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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政府网站发布《广东省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方案》（下称《方案》），鼓励大型医院逐步取消门诊，旨在改变“小病也去大医院”的现状。
应该说，“看病难”与社区医疗长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关系极大。如果说，将门诊功能从大型医院剥离，下沉到社区是“理想”，那怎么下沉、如何避免带来更多问题，则是“现实”。
如何保证社区医院的首诊质量？没有足够的社区医生，社区医疗谈何发展？如果社区医疗没有完善，取消大型医院的门诊，会否导致医疗秩序的更加混乱？门诊病人数量减少后，综合医院的利益能不能得到维护？
就三甲医院医生而言，降低门诊比重没什么不好。此前曾有多家医院宣布“周末不再提供门诊服务”，让不少疲于应对超负荷工作、日益严峻的医患矛盾，还要身负科研任务的一线医生们借“双休”得以喘息。此外，腾挪出精力，可以促使医生们回归本位，主攻疑难杂症和医学研究。
理解万岁。
但需要正视的是，无论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这是普遍现象。无论是普通感冒发烧还是慢性病，只有让医院的专家诊疗过才能安心，对大多数中国患者来说，这就是“路径依赖”。
这是令人无奈又无语的现实。怎么破？
取消门诊倒逼患者回归社区医院，显然不是最优选择。除非广东之外，全国其他省市的三甲医院门诊也集体关停，否则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看病的情形将不会消失。
大医院门诊可以“瘦身”，但不要轻言“取消”。医改政策设计牵涉甚广，如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为地“制造”出更多问题，得不偿失。
比如，大医院门诊取消后带来的缺口如何补。如果通过医疗服务调价来补窟窿，必将引起患者不满；如果降低医务人员薪资以期“节流”，医疗服务水平也势必会受影响。
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以填补缺口，住院费用便会提高，将引起患者不满；若通过降低医务人员薪资或是裁员以节约成本，又可能降低医务人员服务水平，引发患者抱怨。
再比如，当如潮水般的患者涌入，社区医院能不能“接得住”？患者肯定是不想折腾的，如果能在家门口解决问题，如果社区医生能在第一时间给患者较为准确的建议，并能进一步确定治疗方案，谁愿意任黄牛“宰割”，一定要跟专家们聊可怜的三五分钟？
取消大医院门诊，靠行政命令不行
周昭远（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兼大内科主任）
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取消大医院门诊吗？
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病人就诊体验差，确实该解决，但为什么病人都往大医院跑？回答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各级医院各司其职，病人就近就医，社区（地段卫生院）医院和区医院专业较齐全，有些专科医生的水平甚至不低于省市大医院，病人就诊率和医务人员收入也和大医院相差不大。
后来推行医院等级评审，同样的病在三甲医院治疗收费就高，这种不合理的竞争导致三甲医院急剧扩张，而非三甲医院逐步萎缩、人才流失加快、人才培养失衡，才导致今天病人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的局面。
近年来，广州市通过提高社区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促使部分病情稳定的慢性病人回流到社区医院，但如果是初发病或急性病、疑难病，谁愿意去社区医院？
如何提高社区医院的首诊质量？从头开始培养社区医生周期太长，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可以考虑改变现有机制，让大医院有经验的医生自己开诊所或到社区医院出诊。配合舆论宣传和政策配套，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就会逐步改变，病人的就医体验将很快改善，这是行政命令所不能做到的。
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利国利民不利官，关键是各级官员能否放下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变管理为服务，出台有利于医生、病人和社会的政策，让每个医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病人也能够就近就医，尽快找到合适的医生看好病，让社会资源充分得到公平合理的配置和利用。
一句话，要减少大医院门诊病人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应该出台鼓励医生自由执业和愿意到社区医院出诊的政策，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医院盲目“做大做强”
伴生“越位医疗”
廖新波（广东省卫生和计生委巡视员）
门诊是医院决胜千里的主战场，因为门诊病人的多少决定了现有和潜在的市场份额，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医院为什么要有门诊的一个最大原因。
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医院扩张后就要千方百计地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说，沉没成本无需增加或增加不大时，多收一个病人就多一份利润。那么，医院又有什么理由使一张病床空着呢？
由此看来，医院扩张所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效益，而是伴随着过度医疗、资源浪费以及分布不均。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医院盲目地扩张和开设门诊，实际获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高。目前我们还没有如此感觉，只是因为我们支付系统的效率、医院人力成本和运行成本的核算都没有实现精细化。
