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物安全不仅事关人民健康，影响经济运行、社会安定，而且攸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中国的警醒，更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时下，一场遍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正在疯狂肆虐。这种病毒传播快、波及广、危害大，引发人们对生物安全的深度思考。其实，生物安全在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它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密切相关。
无处不在的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问题是困扰人类的老问题。疫病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敌人。一次严重的瘟疫，堪比一场惨烈的战争。
在世界历史上，每次瘟疫的发生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极大的社会混乱，天花、霍乱、鼠疫等重大瘟疫甚至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
公元165至265年，古罗马发生5次大规模鼠疫，一次比一次惨烈，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走向衰落。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严重时死亡人数超过2500万，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的30%以上，深刻改变了欧洲政治格局。明朝万历年间，山西开始出现鼠疫，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传入北京，为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创造了历史机遇。
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生物安全主要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所能造成的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威胁，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是狭义的生物安全概念。如转基因生物安全、危险病源物泄漏、干细胞等研究引发的安全问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人们担心恐怖分子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制造生物恐怖，美国启动了“生物盾牌计划”，并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把生物安全与核安全、网络安全并列，称为“三大安全”问题。
此时，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由自然界生物、人類活动，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可能引发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不少国家都把防御“生物恐怖”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这是广义的生物安全概念。
生物安全防控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研发更先进的防控技术、缔结更有约束力的条约、建立更强大的防控机制，成为事关人类生存的紧迫任务。
应对生物安全的战略安排
面对生物安全领域的挑战，国际社会也积极应对。近年来，联合国陆续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国际公约，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线。
许多国家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积极抢占生物安全领域攻防体系的战略制高点。
2018年9月18日，美国发布历史上首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从国防和军事角度评估和抵御生物威胁，以举国之力打造生物安全防御体系;俄罗斯致力于构建全域性核化生监测与报知网络，为军队和地方及生态高危目标提供有效防护;德国将传染病直接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把安全、国防等部门纳入公共卫生体系。
生物安全防护能力，是生物安全防护体系的坚强基石，是消除病毒威胁、有效应对生物战的关键和核心。美国对生物安全防护能力建设一直很重视，仅投入的经费每年就达近百亿美元，在“生物盾牌”“生物监测”“生物感知”三大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其已具备首屈一指的全球传染病毒监测、预警、防护能力。
一些西方国家还秘密研制基因武器、微生物武器、生物智能机器人等，直接用于国防和军事领域。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
可见，生物安全不仅事关人民健康，影响经济运行、社会安定，而且攸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
今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加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是确保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反映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和短板。比如，我们处置危机的执行力和动员力很强，但预警预防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我们应对确定性危机的能力很强，但应对可能性危机的能力还不足;我们集中资源的能力很强，但调配运用资源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等。
如何补足短板？专家表示，首先，常态化开展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筑牢公共卫生防疫第一道防线，重视流行病学数据收集与信息共享，加强法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和报告管理。
其次，提高公共资源配置和卫生系统运行效率，建立重要医疗资源的国家战略储备制度和应急供应机制，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效率和水平。
第三，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多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城市与乡村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规范化管理运行机制。强化公共卫生素质教育，加强舆情监控与宣传引导，提高全民应对意识与行动自觉。
第四，着力强化生物安全风险的源头治理。建设生物安全大数据监测信息平台，开展生物安全隐患的监测、识别和排查，长期规划和确保相关的人员、技术、工程与物资储备，定期开展国家生物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对策研究，开展关于国际流行性疾病信息的及时、广泛收集和评估，力求使安全之“患”止于未然。
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是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的“防火墙”，是中国的警醒，更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
时下，一场遍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正在疯狂肆虐。这种病毒传播快、波及广、危害大，引发人们对生物安全的深度思考。其实，生物安全在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它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密切相关。
无处不在的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问题是困扰人类的老问题。疫病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敌人。一次严重的瘟疫，堪比一场惨烈的战争。
在世界历史上，每次瘟疫的发生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极大的社会混乱，天花、霍乱、鼠疫等重大瘟疫甚至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
公元165至265年，古罗马发生5次大规模鼠疫，一次比一次惨烈，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走向衰落。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严重时死亡人数超过2500万，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的30%以上，深刻改变了欧洲政治格局。明朝万历年间，山西开始出现鼠疫，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传入北京，为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创造了历史机遇。
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生物安全主要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所能造成的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威胁，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是狭义的生物安全概念。如转基因生物安全、危险病源物泄漏、干细胞等研究引发的安全问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人们担心恐怖分子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制造生物恐怖，美国启动了“生物盾牌计划”，并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把生物安全与核安全、网络安全并列，称为“三大安全”问题。
此时，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由自然界生物、人類活动，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可能引发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不少国家都把防御“生物恐怖”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这是广义的生物安全概念。
生物安全防控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研发更先进的防控技术、缔结更有约束力的条约、建立更强大的防控机制，成为事关人类生存的紧迫任务。
应对生物安全的战略安排
面对生物安全领域的挑战，国际社会也积极应对。近年来，联合国陆续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国际公约，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线。
许多国家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积极抢占生物安全领域攻防体系的战略制高点。
2018年9月18日，美国发布历史上首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从国防和军事角度评估和抵御生物威胁，以举国之力打造生物安全防御体系;俄罗斯致力于构建全域性核化生监测与报知网络，为军队和地方及生态高危目标提供有效防护;德国将传染病直接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把安全、国防等部门纳入公共卫生体系。
生物安全防护能力，是生物安全防护体系的坚强基石，是消除病毒威胁、有效应对生物战的关键和核心。美国对生物安全防护能力建设一直很重视，仅投入的经费每年就达近百亿美元，在“生物盾牌”“生物监测”“生物感知”三大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其已具备首屈一指的全球传染病毒监测、预警、防护能力。
一些西方国家还秘密研制基因武器、微生物武器、生物智能机器人等，直接用于国防和军事领域。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
可见，生物安全不仅事关人民健康，影响经济运行、社会安定，而且攸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
今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加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是确保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反映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和短板。比如，我们处置危机的执行力和动员力很强，但预警预防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我们应对确定性危机的能力很强，但应对可能性危机的能力还不足;我们集中资源的能力很强，但调配运用资源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等。
如何补足短板？专家表示，首先，常态化开展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筑牢公共卫生防疫第一道防线，重视流行病学数据收集与信息共享，加强法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和报告管理。
其次，提高公共资源配置和卫生系统运行效率，建立重要医疗资源的国家战略储备制度和应急供应机制，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效率和水平。
第三，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多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城市与乡村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规范化管理运行机制。强化公共卫生素质教育，加强舆情监控与宣传引导，提高全民应对意识与行动自觉。
第四，着力强化生物安全风险的源头治理。建设生物安全大数据监测信息平台，开展生物安全隐患的监测、识别和排查，长期规划和确保相关的人员、技术、工程与物资储备，定期开展国家生物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对策研究，开展关于国际流行性疾病信息的及时、广泛收集和评估，力求使安全之“患”止于未然。
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是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的“防火墙”，是中国的警醒，更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