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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金融危机后全球GDP增长持续下滑，到2010年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此后一直下滑。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用PPP（购买力平价法）衡量是3.1%，是个很低的水平。2017年可能会略有上升，但整体还是下行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很低，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下跌很厉害。有四十多个国家PPI低于0，四十多个国家PPI低于1%，四十多个国家低于2%。这就是说有超过130个国家PPI低于一般的通货膨胀目标水平，全球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与此同时，受到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真实利率持续下降。低油价、低进口，但这不是危机，这是均衡的状态。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非常大。2007年时我们对全球经济做了预测，认为经济增长会略有下降，但整体仍会往前走。但目前的情况低于当时的预测轨迹相当大的幅度。
我们对未来GDP的潜在增长速度的预测，基于资本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的潜在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从这三个方面看，危机后，资本投资下跌很厉害，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增长速度下跌很厉害，劳动生产率虽然被赋予很高的权重和希望值，但也在下跌。未来5年，全球潜在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在低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的危机，动态上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变局。
过去10年间，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一些趋势。首先是全球人口结构重大变化，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很大的调整，全球的老龄化，特别是就业年纪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这两者叠加，将在根本上改变未来50年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个大趋势是全球经济继续“轻化”。2008金融危机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服务业占经济比重太高，制造业太低，奥巴马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8年过去了，美国服务业的比重从78.4%，降到78%左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欧洲服务业的比重也在继续上升，整个发达国家经济继续“轻化”。新兴经济体中服务业的比重也在上升。于是全世界出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轻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少的投资者愿意持有重资产。
世界变轻的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收入对贸易品的需求弹性在下降。这个弹性是说，你每增加1块钱的收入，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多少，如果收入需求弹性不变，就应该处在一条45度的斜线上。但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45度线的下方。过去10年间，人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像全球化进程那么迅猛的时候需求那么多的进口产品了，而是转而消费更多国内的服务业产品。在美国，千禧一代不愿意买车、不愿意买房，对物质需求下降，对服务业，像旅游、饭店等需求在上升。在中国，当人均GDP增长到1万美元左右时，消费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服务业不再走向物质产品。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种变化比偏好的变化更重要。全世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虽然在不同的平面上，但同时在消费偏好上趋向服务业，这对未来的制造业、未来的资产偏好、未来的贸易结构、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个大趋势是，投资长期低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投资大幅下跌，跌掉了25%的GDP百分点的投资。美国的投资每年大概下跌2.5到3个百分点。投资下跌，使得增长只能由消费推动。当整个经济轻化，投资当然会减少。这几个事情连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下，加上我们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到第四次产业革命过渡期间，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这还是个谜——大家都说我们每天都在发生技术创新，这是统计错误。统计或许确实有错误，但是统计错误不足以证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科技如此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为何还从1.3%、1.5%，降到0.3%、0.4%左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
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在哪里？如果劳动生产率停止增长，人口又持续老龄化，我们用什么财富支持未来老龄社会中人的需求？我们用什么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现象？所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迷思，也是巨大的经济、政策、社会挑战。在未来的10年，寻找劳动生产率新的增长点，将是第一等要事。
最后，我谈谈世界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
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拐点，会不断影响未来经济金融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他的政策总体来说，包括紧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打造强势美元；松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创造总需求空间；通过供给侧改革，减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贸易战争，来提供出口空间。这些政策还没有具体实施，但重要的是特朗普改变了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故事。人是讲故事、听故事的动物。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了整个市场预期，市场开始动了。
第二，是世界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出现明显背离，美国的利率开始上升，日本维持在0，欧洲仍然是负数，由此产生的汇率波动在不断加大。
第三，美国通货膨胀水平开始上升，预示着财政政策将开始变化，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拐点，因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逐渐退出舞台，主导经济的政策将会是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受到政治影响，与货币政策相比，不确定性很大。
第四，收入分配的恶化。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做了统计，今天收入分配不公的恶化程度和二战前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发达国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达到接近40%，二战前这一比重大概是42%。
第五，民粹主义兴起意味着政治风险拐点。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民粹主义有更广泛的基础，美国英国不说，在一大片欧洲国家甚至其它国家也在抬头，这是全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拐点。
我在IMF时，曾对全球政治形勢做过一张图，分析各国内部的和谐性，越绿代表越和谐，越红代表越不和谐。2000年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绿色的，表明国家内部的社会安定和和谐。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绿的，所有国家都面临内部社会的不安，因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整个改变了传统上地缘政治的概念。以前地缘政治，我们讲的是中东、阿富汗，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个政治格局，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政治风险的拐点。有人说英国脱欧了、美国选举了，这不都结束了吗？我想说的却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可能才刚刚开始，这是全球政治变化的拐点。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流动性的拐点、财政政策的拐点，以及政治拐点。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是目前主要的风险；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一定会增大。所以，经过了繁荣，经过了10年的危机低迷，我们又将面临10年全球经济金融再调整。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非常大。2007年时我们对全球经济做了预测，认为经济增长会略有下降，但整体仍会往前走。但目前的情况低于当时的预测轨迹相当大的幅度。
