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业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形成。在一个大区域发展空间内，产业与市场合理分工包含三重意义：一是资源配置在区域内不存在市场壁垒，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自然资源、人、资本）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与配置，各地通过充分竞争和比较优势来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从而使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二是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由梯度发展向上下游供应链分工合作转变。三是不存在影响区域内产业升级与质量升级的重大产业结构问题。
　　京津冀产业与市场分工存在的问题
　　就京津冀地区来讲，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都很突出。首先，京津冀地区存在明显的产业梯度性，而缺乏有效的区内分工，资源配置不是根据高度的供应链相关性而形成的垂直或水平分工。北京的产业优势在科技与服务业，处于产业的高端，天津在制造业上也处于较高的一端，而河北除个别地区外各市县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几乎均处于较低的位置，产业分布按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域而呈现明显的梯度性，但产业之间的联系很不紧密，各自独立，大多数产业的选择或发展并不是按产业链分工展开的。据我们研究，要想提高一个大经济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好是形成区域内大分工，各大区域间则是小分工，要素在各大区域内流动占比很高，而在大区域间流动占比较小；物流、资金流、贸易流在各大区域内充分高效有序流动，就像欧盟或欧元区一样，欧元区内的贸易占全部经济体贸易的比重高达80%以上，区外贸易仅占全部贸易的20%不到。但我们的情况相反，像京津冀地区，区域内的贸易占比明显偏低，不到一半，甚至只占到三分之一，这也说明三地经济的内在联系或市场分工程度并不高。河北钢铁占全国的比重很高，但它主要不是满足北京、天津的市场需要，北京的科技和服务业与天津、河北的经济发展的关联性也很弱。
　　其次是区域内产业结构问题。一个产业做大，但技术水平不高，不仅带来许多负效应，而且阻碍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这可以说是“尾大不掉”的问题。一个产业做大了，肯定是要为全国、全球生产的，但就资源性产业（一般都是运输量很大，运输成本很高）而言，要努力减少向外的运输量，而增加区内的运输量，这会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河北的钢铁行业占全国的比重过大，不仅是导致京津冀地区环境问题（雾霾）严重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对大区域的产业升级优化形成重大障碍。北京为解决自身的污染问题，将首钢搬迁，当时认为只要把首钢迁走就解决了“北京的污染源问题”，但从更长时间、更广的视野看，这实际并未解决问题，将它搬迁到河北唐山，只是把污染源从核心区迁到外围区而已，更是增加了现在已严重的雾霾问题。因为首钢搬迁到唐山，极大地刺激了河北钢铁业的膨胀，而雾霾正源于钢铁产能的过度扩张，以及与周边地区（内蒙、山西）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及产业结构过于重型化有关。我国能源结构中过度依赖煤炭是个极不易解决的问题，但可以在产业选择上减轻其影响，遗憾的是，河北在产业发展上过度依赖钢铁，使这种影响得到放大。钢铁业过度发展不仅导致华北地区雾霾，而且影响了河北的产业升级和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产业优化升级，资本、资金过度集中于一个技术水平不高的产业，必将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市场分割或市场壁垒是阻碍区域产业一体化最主要原因
　　以上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在产业选择和规划上缺乏长远考虑。二是产业发展被市场壁垒所分割，导致区域内无法形成有效的产业链分工。以钢铁为例，河北钢铁产业本来规模就大，而在发展中，经不住房地产的诱惑，强上加强，大上加大，最后不能自拔。钢铁行业的定位和产能发展规划显然不是从竞争力和产业升级优化的角度考虑的，要使钢铁业本身健康发展并对一个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良好的影响，其发展规划应该着力于两点，一是自动的抑制规模扩张，作为一种资源型产业，考虑到交易成本和环境问题，其产能规划主要是满足本区内的需求。二是钢铁产品也有高端和低端的问题，看是为满足哪类需求。为满足房地产需求，那么产业定位必须是低端，而为一个很具成长性、更多附加值的产业――汽车行业而生产，那么它的定位就比较高，应该把提高钢铁板材比例作为产业规划的重点，这样的话，河北钢铁产业结构将大不一样。
　　这里，我更关注的问题是市场分割或市场壁垒对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影响问题，这是导致以上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京津冀三地之间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仍受到行政区划的严格限制。在各种要素流入和配置中，人的流动受限制较小，但资本、资源的流动却受到基础设施体系分割、地区保护政策的巨大障碍。这种要素市场化差异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明显问题：各类资源过度向核心区集中。按市场自然法则，人力资源存在内在的由外围向核心区集中的倾向，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一体化的，不存在流动障碍，因此，人口集中成为一种长期而自然趋势。但要避免人口过度地向核心区集中，主要是使要素集中的效应与扩散的效应取得平衡。很遗憾，地区保护主义或市场壁垒的存在以及一些特定的产业制度安排，使我国的区域发展出现要素集中的趋势远远超过扩散的趋势。地区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在京津冀地区广泛存在。如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大城市对住房用地采取高价政策而对工业用地采取低价政策，这对产业按市场成本的转移构成巨大障碍，不少产业如果不是优惠政策，很难在北京、天津、河北的大城市生存。还有，河北在吸引资金、资本、技术等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但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障碍则使其处境更加不利，如三河市等地修了很好的高速路，准备与北京的路对接，但剩下二三公里的路就是接不上，因为北京不让接，这对各要素按市场竞争、合理流动形成了明显的障碍。再比如，为收费而特制的高速公路制度有利于大城市，而不利于小城市和农村。为了更快的发展高速公路，国家制定了高速公路的高收费政策，这对促进高速公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也产生一个严重问题，高速公路都是封闭式的，“开口”很少，物流、人流经常在许多小地方都是“穿肠”过，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地方的扩散作用，相反则强化了资源要素的集中效应。如果不存在以上各种市场壁垒，那么，北京、天津、河北的产业在区内的转移就会顺畅、有效，真正的产业合理分工就会出现，否则，在现有的市场分割和地区保护不变的情况下，要实现习总书记讲的“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的要求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