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医生价值和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回归，支付部门和医院就不得不认真思考“怎样的支付制度才是合适的”以及“医院的规模究竟多大才合适”。
其实，“抢了别人的角色”正是当下造成患者无序就医，阻碍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一大原因。例如省市级各大医院均住有10%左右的康复患者，也普遍开设“体检中心”。财政补偿机制不足导致医院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省市大医院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盲目“做大做强”，“越位医疗”，致使本该属于基层医疗机构做的事，都“揽括、代劳”。
此外，技术准入制度和医院等级评审制约“小医院”的发展；基层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总量不足；基层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难以“取信于民”等也是影响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重重因素。
科学医改方向不是“分级”，
是“分工分类”
朱恒鹏（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实现分级诊疗的关键在于不再以行政等级制配置医疗资源，而非加强政府管控之手。
部分三甲公立医院难能可贵地在做“医联体”和分级诊疗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仅靠“学雷锋”是不行的。现有分级诊疗的做法，体现的都是政府主导的思路：政府希望（医院做“医联体”）、政府要求（大医院取消门诊，倒逼患者首诊回社区）。
事实上，分级诊疗不应是“分级”，而应是“分工分类”。老百姓和医生都明白，社区就是底层，三甲医院是高层。不管是从资源、职称、工资标准，还是设备配置、药品定价，都是越往高层越高。
如果我们依然保持分级的思路，优秀的医生就永远不会去基层，患者也不会去基层。一味说要患者怎么办、劝患者怎么办，显然没有用，即便医保对在基层首诊的患者提高报销比例，或者实行在基层给报销、去三甲医院不给报销的做法，其效用也不大。
如何让优秀医生去基层？这的确是收入问题为主导。因此，建立适合医疗卫生行业的人事薪酬制度是当前医改的重要举措。正确的做法，是避免让三甲医院院长琢磨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和思考如何将好医生留在社区；而是让社区中心的主任们琢磨如何把患者留在基层，给社区用人自主权、收入分配自主权、经营自主权。
同时，还需放开医生自由执业。要形成分级（分工分类）诊疗，就要让社区大夫能够把患者留住；让三甲医院里能够、适合当家庭医生的大夫也愿意去社区。这涉及创新性的医疗服务模式，医生可以不仅是医生，还是组织者、经营者，可以令自己和整个系统的价值和效益最大化。
应该说，“看病难”与社区医疗长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关系极大。如果说，将门诊功能从大型医院剥离，下沉到社区是“理想”，那怎么下沉、如何避免带来更多问题，则是“现实”。
如何保证社区医院的首诊质量？没有足够的社区医生，社区医疗谈何发展？如果社区医疗没有完善，取消大型医院的门诊，会否导致医疗秩序的更加混乱？门诊病人数量减少后，综合医院的利益能不能得到维护？
就三甲医院医生而言，降低门诊比重没什么不好。此前曾有多家医院宣布“周末不再提供门诊服务”，让不少疲于应对超负荷工作、日益严峻的医患矛盾，还要身负科研任务的一线医生们借“双休”得以喘息。此外，腾挪出精力，可以促使医生们回归本位，主攻疑难杂症和医学研究。
理解万岁。
但需要正视的是，无论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这是普遍现象。无论是普通感冒发烧还是慢性病，只有让医院的专家诊疗过才能安心，对大多数中国患者来说，这就是“路径依赖”。
这是令人无奈又无语的现实。怎么破？
取消门诊倒逼患者回归社区医院，显然不是最优选择。除非广东之外，全国其他省市的三甲医院门诊也集体关停，否则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看病的情形将不会消失。
大医院门诊可以“瘦身”，但不要轻言“取消”。医改政策设计牵涉甚广，如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为地“制造”出更多问题，得不偿失。
比如，大医院门诊取消后带来的缺口如何补。如果通过医疗服务调价来补窟窿，必将引起患者不满；如果降低医务人员薪资以期“节流”，医疗服务水平也势必会受影响。
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以填补缺口，住院费用便会提高，将引起患者不满；若通过降低医务人员薪资或是裁员以节约成本，又可能降低医务人员服务水平，引发患者抱怨。
再比如，当如潮水般的患者涌入，社区医院能不能“接得住”？患者肯定是不想折腾的，如果能在家门口解决问题，如果社区医生能在第一时间给患者较为准确的建议，并能进一步确定治疗方案，谁愿意任黄牛“宰割”，一定要跟专家们聊可怜的三五分钟？
取消大医院门诊，靠行政命令不行
周昭远（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兼大内科主任）
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取消大医院门诊吗？
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病人就诊体验差，确实该解决，但为什么病人都往大医院跑？回答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各级医院各司其职，病人就近就医，社区（地段卫生院）医院和区医院专业较齐全，有些专科医生的水平甚至不低于省市大医院，病人就诊率和医务人员收入也和大医院相差不大。
