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旧式外交的绝望终结
一位晚清外交大臣之死
1902年2月20日，俄国圣彼得堡。清朝驻俄公使馆里，一位面容憔悴、饱经沧桑的老人合上了双眼，问心无愧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
两年前的1900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年，早就觊觎中国东三省的沙皇俄国，趁机派十几万大军抢占东北，并诱使盛京将军增祺签订条约，将强占行为合法化。清廷得知增祺与俄国私下订约，大为震怒，随后派杨儒赴俄交涉。在清驻俄使馆助手陆征祥的协助下，杨儒以未获授权为借口，始终不肯在沙俄提出的野蛮条款上画押。为息沙俄之怒，已经退让惯了的清廷大员奕劻和李鸿章电令杨儒画押。不画押，朝廷不高兴；画了押，必成千古罪人。几经挣扎后，杨儒作出了对得起良心的选择：拒绝画押。
1901年3月23日下午，在画押期限仅剩三天之时，气急败坏的沙俄财长维特在会谈中向杨儒大施淫威，对其出言侮辱，杨儒始终没有屈服。然而，堂堂一国公使岂堪受此凌辱，刚直的杨儒气愤之下几近昏倒。在走出谈判会场时，情绪低落的他不慎从台阶上滑跌，右腿和左臂受伤，回到使馆后便一病不起，直至去世。
杨儒是晚清一代外交官员的典型代表，他的死预示着这一代王朝外交大臣们的命运终结。在晚清时代，国门刚被打开的中国并没有自己的职业外交家，正如复旦大学的外交史专家石源华教授所说，当时的外交家同古代一样，是来自朝廷的“封疆大吏”，他们接受的教育完全是正统的儒家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专门的国际关系学说和近代外交技能训练，一般也不懂外文，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对外交涉的要求。的确，没有“外交”的概念，也就不会培养外交官。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开始了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历史。而外交意识的薄弱，导致国家主权观念朦胧，“天下”即为满清王朝，是大部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大一统的“天下”观，才终于被西方入侵者用武力打破。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指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内敛的。在“逐鹿中原”之余，尽管有过中央王朝以征服为目的的对外侵略战争，但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对外扩张运动。而西方人的世界观则有很强的外向性，工业革命的出现更使西方文明如虎添翼。传播上帝福音的激情和由工业革命打造的坚船利炮使得殖民扩张和移民浪潮成为西方近代史的重要内容。老旧的“中央王国”和新兴的西方列强之间历史文化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后者的扩张性和侵略性要比前者强烈得多，同时也决定了两者相遇时的优胜劣败。
对杨儒之死，有人这样评论道：“杨儒是没有外交特识之人，颇惧与俄国决裂，然就此幕交涉之结果论，使有大功于国家。”杨儒用自己的生命将沙俄侵占东三省的美梦拖进了坟墓，也深深刺激了陪伴其交涉的年轻外交官陆征祥。多年后，陆征祥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当时可做什么？只有深自反省，默思中国先贤给我辈有志实事求是之青年所留的明训：‘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杨儒之死坚定了陆征祥背负国难的决心，而在清末成长起来、后来成为民国外交官的一代外交精英大都有着同陆征祥一样的悲痛记忆。
用章百家的话来说，清王朝为中国外交留下了四方面遗产。一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二是面对激烈变动的中外关系手足无措而导致的混乱、病态的外交政策。从一开始维护旧的外交模式，到后来以“忠、信、笃、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寄希望于通过遵守条约和按照国际公法行事来保护国家利益，最后，李鸿章等洋务派把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与70年代后期由欧洲传入的“均势论”结合在一起，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岌岌可危的独立，并通过与某些列强结盟来阻止另一些看上去更危险的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害，但这些政策统统失败了。三是中国进入世界之后，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四是中国人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融于中国人的胸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期待着，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
新式外交官与民族国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宣布了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彻底崩溃，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自此画上了句号。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驻俄使馆，立即引起一阵骚乱。已经成为驻俄国公使的陆征祥接到袁世凯心腹梁士诒密电，期望他能联合驻外使节，电促清帝退位。陆征祥并不知道袁世凯的政治阴谋，但是长期的驻外经历，使其对清政府的不满早已深深扎根心中，杨儒之死更是让他认清满清王朝的无药可救。几经考虑后，12月31日，陆征祥力排众议，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发电促清帝退位：“方今运遭阳九，海内分崩，即时势之所趋，宜大计之速定。”希望清廷“不以一人位置，涂炭海内生灵”。在两人的带动下，其他驻外使节纷纷表态，敦促清帝退位。
辛亥革命后在中国政坛上出现的职业外交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清朝晚期洋务运动的成果。清朝为自救而实行的洋务运动不自觉地为民国外交界做了嫁衣裳。19世纪60年代，清廷开始在各地设立同文馆，培养大量外语人才，其中优秀者被选为驻国外使馆随员，陆征祥便是典型一例。陆征祥1871年生于上海，1884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修外文，精于俄文，1893年被派往驻俄使馆任翻译，任职达11年之久。
