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导语翻译的译前编辑模式研究

来源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pwd198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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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英新闻导语在消息来源位置、导语长度和撰写方式的差异,提出调整消息来源位置、调整导语要素顺序、提前翻译术语和运用解释性翻译四种译前编辑方法.这不仅丰富了译前编辑研究方法,而且有助于机器翻译软件更好地理解源文本,从而提高机器翻译新闻导语译文质量和效率.
其他文献
实践中,由自伤行为所导致的疾病状态已成为部分惯犯行为结构的固定要素.行为是主体在认知结构的指导下,以在信息环境中明确行为需求为基础做出的认知理性下的“最优选择”.通过手段目的链模型构建的认知结构图式,可以反映出惯犯在犯罪情境下基于自我满足的终极追求.解决涉及自伤惯犯的执法困境,直接要求是消除对自伤惯犯消极的执法惯性,制度保障是参照强制隔离戒毒规定建立强制治疗制度,治理根本是疏通郁结的社会需求和上升通道.
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欧盟格外关注西巴尔干地区,迅速启动了“稳定与结盟进程”.但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扩大进程一直不太顺利,甚至一度出现停滞.为尽快扭转这一不利局势,近年来欧盟不断对扩大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相继推出2015、2018和2020年的扩大战略,使其扩大政策逐渐形成了更为可信的入盟前景、更为清晰的地缘战略目标以及更为务实的一体化举措等特点.总体而言,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扩大战略正在朝着一个更积极、更务实的方向发展,毕竟一个和平、稳定和发展的西巴尔干,才符合欧盟地缘战略投资的远期目标.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窗口,对内突破《非遗法》《文物保护法》单点保护困境,形成点面结合的文化经济带;对外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自信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国家文化公园“跨地区”“跨种类”“主体多元”等特点,国家文化公园需整体性统筹规划,并处理好多主体的利益需求.实践中,在协同立法滞后、主体利益需求复杂、公众参与方式不清晰的情况下,应发挥协商共治机制,完善国家文化公园综合协调细则,明确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要求大学治理法治化不断发展和彰显,在建章立制的基础上,依法治校需要方法,特别是解释学的推动从而更加立体和鲜活.依法治校的“法”包含国家法律和校内规范两类,通过对两类“法”的解释助推依法治校.解释实践在依法治校过程中主要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其他解释方式得以展现,使各类法治资源得到实质性的应用,让静态的“法”和大学治理充分衔接,服务依法治校.
《编写细则》给出了“跟xx相对”这个括注的使用说明,与此接近的一个括注是“区别于xx”,但对它的用法没有明确的交代.从动词的括注看,“[V1]区别于V2”不及“[V1]跟V2相对”用得规整.调查发现,“区别于xx”的应用还有模糊混淆的问题.研究尝试提出了重新判定、删改、增补释文等建议,希望使词典对括注的使用更为恰当.
婚姻是家庭纽带,婚姻家庭和睦关乎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近几年我国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开展广泛的婚姻家庭调解工作以应对目前高离婚率现状,成了社会热点.在当前离婚冷静期已实施的背景下,民政、妇联、社区等各个主体多元参与婚姻矛盾纠纷治理,引进社工专业服务开展婚姻家庭调解工作是一个新思路、新实践,婚姻家庭社工专业对口,能为婚姻危机人群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婚姻危机人群数量庞大但有主动求助意识的人很少,在婚姻家庭调解工作中调解员不能坐等案主上门,而是要主动去发掘案主,成功接案后需以专业价值
我国传统产业动能是在承接西方产业转移的微观市场活动基础上排斥人民主体性而围绕西方标准化片段化的信息技术应用所形成的生产组织方式,它以物质生产的实质合理性抑制人民政府的微观利益平衡机制而割裂传统产业中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强化人的市场化身份并削弱人的共同体身份进而弱化人民群众的微观主体性.传统产业在宏观发展方向、中观管理模式和微观生产活动中呈现结构固化而丧失整体性变革动力.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以人民主体性全面重塑为核心,以智能化网络新技术的资源整合功能为手段,在传统产业中实施主辅分离推动两权结合、鼓励资
明朝仁、宣时期官员惩治涵盖谋反、谋叛、结党、擅权、渎职、犯赃罪、不胜职任、诈伪、失德违礼、以言事被责及遭受倾轧攻讦等诸多情形,具有惩治范围广泛、惩治多适当及惩处力度较轻但独严风宪和贪赃惩治等特点.相比于洪武、永乐时期严猛恐怖的惩治气氛,仁、宣时期的官员惩治主要针对官场痼疾,澄清吏治,整体追责氛围较前朝宽缓.这种惩治风气的转变,既是明初政局变动、时代所需的结果,也跟皇帝审慎明察的惩治态度、善于用人、官员得力以及君臣关系融洽密切相关.仁、宣时期由此成为明代历史上官员惩治效果最好的一个阶段,导致“仁宣之治”局面
明代泽州地区是佛教发展的重镇之一,广泛分布的佛寺对于构建区域神圣空间发挥着重大作用.佛教通过寺院捐赠将其影响力进一步渗透至基层社会和百姓生活领域,而来自不同阶层的群体则通过多样化的捐赠方式来表达自身的精神诉求,并借助寺院这个独特场域形成身份认同感和构建地方话语权.因此,寺院捐赠成为了构建地方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它打破了群体之间血缘关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限制,增强了区域内的凝聚力.
1929年12月的大冶兵暴是在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的一次成功的兵变.大冶兵暴成功地分化了国民党营垒,壮大了工农红军力量,促进了湘鄂赣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巩固和扩大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极大鼓舞了鄂东南人民的革命斗志,被中央军委誉为“模范的大冶兵暴”.大冶兵暴为土地革命时期党开展兵运工作、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