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以上，贸易额减少了2／3”。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中国也未能幸免。1931年秋，物價开始下跌，中国进入经济危机，1934年是中国经济危机最严重的一年，“直到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值改革……危机也宣告结束”。处于“大萧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现了一丝“亮色”。
对此，人教版必修二教材有简单叙述：“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逐步增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935--1936年，年增长8.86％，增长速度创历史最高纪录。”人民版必修二教材的描述则更为具体：“1927--1936年，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加，从1935年的237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258亿元，增长8.86％，农业产值增加了6.1％，工商业产值增加了21.3％，增长速度创历史最高纪录。”可是，两版本均未具体介绍经济危机中及之后的国民政府发展经济的措施。
统税，是国民政府对国内工业产品统一征收的税。“统税”前的厘金税创设于1853年，是在主要水陆关卡向过往客商征收的货物通过税，初属临时性捐税，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固定的重要财源。厘金税下形成的林立关卡，不仅使商运货物逢关纳税、过卡抽厘，遭受层层盘剥，还容易造成政治上的地方割据。1930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从1931年1月1日起全国一律裁厘，所有各省厘金征收机关绝对不得再行存在。裁厘后，国民政府实行“统税”政策，按照一物一税的原则一次性征税以后，货物就可以通行全国，沿途不再缴纳厘金、杂捐，改变了过去“厘卡林立、重叠征收”的弊病。统税制度的建立，是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税制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统税”之前，外国商品交完关税后在中国流通只需缴纳一次性的“转口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则要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缴纳厘税，在原料采购中再层层交税，产品成本高，流动周期长。这一切，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本身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形下，在和价廉物美的外国产品的竞争中不得不处于“下风”。统税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改观，“通税之后即可通行所有统税区域，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当时外国输华的一些商品除了缴纳关税外，还要缴纳统税。“这就是说，同样的货物，国货只需交纳一次统税，而进口洋货则要交关税和统税二次税。”可见“统税”措施扩大了国内产品的市场，提升了民族工业品的竞争力，让民族工业品在与外来商品的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对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着实际意义。
在推行“统税”政策的同时，国民政府又相继在金融领域进行改革。其中，第一步就是“废两改元”。自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极为复杂紊乱，各种各样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严重阻碍了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发展。1929年从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面对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局面，面对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1933年4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废两改元”的训令，“规定‘自4月6日起，所有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中山造币厂新铸的中山银元也在7月1日上市。“废两改元”的成功，实现了在全国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实现了货币的初步统一，改善了货币市场的紊乱状况，利于商品流通，活跃了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废两改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了国家对金融业的调控，对举国上下应对经济危机起着积极作用。在“废两改元”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又推行了“法币政策”。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为转嫁经济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继英镑和日元贬值之后，宣布美元贬值。1933年8月，美国又宣布“白银国有”政策，放弃“金本位”。为提高白银储备，美国高价收购白银，作为“银本位”大国，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934年7月至12月，6个月时间里，中国白银外流净输出额高达2.31亿元以上，走私出口的白银还没有计算在内”。白银外流，造成通货紧缩，物价跌落，商业萧条，银行倒闭，人心浮动。为了摆脱这一困境，1935年11月起，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法币政策”，其要点有：明确钞票发行权，以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发行的的纸币被逐渐换回，并停止使用；明确法币地位，废除银本位制，国内一切经济交往须以法币作为支付手段，不得使用银币；实行白银国有，作为法币的准备金；规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1934--1935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但恢复经济发展依旧是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法币改革为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且禁止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有效防止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的货币基本上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从而稳定了国内金融市场；这不仅解除了金融恐慌的威胁，而且提高了法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同时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法币“改革之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民族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作了简要解释。8月8日，蒋介石又通电全国，列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八条纲要，即“‘振兴实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运“调查金融”。1936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演说辞中，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之后，又强调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说明了两种运动的相互关系。6月3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章程颁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的，是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三民主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在农业方面：鼓励农民开荒种田，大力发展农业或畜牧业；提倡老百姓义务劳动，参加修整堤坝，培植森林，开辟疆地等；倡导增加农业生产，流畅农产运销，推行农村合作。在工业方面：积极保护和奖励开发矿产，振兴工业，对一般工业由政府实行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在交通方面：发展全国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的办法。在金融方面，鼓励民众储蓄，实现资金融通，完备农村借贷制度等。“经济建设运动”是一场抗战前的经济动员运动，在当时国内经济残破，中日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其价值不应忽视。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许多内容看，均具有刺激内需、扩大生产的性质。仅以铁路修筑为例，1936、1937年分别新建了1602公里、1752公里，这是1936---1949年10年间修筑里程最多的两年。交通的进步，拉动了工业投资，带动了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可见，“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对促进经济复苏，提升国家经济运行质量，加快经济危机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均具有相当作用。
长期以来，学者对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经济政策的研究，往往仅从其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形成和巩固，以及为抗日战争奠定物质基础等角度展开。经济政策的影响最直接的应该是经济领域。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一系列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措施，逐步实现了国内市场的统一，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客观上减轻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对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国家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嘴合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美国人的评价实际上是肯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举措。如此，全面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对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简介】周明，男，1969年生，江苏泗洪人，江苏省泗洪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对此，人教版必修二教材有简单叙述：“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逐步增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935--1936年，年增长8.86％，增长速度创历史最高纪录。”人民版必修二教材的描述则更为具体：“1927--1936年，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加，从1935年的237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258亿元，增长8.86％，农业产值增加了6.1％，工商业产值增加了21.3％，增长速度创历史最高纪录。”可是，两版本均未具体介绍经济危机中及之后的国民政府发展经济的措施。