此外，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幼童被送出国门学习，其中许多人回国后成为外交界的名流。这100多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两人，外交总长一人，内阁总理一人，唐绍仪、梁如浩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此外，顺应时事，许多年轻人以各种方式出国学习，民国外交界的佼佼者如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王宠惠等皆是如此。顾维钧在美国主攻国际法，1912年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施肇基在美国除了学习英、法、德等语言外，还遍修经济学、财政学、国政学、商务学、公法、兵法等；王正廷1907年赴美专攻法律；王宠惠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著名的法学博士，他于1907年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本英文译作仍是美国高校法学院中的经典教材。石源华表示，这些人的经历、学衔，使他们易于为国际外交界所接受和得到尊重，便于他们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施展抱负。
这些出国开眼看世界的年轻人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冲击，并把所学知识带回国内，施展自己的爱国抱负。他们早于中国普通大众接受了近代民族国家理念，摆脱了天朝上国与忠君等传统思想。
他们不仅有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而且很多人在晚清时期便涉足外交领域，除陆征祥外，施肇基、颜惠庆、伍廷芳等都曾在清政府任职，处理外交事务。这些人大都不满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而对于陆征祥这样的外交官，这种不满就更刻骨铭心了。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们顺应历史洪流，推波助澜。曾参与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外交顾问伍廷芳在《奏请监国赞成共和》、《致清庆邸书》中阐释了自己拥护共和的主张，道出了当时爱国外交人员的心声。伍廷芳坦言，“自己绝非不忠不孝之臣，辅清近30年间，殚精竭虑，屡陈改革之策，熟料朝廷冥顽不化，我行我素，百不一行。近年又假借立宪的美名，行专制之虐政，致使国将不国，怨声载道。今日义旗高举，并非廷芳忘恩负义，实际上全是因为朝廷当政者不听忠言所致。孟子曾经说过，谏之不行，言之不听，即为寇仇。更何况载涛、良弼等亲贵，重金招募亡命之徒，暗杀汉人，悬赏三等，廷芳亦在应杀之列。由此可见，背信弃义者并非我伍廷芳本人，遭受谴责者应该是忠奸不分、良莠不辨的腐败朝廷。眼下，共和旗帜已插遍大半个中国，君主立宪政权，断难再容于此后的中国。为国民前程计，也为皇室安危计，希望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劻翻然改悟，共赞共和。”
伍廷芳的奏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冲击了辛亥革命中的中国，上到清廷，下到士绅百姓，无不惊诧难言，这位后来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外交总长明确地告诉世人：清王朝并不等于中国，中国的前途在于共和。
发生在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革新了中国政治局面，将国人以往的“天下观”更新为更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理念，辛亥革命前后成长起来的一批职业外交官们，他们是辛亥精神的传播者，更是辛亥精神的实践者。石源华指出，晚清外交家的使命是在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的情况下，消极地抵御列强各种形式的入侵，力图挽救和维护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服务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为封建帝王尽忠效力，而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为其奋斗目标。他们面对外敌入侵、军阀混战的内外交困局面，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战略和主张，一再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艺术，他们为争取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收回晚清丧失的国家权利作了多方面的努力，改变了“弱国无外交”的旧规，谱写了民国外交史上有声有色的新篇章。
民国外交官的卫国之路
陆征祥与近代外交体制的确立
自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政府并存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民国外交官们也跨越了这两个时期。由于秉承职业外交官服务于国家而非特定政府的理念，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相继服务于北洋和南京两个政府。
北洋政府时期是民国时期一个特定的阶段。由于这个时期军阀当政、战乱不休，尤其是北洋政府后来成为北伐革命的对象，国共两党对之均持批判态度，视之为一个黑暗时期。而学界近年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可取。仅就与本文相关的外交方面来说，即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而这与当时中国整个社会氛围的特点紧密相关，一批新式外交官就在这一时期登上舞台，并书写了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中国的精彩与遗憾相间的历史篇章。
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要从民国初年陆征祥改组外交部讲起。
