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人类印刷史的极珍贵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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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金山乡贺兰山拜寺沟内十余公里处,有一座正方形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就是建于西夏时期的拜寺沟方塔。方塔建于何时,至今因未发现有相关的文献记载而不知,塔亦因沟名和塔形而得名。198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文物普查,误以此为明代建筑。1990年11月,方塔被毁。同年12月初,宁夏有关文物部门在获得情况后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联合调查,确定1991年春天气暖和就进行考古发掘。宁夏考古研究所组织牛达生和孙昌盛考古领队于1991年6月对被毁方塔进行科学发掘,出土得墨书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的纸本文物,在塔心出土的六角木柱上用墨写的西夏建方塔的年代,才知道这座方塔是有准确年代可考的少有的西夏古建筑。经过发掘整理,方塔除出土青砖、木材等建筑材料外,塔内还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西夏文物:西夏文佛经九本;西夏文文书八件;刻本和写本汉文佛经;汉文文书四件;西夏文木牌;木塔心柱;包巾、舍利子包、荷包等丝织品等。
  方塔内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经整理拼对,得出九册,约十万余字。其中七本为完本,两本为残本,还有部分残页、残片尚需进一步整理。这九本佛经的译名、正文页数如下:《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第三》(三十四至三十五页);《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第四》(三十七页);《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第五》(三十五页)。以上三本,正文首页经名后有“前面”“藏译”“番译”者人名题款。“番译”,即西夏文译。由此可知,此经是依据藏文本译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一卷》(十七页);《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下半》(二十六页);《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一》(二十一页);《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五》(二十四页)。以上四本,正文首页经名后有“集”“传”“译”者人名题款,亦为藏文译本。上述七本,首尾完整。其中前五本版心处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尤以前两本为最。《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二》,从残散经页中理出,共二十页。其中一至七页为残页,八至二十页基本完好。《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三》,从残散经页中理出,尚存四至七、九至十五页,其中第七、十至十五等六页为全页,余为残页。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刻本,白麻纸精印,蝴蝶装。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用西夏文字书写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佛经内页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38.0厘米,四周双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无鱼尾,上半书写书名简称,下半书写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具有明显的活字版印本特征,如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很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墨色浓淡不匀,印背透墨深浅不同;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的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等。这些特征都是在雕版印本上不可能出现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字体笔画流畅,边缘整齐,少有断笔、缺笔现象,印制精良,具有木活字版印本特点,与泥活字版有明显区别。另外,有些字行间有长短不一的线条,是木活字印刷特有的隔行加条痕迹。这说明元代王祯《活字印书法》中“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技术,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出现。
  传统观点认为木活字是元代王祯首创或发明的。宁夏著名考古研究员牛达生先生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最先识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西夏木活字版印本并撰文论述,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组织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对成果进行鉴定,俞伟超任主任委员,潘吉星和郑如斯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由徐苹芳、史树青、冀淑英、史金波等12位考古、西夏史、佛教、印刷、版本、纸张、文献等不同领域的全国知名专家组成。专家们经过认真考察、鉴定和讨论,对这一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一致通过了鉴定意见。
  鉴定委员会鉴定,1991年于宁夏出土的、藏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不是足本,没有序跋,无法从文中直接研究它的刊印时代和刊印地点。其所在的拜寺沟方塔始建于西夏惠宗大安二年(1076年),距今900多年,是保存至今唯一一座有明确纪年的西夏原建佛塔。与之同时出土的两件文物有西夏年号:一为西夏文圭形木简,木牌两面墨书西夏文,首二字是西夏文“贞观”二字;另一件是仁宗仁考皇帝乾祜十一年(1180年)《西夏仁孝汉文发愿文》。这些文物中未发现元代和元代以后遗物,依遗物的共存关系确认,《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当为西夏后期佛经。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用麻纸印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西夏立国后,在不断输入中原纸张的同时,逐渐掌握了造纸技术,政府机构中设有纸工院管理造纸,并有专业纸匠。现存的西夏书籍多用麻纸印制,与宋元流行的皮纸有明显的区别。从纸质看,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内的方塔出土文献均为西夏印本。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蝴蝶装,这种佛经的装订形式异于宋元本。中国古佛经的装订形式有两种,即经折装和卷子装。据现有资料,西夏时期的西夏文佛经,基本上是经折装,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发现了数种蝴蝶装;而元代的西夏文佛经,则全是经折装,没有蝴蝶装。从佛经的装订形式看,蝴蝶装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有异于宋元本,当属西夏印本。
  另外,《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正文首页经名后有“集经”“羌译”“番译”者的职务和人名题款。“羌译”指译成藏文,“番”是西夏人自称,“番译”即译成西夏文。可见此经是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这种经首题款形式是西夏时期藏译西夏文佛经书写或印制成书的常见形式,如俄藏西夏文佛经《到彼岸门依使胜住顺法事》等经都有类似题款。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属木活字版印本,牛达生先生从诸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证:
  1 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墨色浓淡不匀,纸背透墨深线有别;字型大小不一,笔法风格各异等。这些现象在每页经上都可见到。
  2 个别经页版心行线漏排,有的最后一页不设栏线或栏线排在经页中间文字之后;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错排、漏排现象严重。
  3 存在个别倒字,如《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第五页中的“四”字、《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补第七页中的“七”字等。这些现象常见于活字版本中,是活字印本的特征,雕版印本则很少出现或根本见不到。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活字是木活字的依据为字行间有隔行夹行印痕。《梦溪笔谈》载毕昇泥活字排版工艺,无隔行工序。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中记录的木活字排版工艺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工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字行间断断续续的印痕,就是隔行夹片处理不当而形成的。这说明《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木活字,不是泥活字。此外,《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笔画流畅,边缘整齐,少有断笔、缺笔现象,与早期的泥活字有所区别。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发现世界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将我国发明和使用木活字的时间提早一个朝代,即从传统上的元提早到西夏。文献记载的宋元活字本多已不存,已知早期木活字本仅有元代刊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等。这一发现还证明西夏是我国活字印刷术传向欧洲的重要中介地带。我国的活字印刷术肇始于北宋,西方的活字印刷开始于15世纪,是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发展起来。中国印刷术的西传路线有数条,其中主要一条是沿古丝绸之路,传人中亚,然后进入欧洲。近年来,在甘肃敦煌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在新疆库车与和田发现过汉文、八思巴文和古和田文的木活字印刷品,有关专家认为它们均是元代遗物。西夏王朝当时占据着整个河西走廊,《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木活字版本的发现,证明活字印刷术在宋代已传人河西地区,弥补了中原到中亚的缺环。西夏的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活字印刷术西传的中间环节。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2002年召开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评审,荣登第一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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