后来推行医院等级评审，同样的病在三甲医院治疗收费就高，这种不合理的竞争导致三甲医院急剧扩张，而非三甲医院逐步萎缩、人才流失加快、人才培养失衡，才导致今天病人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的局面。
近年来，广州市通过提高社区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促使部分病情稳定的慢性病人回流到社区医院，但如果是初发病或急性病、疑难病，谁愿意去社区医院？
如何提高社区医院的首诊质量？从头开始培养社区医生周期太长，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可以考虑改变现有机制，让大医院有经验的医生自己开诊所或到社区医院出诊。配合舆论宣传和政策配套，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就会逐步改变，病人的就医体验将很快改善，这是行政命令所不能做到的。
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利国利民不利官，关键是各级官员能否放下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变管理为服务，出台有利于医生、病人和社会的政策，让每个医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病人也能够就近就医，尽快找到合适的医生看好病，让社会资源充分得到公平合理的配置和利用。
一句话，要减少大医院门诊病人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应该出台鼓励医生自由执业和愿意到社区医院出诊的政策，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医院盲目“做大做强”
伴生“越位医疗”
廖新波（广东省卫生和计生委巡视员）
门诊是医院决胜千里的主战场，因为门诊病人的多少决定了现有和潜在的市场份额，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医院为什么要有门诊的一个最大原因。
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医院扩张后就要千方百计地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说，沉没成本无需增加或增加不大时，多收一个病人就多一份利润。那么，医院又有什么理由使一张病床空着呢？
由此看来，医院扩张所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效益，而是伴随着过度医疗、资源浪费以及分布不均。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医院盲目地扩张和开设门诊，实际获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高。目前我们还没有如此感觉，只是因为我们支付系统的效率、医院人力成本和运行成本的核算都没有实现精细化。
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医生价值和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回归，支付部门和医院就不得不认真思考“怎样的支付制度才是合适的”以及“医院的规模究竟多大才合适”。
其实，“抢了别人的角色”正是当下造成患者无序就医，阻碍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一大原因。例如省市级各大医院均住有10%左右的康复患者，也普遍开设“体检中心”。财政补偿机制不足导致医院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省市大医院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盲目“做大做强”，“越位医疗”，致使本该属于基层医疗机构做的事，都“揽括、代劳”。
此外，技术准入制度和医院等级评审制约“小医院”的发展；基层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总量不足；基层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难以“取信于民”等也是影响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重重因素。
科学医改方向不是“分级”，
是“分工分类”
朱恒鹏（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实现分级诊疗的关键在于不再以行政等级制配置医疗资源，而非加强政府管控之手。
部分三甲公立医院难能可贵地在做“医联体”和分级诊疗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仅靠“学雷锋”是不行的。现有分级诊疗的做法，体现的都是政府主导的思路：政府希望（医院做“医联体”）、政府要求（大医院取消门诊，倒逼患者首诊回社区）。
事实上，分级诊疗不应是“分级”，而应是“分工分类”。老百姓和医生都明白，社区就是底层，三甲医院是高层。不管是从资源、职称、工资标准，还是设备配置、药品定价，都是越往高层越高。
如果我们依然保持分级的思路，优秀的医生就永远不会去基层，患者也不会去基层。一味说要患者怎么办、劝患者怎么办，显然没有用，即便医保对在基层首诊的患者提高报销比例，或者实行在基层给报销、去三甲医院不给报销的做法，其效用也不大。
如何让优秀医生去基层？这的确是收入问题为主导。因此，建立适合医疗卫生行业的人事薪酬制度是当前医改的重要举措。正确的做法，是避免让三甲医院院长琢磨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和思考如何将好医生留在社区；而是让社区中心的主任们琢磨如何把患者留在基层，给社区用人自主权、收入分配自主权、经营自主权。
同时，还需放开医生自由执业。要形成分级（分工分类）诊疗，就要让社区大夫能够把患者留住；让三甲医院里能够、适合当家庭医生的大夫也愿意去社区。这涉及创新性的医疗服务模式，医生可以不仅是医生，还是组织者、经营者，可以令自己和整个系统的价值和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