自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以来，这个专门的外交机构与清政府其他机构一样，办事效率极低，外国驻华公使把到总理衙门办事视为最头疼的一件事。慈禧太后任命五位大臣共同负责，结果造成五大臣互相推诿、议而不决的现象。1901年，清政府按照与西方侵略者签署的《辛丑条约》的规定，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在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同时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如此高的官职让陆征祥一开始不知所措，复电拒绝，然而最终还是被政府说动了。回国前，深知中国官场陋习的陆征祥明确提出就职条件：第一，外交次长应为一熟谙英文者，并提名颜惠庆为外交次长；第二，不得向外交部保荐人员，以保证外交人员专业化；第三，外交部相对独立，别人不得任意干涉外交部事务。正处用人之际的袁世凯全盘接受了他的条件。
陆征祥就任外交总长后，立即下令解散原有的外交部，依照西方国家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内容主要有：第一，按照西方国家模式拟定新的外交部组织法；第二，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等机构专业化，其外交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第三，全面调整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关系，强化外交部的权威。
陆征祥对改革不遗余力。事实证明，他的心血没有白废，中国外交机构从此走上了近代化轨道。次长颜惠庆在自传中对此评论道：“此后，总长与外国使节的会谈中，不再有因激烈争论而拍桌子的现象，也见不到来访者面红耳赤，出言不逊的情景了……处理交涉事宜更像商务谈判，交谈不再通过翻译，避免了双方对翻译的不满意和浪费时间。外国使节在不久后也相当赞同这种方法。”
民国近代化外交体制的确立，外交职能专业化程度的增强，使得相当多的外交官长期服务于外交战线，逐步形成了中国职业外交家群体。这个群体的早期代表有陆征祥、胡惟德、颜惠庆、施肇基、伍廷芳、王宠惠、曹汝霖等人，略后有伍朝枢、陈友仁、顾维钧、王正廷、郭泰祺等人，再后有王世杰等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当过民国时期的外交部长或外交总长，他们大都具有学者和外交家双重身份，不少人还有博士头衔。这些人“虽身处弱者逆境，却敢于为使中国跻身强国之林而奋力拼搏，尽管取得的外交实效并不能令后人满意，却使他们名声大振，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尊敬和推崇，而且成为国际知名外交家”。
顾维钧与山东问题
1912年4月，一位24岁的年轻人受袁世凯政府邀请由美国辗转回到中国任职，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首屈一指的外交家——顾维钧。此时的顾维钧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将会谱写一段怎样悲壮的中国外交史。
1914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包括强占山东在内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有三个选择：全部接受，以谈判来讨价还价，或拒签。全部接受非中国所愿，而袁世凯政府又无力抵抗日本的武力进攻，拒签也不可行。于是，在袁世凯授意下，由陆征祥主持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屈辱谈判。谈判开始前，顾维钧建议，日本强迫中国对“二十一条”保密，中国完全没有遵守的义务，应将相关情况透露给各列强，争取国际支援，袁世凯表示同意。于是，“二十一条”要求提出仅一周后，世界各大报纸便刊出相关报道，让日本陷入了尴尬。为了争取各列强的支持，陆征祥尽量拖延谈判时间，每次谈判开始时，他便吩咐上茶献烟，侍从们稳步慢走，又是点头，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献完毕，三小时会议已变成了两个小时，日本公使虽然心急如焚，但知道这是中国人款待宾客的礼节，也没有办法。然而，各列强国家并未采取积极而坚决的行动，中国希望获取外交支持的愿望破产了。5月7日下午，日本向中国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此时，和日本人周旋了三个多月的陆征祥已明显体力不支，而顾维钧也因病住进了医院。8日黄昏，陆征祥乘坐马车匆匆赶往顾维钧所在医院，此时的顾维钧还在发着高烧，但陆征祥已经顾不了这些了，在征得医生同意和特别安排后，他要求顾维钧按照袁世凯的意思迅速草拟一份复文，回应日本人。顾维钧反复斟酌，三易其稿，脱稿时已到凌晨4点，除了第五号内容外，中国政府几乎接受了日本全部的要求。
身心俱疲的顾维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认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别国提出有损国家主权要求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必须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个说法。于是他建议陆征祥以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一份详细声明，说明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所持立场，以及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况，陆征祥表示赞同，后得到了袁世凯的批准。5月13日，陆征祥以外交部名义全文发表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声明最后提出：“此次交涉相持至三月有余，正式、不正式会议至数十次之多，中国政府期期以争者，实只限于有碍中国主权之独立领土之完全以及与条约及各国机会均等主义相冲突之条款……意谓日本政府必能谅察中国政府之苦心维持，不幸日本政府仍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者也。” 后来，这份声明文件成为巴黎和会特别是华盛顿会议重新讨论山东问题时的一个有力证据。