我们对未来GDP的潜在增长速度的预测，基于资本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的潜在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从这三个方面看，危机后，资本投资下跌很厉害，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增长速度下跌很厉害，劳动生产率虽然被赋予很高的权重和希望值，但也在下跌。未来5年，全球潜在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在低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的危机，动态上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变局。
过去10年间，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一些趋势。首先是全球人口结构重大变化，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很大的调整，全球的老龄化，特别是就业年纪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这两者叠加，将在根本上改变未来50年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个大趋势是全球经济继续“轻化”。2008金融危机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服务业占经济比重太高，制造业太低，奥巴马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8年过去了，美国服务业的比重从78.4%，降到78%左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欧洲服务业的比重也在继续上升，整个发达国家经济继续“轻化”。新兴经济体中服务业的比重也在上升。于是全世界出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轻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少的投资者愿意持有重资产。
世界变轻的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收入对贸易品的需求弹性在下降。这个弹性是说，你每增加1块钱的收入，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多少，如果收入需求弹性不变，就应该处在一条45度的斜线上。但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45度线的下方。过去10年间，人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像全球化进程那么迅猛的时候需求那么多的进口产品了，而是转而消费更多国内的服务业产品。在美国，千禧一代不愿意买车、不愿意买房，对物质需求下降，对服务业，像旅游、饭店等需求在上升。在中国，当人均GDP增长到1万美元左右时，消费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服务业不再走向物质产品。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种变化比偏好的变化更重要。全世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虽然在不同的平面上，但同时在消费偏好上趋向服务业，这对未来的制造业、未来的资产偏好、未来的贸易结构、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个大趋势是，投资长期低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投资大幅下跌，跌掉了25%的GDP百分点的投资。美国的投资每年大概下跌2.5到3个百分点。投资下跌，使得增长只能由消费推动。当整个经济轻化，投资当然会减少。这几个事情连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下，加上我们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到第四次产业革命过渡期间，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这还是个谜——大家都说我们每天都在发生技术创新，这是统计错误。统计或许确实有错误，但是统计错误不足以证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科技如此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为何还从1.3%、1.5%，降到0.3%、0.4%左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
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在哪里？如果劳动生产率停止增长，人口又持续老龄化，我们用什么财富支持未来老龄社会中人的需求？我们用什么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现象？所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迷思，也是巨大的经济、政策、社会挑战。在未来的10年，寻找劳动生产率新的增长点，将是第一等要事。
最后，我谈谈世界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
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拐点，会不断影响未来经济金融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他的政策总体来说，包括紧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打造强势美元；松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创造总需求空间；通过供给侧改革，减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贸易战争，来提供出口空间。这些政策还没有具体实施，但重要的是特朗普改变了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故事。人是讲故事、听故事的动物。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了整个市场预期，市场开始动了。
第二，是世界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出现明显背离，美国的利率开始上升，日本维持在0，欧洲仍然是负数，由此产生的汇率波动在不断加大。
第三，美国通货膨胀水平开始上升，预示着财政政策将开始变化，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拐点，因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逐渐退出舞台，主导经济的政策将会是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受到政治影响，与货币政策相比，不确定性很大。
第四，收入分配的恶化。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做了统计，今天收入分配不公的恶化程度和二战前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发达国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达到接近40%，二战前这一比重大概是42%。
第五，民粹主义兴起意味着政治风险拐点。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民粹主义有更广泛的基础，美国英国不说，在一大片欧洲国家甚至其它国家也在抬头，这是全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拐点。
我在IMF时，曾对全球政治形勢做过一张图，分析各国内部的和谐性，越绿代表越和谐，越红代表越不和谐。2000年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绿色的，表明国家内部的社会安定和和谐。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绿的，所有国家都面临内部社会的不安，因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整个改变了传统上地缘政治的概念。以前地缘政治，我们讲的是中东、阿富汗，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个政治格局，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政治风险的拐点。有人说英国脱欧了、美国选举了，这不都结束了吗？我想说的却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可能才刚刚开始，这是全球政治变化的拐点。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流动性的拐点、财政政策的拐点，以及政治拐点。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是目前主要的风险；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一定会增大。所以，经过了繁荣，经过了10年的危机低迷，我们又将面临10年全球经济金融再调整。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