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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率高时金融监管部门要找出原因，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及风险预警，甚至对火上浇油的金融现象做出抑制，而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釜底抽薪。
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虽然不能说这是前段时间疾风骤雨式去杠杆行动的结束，但未来去杠杆的方向、节奏及结构都将因此而发生变化。由此也会带出一些问题：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取向冲突时该如何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应如何介入杠杆加减之事？应否设立政府介入杠杆调控的触发机制？在经济活动负债水平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增长是否还要加杠杆或者说杠杆是否设顶？
因经济增长模式收敛的弹性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未能摆脱对传统要素的依赖，但由于土地、劳动力资源的地理属性以及财政资源的有限性，故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基本上只能依靠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的重心也只能围绕经济活动杠杆的加减打转。
近些年围绕货币投放规模的变化至少出现了以下几种有关加减杠杆的说法：加杠杆、降杠杆、去杠杆、稳杠杆。但问题在于不同说法下的货币投放结果理想吗？达到预期目的了吗？恐怕很少有人会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从实际经济活动中能看到的是社会整体负债率的节节上升，相对应的则是资金使用效率的逐步下降，随之而生的则是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渐积聚，经济调节难度日益增大。
这带出一个问题，仅靠金融监管部门在加减经济活动杠杆上做文章究竟是一服良药，还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目标而在饮鸩止渴？因为不仅内外部挑战不允许中国再在杠杆上做更大发挥，即使对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如何把控杠杆也越来越成为烫手山芋，从主客观上都要求金融监管机构要更加小心地介入处理经济活动加减杠杆之事。杠杆并不是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想让它怎么转就怎么转，想让它发什么神功就能发什么神功。
从全球范围看，对杠杆采用激进式管理方式的经济体不多，但遇到某种极端现象时也会用，如美国2008年起为应对次贷危机所采用的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美国则采取了渐进的方式。
杠杆对经济活动就如药对人体一样，用药次数多了会增加身体的抗药性，动用杠杆次数过于频繁，经济的反应也会变得越发迟缓，其效力也会越来越弱。
近4年中国走过的加杠杆之路已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第一轮加杠杆，GDP增速在两个季度见到起色，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2011年第二轮加杠杆，5个季度见效，GDP增速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两个季度。2014年又一轮加杠杆，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两个季度。
企业经营中的杠杆是既有资本与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而经济活动中的杠杆则指经济总量与总负债规模间的依托关系。
截至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83.27万亿元，同比增长9.8%;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M2增速和社会融资增速都高于GDP增速，二者各自的总量都已在GDP总量的4倍以上。
而从今年4月末财政部发布的2018年1—3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看，截至3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64万亿元，负债总额106.6万亿元。计算可得，彼时国企负债率接近65%，这一数据和国内企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偏高。例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3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4%。目前，高负债的重点领域仍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活动杠杆水平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说去杠杆是中国的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中国经济活动的高杠杆有客观的时代背景和多重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数十年来一直处于顺周期状态，并未经受过真正意义上周期变化的洗礼;二是货币严重超发，钱只能在域内循环周转;三是地方政府、国企一直奉行依托负债实现资产扩张的发展模式;四是因融资结构偏狭，间接融资的二元结构一直未能得到改善，整个社會的负债率必然会节节上升。
但杠杆水平是一个总体比例，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表现，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去处理，不然这种颠覆某种金融供给方式的做法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企业的“窒息”。
中国前一段时间的金融整顿实际上解决了“破”的问题，但还未解决“立”的问题，甚至连用3年时间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耐性都没有，急于在短时间内速战速决，其后果一定是造成相当程度的经济活动“窒息”。这等于断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原有获得资金的渠道后却不给提供另外的出路。用当下流行的说法，这也是监管的一种“霸凌”。这也等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与杠杆联系在一起的，快速去杠杆常常就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多少年来，中国出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混淆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异，用一个原则、一个目标去处理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有理，但行动的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现在又遇到了“稳杠杆”的问题，那又遇到该稳谁的杠杆的问题？
杠杆高低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机构出于对风险的考虑，行业出于对产业周期的判断，政府为熨平经济波动、市场震荡所采取的行动，都会在杠杆选择上有所体现。