自“二十一条”签订之后，顾维钧与陆征祥的心中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虽然是按照政府的指示去交涉签约的，但经手一个如此屈辱的条约是每一个爱国外交官员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当巴黎和会召开时，两人认为废除“二十一条”的时刻来到了。章百家指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人们指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结束80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特别引起中国人幻想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的一系列讲话和设立国际联盟的建议。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在法国举行。除了陆征祥与顾维钧外，参加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还有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和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为了中国能收回山东权益，代表们在列强首脑间奔走呼号。日本为了排斥中国，曾经以中国未出一兵一卒为由在预备大会上阻止中国代表团出席，陆征祥立即起身反驳道：“予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20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子，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陆征祥的一席话让各国代表颇为动容，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1月28日和29日，顾维钧同日本代表就山东问题上进行首轮论战。顾维钧未用讲稿，即席陈词。他首先从历史、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经济、地理、国防利益等方面，论证了山东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此，根据和会倡导的尊重各民族自决及领土完整的原则，要求归还山东是中国的神圣权利。接着，他对日本驱逐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表示感谢，但又指出：不能以“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中国不能失去山东，犹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演讲征服了在场的各国首脑，当日，中国代表团成为各国媒体议论的焦点。
然而，尽管中国代表团尽全力挽回，西方列强最终还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出卖了中国，消息传回国内，立刻引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五四运动”。此时，徐世昌领导的皖系北洋政府像热锅上的蚂蚁，既害怕民众“造反”，又担心外国列强不满，不敢就签字问题对代表团做出明确指示，竟然于签约前四天通知陆征祥：“电饬巴黎各委员，对于合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此时，代表团总部云集了大批中国政治领袖、学生组织和华侨代表，要求代表团拒签合约。在代表团内，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也坚决支持拒签。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签下“二十一条”的陆征祥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下午3点，在对德和约签字的凡尔赛宫，中国代表团两个空空的席位震动了全世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会场外，一位中国记者被法国、美国记者团团围住，当得知实情后，一名美国记者高呼：“今天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啊！”
拒签对德和约让中国赢得了声望，但五位代表团成员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拒签和约就代表着与德国还处于交战状态，为了使政府有转圜的余地，代表团成员决定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引咎辞职，后在取得政府的谅解后，他们继续完成了拒签对德和约的善后事宜及对奥合约的签字。
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并没有使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们放弃争取国权的努力。一战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自19世纪末以来称霸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六个大国，德国战败，法国和英国受损，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只有日本和美国获利，于是，日美矛盾成为战后亚太地区的主要矛盾。此时，英国有意放弃英日同盟，投向美国，两国逐步形成联合对日的局面。1921年7月，在美国提议下，列强决定召开限制军备及解决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中国在解决山东问题上再次出现了转机。于是，中国政府正式委派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和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全权代表，赴会谈判。
巴黎和会后，日本费尽心机希望能和中国直接交涉，直接交涉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这是中国民众所不能接受的。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强烈反对将山东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在英美两国的周旋下，中日同意在华盛顿会议之外进行谈判，英美观察员全程参加，会议决议案列入华盛顿会议记录，倘若议而不决，山东问题仍提交大会。
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三位代表按自己的专长进行了分工：施肇基负责撤军及撤销和移交外国邮局问题；法学博士王宠惠自愿承担起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二十一条”问题；租借地、势力范围、关税、山东及废除和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归顾维钧负责。在实际辩论中，他们都可以互相插话配合。这种具有章法和组织性的交涉方式，让日方代表颇感压力，况且，和日方交涉的三人都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中国职业外交官，日本已经无法像欺瞒满清大臣那样对待这些中国的新面孔了。