统税，是国民政府对国内工业产品统一征收的税。“统税”前的厘金税创设于1853年，是在主要水陆关卡向过往客商征收的货物通过税，初属临时性捐税，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固定的重要财源。厘金税下形成的林立关卡，不仅使商运货物逢关纳税、过卡抽厘，遭受层层盘剥，还容易造成政治上的地方割据。1930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从1931年1月1日起全国一律裁厘，所有各省厘金征收机关绝对不得再行存在。裁厘后，国民政府实行“统税”政策，按照一物一税的原则一次性征税以后，货物就可以通行全国，沿途不再缴纳厘金、杂捐，改变了过去“厘卡林立、重叠征收”的弊病。统税制度的建立，是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税制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统税”之前，外国商品交完关税后在中国流通只需缴纳一次性的“转口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则要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缴纳厘税，在原料采购中再层层交税，产品成本高，流动周期长。这一切，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本身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形下，在和价廉物美的外国产品的竞争中不得不处于“下风”。统税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改观，“通税之后即可通行所有统税区域，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当时外国输华的一些商品除了缴纳关税外，还要缴纳统税。“这就是说，同样的货物，国货只需交纳一次统税，而进口洋货则要交关税和统税二次税。”可见“统税”措施扩大了国内产品的市场，提升了民族工业品的竞争力，让民族工业品在与外来商品的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对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着实际意义。
在推行“统税”政策的同时，国民政府又相继在金融领域进行改革。其中，第一步就是“废两改元”。自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极为复杂紊乱，各种各样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严重阻碍了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发展。1929年从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面对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局面，面对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1933年4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废两改元”的训令，“规定‘自4月6日起，所有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中山造币厂新铸的中山银元也在7月1日上市。“废两改元”的成功，实现了在全国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实现了货币的初步统一，改善了货币市场的紊乱状况，利于商品流通，活跃了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废两改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了国家对金融业的调控，对举国上下应对经济危机起着积极作用。在“废两改元”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又推行了“法币政策”。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为转嫁经济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继英镑和日元贬值之后，宣布美元贬值。1933年8月，美国又宣布“白银国有”政策，放弃“金本位”。为提高白银储备，美国高价收购白银，作为“银本位”大国，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934年7月至12月，6个月时间里，中国白银外流净输出额高达2.31亿元以上，走私出口的白银还没有计算在内”。白银外流，造成通货紧缩，物价跌落，商业萧条，银行倒闭，人心浮动。为了摆脱这一困境，1935年11月起，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法币政策”，其要点有：明确钞票发行权，以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发行的的纸币被逐渐换回，并停止使用；明确法币地位，废除银本位制，国内一切经济交往须以法币作为支付手段，不得使用银币；实行白银国有，作为法币的准备金；规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1934--1935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但恢复经济发展依旧是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法币改革为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且禁止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有效防止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的货币基本上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从而稳定了国内金融市场；这不仅解除了金融恐慌的威胁，而且提高了法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同时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法币“改革之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民族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作了简要解释。8月8日，蒋介石又通电全国，列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八条纲要，即“‘振兴实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运“调查金融”。1936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演说辞中，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之后，又强调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说明了两种运动的相互关系。6月3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章程颁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的，是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三民主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在农业方面：鼓励农民开荒种田，大力发展农业或畜牧业；提倡老百姓义务劳动，参加修整堤坝，培植森林，开辟疆地等；倡导增加农业生产，流畅农产运销，推行农村合作。在工业方面：积极保护和奖励开发矿产，振兴工业，对一般工业由政府实行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在交通方面：发展全国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的办法。在金融方面，鼓励民众储蓄，实现资金融通，完备农村借贷制度等。“经济建设运动”是一场抗战前的经济动员运动，在当时国内经济残破，中日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其价值不应忽视。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许多内容看，均具有刺激内需、扩大生产的性质。仅以铁路修筑为例，1936、1937年分别新建了1602公里、1752公里，这是1936---1949年10年间修筑里程最多的两年。交通的进步，拉动了工业投资，带动了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可见，“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对促进经济复苏，提升国家经济运行质量，加快经济危机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均具有相当作用。
长期以来，学者对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经济政策的研究，往往仅从其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形成和巩固，以及为抗日战争奠定物质基础等角度展开。经济政策的影响最直接的应该是经济领域。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一系列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措施，逐步实现了国内市场的统一，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客观上减轻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对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国家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嘴合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美国人的评价实际上是肯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举措。如此，全面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对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简介】周明，男，1969年生，江苏泗洪人，江苏省泗洪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