就经济活动健康与否而论，杠杆只能算是一支温度计。杠杆率高时金融监管部门要找出原因，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及风险预警，甚至对火上浇油的金融现象做出抑制，而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釜底抽薪。
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要维持市场流动性的适度充裕，而不是支持负债率居高不下。因此央行与监管部门间需建立灵敏畅达的关注各区域、各行业杠杆变化及资产价格变化的合作机制，设定影响杠杆变化基础因子动态追踪体系及可容忍上落区间，设定介入调节触发机制，以避免杠杆大起大落所形成的金融风险及泡沫，避免因此出现的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和经济的大起大落。在这一方面尤其需要政策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分工清晰，明确各自责任要求，防风险于未然。 未来的金融监管，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对金融机构各种风险进行持之以恒的动态监管，而不是再在所謂的资源配置上做文章，或在监管行为上经常摇摆不定、冷热无常。一个国家只要拥有不被非经济因素过多左右的货币体系、拥有各类金融风险能得到适度控制并不会对货币传导机制造成侵蚀的监管体系，那金融活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率，才不会出现成也杠杆、败也杠杆的扭曲现象。
在当前情况下，金融管控部门对受监管对象在操作层面要提出清晰的融资服务杠杆容忍度分类指引，设定资产负债率、资产回报率、资产配置主业偏离度的控制指标，减少客户的非实体经济活动货币占用，以此扩大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规模基础，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结构，从而降低资金的配置成本并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针对国企及地方政府负债高居不下的情况，财政部门、国企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控制国企及地方政府随意增加负债的约束机制，把相关指标纳入到对有关方面的考核体系中，逐步改变国企和地方政府以增加负债实现资产扩张的不良习惯。
在坚持堵旁门，开正门，继续压降一些领域、行业过高杠杆的同时，要从制度上解决一部分民企、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改变金融机构因考核制度所导致的风险约束导向和风险偏好，通过对一些优秀民企、中小企业的扶植使中国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故对奄奄一息的企业不应搭救，而是要尽快出清，否则，市场的效率就永远无法提升，货币也只能是低效率或无效的投放。同时更要认清，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供求失衡，而不是简单的货币问题，现在需要系统地分析病因、对症下药、活血化瘀，金融业需要从扩大优质供给和激发需求两端积极做出创新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态势的进一步改善。
在把握经济活动杠杆问题时还必须看到，现代贸易战和现代金融战常相伴而生，而金融战是不用发出开战号令的。在美国发出贸易战信号的同时，金融的战火实际已经点燃，反映在人民币贬值、资本市场功能受到抑制等方面。
所以中国在考虑杠杆问题上尤其需要考虑因美国引起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争对自身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市场开放政策、风险控制政策等的连锁影响，做到在贸易战和金融战两方面相辅相成，不出现大的闪失，否则，一方面的失利必然造成另一方面的被动和损失，最后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虽然不能说这是前段时间疾风骤雨式去杠杆行动的结束，但未来去杠杆的方向、节奏及结构都将因此而发生变化。由此也会带出一些问题：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取向冲突时该如何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应如何介入杠杆加减之事？应否设立政府介入杠杆调控的触发机制？在经济活动负债水平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增长是否还要加杠杆或者说杠杆是否设顶？
杠杆不是如意金箍棒
因经济增长模式收敛的弹性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未能摆脱对传统要素的依赖，但由于土地、劳动力资源的地理属性以及财政资源的有限性，故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基本上只能依靠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的重心也只能围绕经济活动杠杆的加减打转。
近些年围绕货币投放规模的变化至少出现了以下几种有关加减杠杆的说法：加杠杆、降杠杆、去杠杆、稳杠杆。但问题在于不同说法下的货币投放结果理想吗？达到预期目的了吗？恐怕很少有人会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从实际经济活动中能看到的是社会整体负债率的节节上升，相对应的则是资金使用效率的逐步下降，随之而生的则是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渐积聚，经济调节难度日益增大。
这带出一个问题，仅靠金融监管部门在加减经济活动杠杆上做文章究竟是一服良药，还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目标而在饮鸩止渴？因为不仅内外部挑战不允许中国再在杠杆上做更大发挥，即使对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如何把控杠杆也越来越成为烫手山芋，从主客观上都要求金融监管机构要更加小心地介入处理经济活动加减杠杆之事。杠杆并不是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想让它怎么转就怎么转，想让它发什么神功就能发什么神功。
从全球范围看，对杠杆采用激进式管理方式的经济体不多，但遇到某种极端现象时也会用，如美国2008年起为应对次贷危机所采用的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美国则采取了渐进的方式。
杠杆对经济活动就如药对人体一样，用药次数多了会增加身体的抗药性，动用杠杆次数过于频繁，经济的反应也会变得越发迟缓，其效力也会越来越弱。
近4年中国走过的加杠杆之路已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第一轮加杠杆，GDP增速在两个季度见到起色，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2011年第二轮加杠杆，5个季度见效，GDP增速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两个季度。2014年又一轮加杠杆，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两个季度。
去杠杆不能“一刀切”
企业经营中的杠杆是既有资本与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而经济活动中的杠杆则指经济总量与总负债规模间的依托关系。
