
《看世界》:您在书中写到了农民的“大学困惑”,大学的费用非但没有使得某些家庭摆脱贫困,反而陷入贫困,您觉得除了大学教育,农民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途径去改变自身与家庭的境况?
蔚然:农村孩子读大学是许多农村家庭的全家人梦想,进入大学学习依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通道。如今的社会依然是看学历给工作、给待遇,没有学历能力再强也无法跨进用人单位的门槛,这是一个硬坎。依靠自学和其他途径学习或者走向脱贫致富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前提是他们无法取得应有的创业资金或者支持,没有学历有能力考取公务员更是无门。贫困家庭的农民要摆脱贫困的路径非常窄,可以说是越来越窄。
当你知道农村儿女生活之难,还会指责他们不尽孝道吗?
《看世界》:很多人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在乡村间消亡了,从您的调查走访经历,您觉得是这样吗?
蔚然:我不大赞同这一说法,尽管在农村中青年人多数都外出打工或者经商去了,是有一些传统的民俗渐渐被外出的青年人淡忘或失传,但它们的生命力依然顽强。
都说“养儿防老”和“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可如今恰恰是许多农村的老人有儿有女却无人赡养。我们自然会想到法律层面,想到道德伦理之上,但当我们深入了解到这些儿女们的生活都是难以为继时,我们还要来谴责他们不孝和不尽法律义务吗?我想这个问题值得全社会来重新思考了。
《看世界》:就您的走访经历,东部地区农村与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民生活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在思想层面上的差异呢?
蔚然: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将近有10年甚至20年以上。在思想层面上的认知倒不是很大,因为外出打工受到外界直接影响,此外电视媒体的传播也极大地缩短了这个差距,但是经济上差距就是很大了,因为西部很多地方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本就依靠瘠薄的农地来创收。其实小户农业不论是在西部还是东部,只要不改变种植结构,只种植大田作物,不但不挣钱,反而年年都要倒贴劳动力本钱和化肥、农药等成本钱。
《看世界》:您是否有问过那个青年,他宁可放羊还上学的贷款,他是否有想过赖掉贷款?
蔚然:这个问题在我所认识的农民里有99%的人都会毫不含糊回答我“不欠别人债,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尽管我没有直接问那位农民青年这件事,但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农民人穷志不短,亏别人的迟早要还的。也是这样的信念,使他放下大学毕业生的架子扛起牧羊的鞭子……
农村女孩宁可不结婚也不想嫁农民
《看世界》:您是否有目睹或了解过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您如何看待某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基层村干部流氓化”的现象,如王跃文的小说《苍黄》?
蔚然:不巧,我没有直接目睹过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但我倒是听许多村民说过“选举不好”的说法。有个别村庄在选举时都是大户(同宗族)人家“自己选自己人”;另一种更不好,强势人雇请社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上门要挟必须投谁谁的票,村民哪里再敢想其他。尽管这是个例,不带有普遍性,但我认为村民自治法还有待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不要让这部法成黑恶势力的“保护法”,更不能成为“大户人家”获取集体管理权的保护伞。
目前许多村干部素质低,很自私,一旦手中有了权力后就不顾村民利益而为自家谋取福利,甚至就如你说的文学作品里写的“流氓化”。在西北有一村委会主任兼村支部书记,他肆意虚报退耕还林面积为自己谋取补贴,还虚报地震灾后重建户来为己牟利,后被全村20多位党员联名上告,都未能撼动他的“大位”,至今依然在村民面前盛气凌人。
《看世界》:有些读者看过《粮民》之后有个疑问,就是您笔下的中国农村现实会不会是一些个别的例子,会占到多大的比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呢?
蔚然:是个例,但是他们的“个例”所折射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如农民该不该有退休?农民养老该谁来养?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也应该覆盖几亿农业户口的乡村居民。尽管贫困现象不是普遍,但是农村男性娶不到妻子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也有蔓延之势。
我曾经和一个农村外出打工女孩聊天,她对我说:“嫁给本乡本村的是比较知根知底,但是我可能几辈子都是穷人,农村人没有什么后台和背景,一切都只有自己苦出来,你让我回农村我不会干农活,我也不想干,找个农民男人我们何时能买得起房子?买了房子何时才敢要孩子?这些会把我们苦死,这就是社会现实,我宁愿不结婚也不找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