截至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83.27万亿元，同比增长9.8%;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M2增速和社会融资增速都高于GDP增速，二者各自的总量都已在GDP总量的4倍以上。
而从今年4月末财政部发布的2018年1—3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看，截至3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64万亿元，负债总额106.6万亿元。计算可得，彼时国企负债率接近65%，这一数据和国内企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偏高。例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3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4%。目前，高负债的重点领域仍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活动杠杆水平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说去杠杆是中国的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中国经济活动的高杠杆有客观的时代背景和多重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数十年来一直处于顺周期状态，并未经受过真正意义上周期变化的洗礼;二是货币严重超发，钱只能在域内循环周转;三是地方政府、国企一直奉行依托负债实现资产扩张的发展模式;四是因融资结构偏狭，间接融资的二元结构一直未能得到改善，整个社會的负债率必然会节节上升。
但杠杆水平是一个总体比例，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表现，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去处理，不然这种颠覆某种金融供给方式的做法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企业的“窒息”。
中国前一段时间的金融整顿实际上解决了“破”的问题，但还未解决“立”的问题，甚至连用3年时间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耐性都没有，急于在短时间内速战速决，其后果一定是造成相当程度的经济活动“窒息”。这等于断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原有获得资金的渠道后却不给提供另外的出路。用当下流行的说法，这也是监管的一种“霸凌”。这也等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与杠杆联系在一起的，快速去杠杆常常就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多少年来，中国出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混淆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异，用一个原则、一个目标去处理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有理，但行动的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现在又遇到了“稳杠杆”的问题，那又遇到该稳谁的杠杆的问题？
金融战与贸易战常相伴而生
杠杆高低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机构出于对风险的考虑，行业出于对产业周期的判断，政府为熨平经济波动、市场震荡所采取的行动，都会在杠杆选择上有所体现。
就经济活动健康与否而论，杠杆只能算是一支温度计。杠杆率高时金融监管部门要找出原因，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及风险预警，甚至对火上浇油的金融现象做出抑制，而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釜底抽薪。
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要维持市场流动性的适度充裕，而不是支持负债率居高不下。因此央行与监管部门间需建立灵敏畅达的关注各区域、各行业杠杆变化及资产价格变化的合作机制，设定影响杠杆变化基础因子动态追踪体系及可容忍上落区间，设定介入调节触发机制，以避免杠杆大起大落所形成的金融风险及泡沫，避免因此出现的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和经济的大起大落。在这一方面尤其需要政策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分工清晰，明确各自责任要求，防风险于未然。 未来的金融监管，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对金融机构各种风险进行持之以恒的动态监管，而不是再在所謂的资源配置上做文章，或在监管行为上经常摇摆不定、冷热无常。一个国家只要拥有不被非经济因素过多左右的货币体系、拥有各类金融风险能得到适度控制并不会对货币传导机制造成侵蚀的监管体系，那金融活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率，才不会出现成也杠杆、败也杠杆的扭曲现象。
在当前情况下，金融管控部门对受监管对象在操作层面要提出清晰的融资服务杠杆容忍度分类指引，设定资产负债率、资产回报率、资产配置主业偏离度的控制指标，减少客户的非实体经济活动货币占用，以此扩大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规模基础，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结构，从而降低资金的配置成本并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针对国企及地方政府负债高居不下的情况，财政部门、国企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控制国企及地方政府随意增加负债的约束机制，把相关指标纳入到对有关方面的考核体系中，逐步改变国企和地方政府以增加负债实现资产扩张的不良习惯。
在坚持堵旁门，开正门，继续压降一些领域、行业过高杠杆的同时，要从制度上解决一部分民企、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改变金融机构因考核制度所导致的风险约束导向和风险偏好，通过对一些优秀民企、中小企业的扶植使中国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故对奄奄一息的企业不应搭救，而是要尽快出清，否则，市场的效率就永远无法提升，货币也只能是低效率或无效的投放。同时更要认清，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供求失衡，而不是简单的货币问题，现在需要系统地分析病因、对症下药、活血化瘀，金融业需要从扩大优质供给和激发需求两端积极做出创新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态势的进一步改善。
在把握经济活动杠杆问题时还必须看到，现代贸易战和现代金融战常相伴而生，而金融战是不用发出开战号令的。在美国发出贸易战信号的同时，金融的战火实际已经点燃，反映在人民币贬值、资本市场功能受到抑制等方面。
所以中国在考虑杠杆问题上尤其需要考虑因美国引起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争对自身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市场开放政策、风险控制政策等的连锁影响，做到在贸易战和金融战两方面相辅相成，不出现大的闪失，否则，一方面的失利必然造成另一方面的被动和损失，最后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