在废除“二十一条”问题上，日方代表币原喜重郎表示坚决不能同意，他宣扬日本已经放弃了在南满与东部内蒙古所要求的铁路借款及关税担保借款的优先权；放弃了在南满聘用日籍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的优先权；撤回对“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的保留权。这些与原来的“二十一条”已有了很大变化。对此，王宠惠答辩称：日本不肯放弃中日条约及换文，使中国代表团引为最大遗憾。中国认为这个条约完全是由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在法律上并不能成立且违反正义，因此中国要求重加审议。
胶济铁路问题是中日山东问题谈判的另一大问题，中国代表同日方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谈判。日方代表提出，德国和日本统治山东时所建的公产，除领事馆办公、居住及监狱用房，以及学校、庙宇、墓地等需要留作日本使馆和日本社团使用外，余则索偿交还。施肇基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如果“索偿”，就等于是日本售卖，而不是归还中国政府了。日方代表则强硬坚持自己的立场，理由是领土权和所有权不同，领土权可以归还，所有权则必须偿还才能归还。施肇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自1915年以来，青岛海关每年以税收的20%交付日本经营青岛，此款即可作为青岛公产赔偿金。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在英、美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妥协：日本不明提赔偿原则，中国也不追论海关津贴，中国酌价付给日本占领时获得或建造财产的若干成。
中日两国谈判历时两个月，在顾维钧等人的努力下，中日双方于1922年2月4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不仅完全恢复了在山东地区的主权，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而且在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胶济铁路和其他经济权益的所有权。此次谈判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陈友仁与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
民国时期，除了在华盛顿会议上收回了山东权益以外，北伐时期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则是另一件让中国人振奋的事情。
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为了推翻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两党于1926年底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运动，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1927年元旦，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和北伐胜利的活动，英租界当局派出军队镇压，造成中国人员死伤。愤怒的群众冲进汉口、九江英租界，宣布将其收回，后武汉国民政府迅速接管了两地。驻北京英国公使馆于1月6日派代表赴武汉对此事进行交涉，而国民政府也希望通过谈判使英方承认既成事实，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交涉任务。
交涉开始时，英国谈判代表自恃有军舰保驾而态度强硬，公然要求国民政府退还租界。陈友仁表示，如果按照英方的要求处理，国民政府将丧失声誉甚至垮台，那么就没有权威来控制民众的愤怒情绪，更谈不上保护英人财产了，因此必须以新的状况为依据。此后，双方谈判达16次，基本达成协议，由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改为中国的市政特别区，设管理委员会，华人四名，英人三名，委员主席为华人。
然而，就在谈判时，不甘心失败的英国急忙从本国和印度征调1.2万名“中国远征军”向中国进发，同时照会美国政府共同出兵保卫上海租界。陈友仁闻讯异常气愤，拒绝在业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并于1月30日发表对英宣言。陈友仁在宣言中表示，英国军队公然派军队在上海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政府不得不将其视为是一种威胁行为。“际此时期，签订协定，是受威吓而答复也。此种答复，必非真实之意思表示，故所签之协定，亦决不能发生效力。”
陈友仁拒绝签字的宣言铿锵有力，义正词严，给英国政府当头一棒。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还从来未遇到过这样强硬的中国外交官，他们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不知所措。宣言让英国在盟友中陷入了孤立。美国人明白，一旦随英国出兵干预租界之事，势必会引起中国反感，其在华利益必将受到损失，于是，美国国务卿明确表示愿意同中国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并郑重声明“须至中国政府不保护外人时，方才出兵”。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日本各国也都害怕引火烧身，不愿意出兵相助英国。
陈友仁拒绝签字也在英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伦敦外汇市场交易清淡，钢铁业股票下跌；曼彻斯特市政局要求政府撤回对华军队；共产党机关报《劳工生命》号召工人共同奋斗，反对对华武力干涉；英国政界见各国对中国同情日深，敦请政府迅速调整对华策略。2月10日，英国政府终于决定让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伦敦发表演说，声明英国军队“将驻扎于租界之内，除非有严重之事发生，必不越租界范围而行动，卷入中国武人竞争之漩涡”；宣布除自印度出发已经在途中之军队即将在沪埠登陆外，其他调自地中海及英国本土的军队将改而在香港集中。12日，英方代表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张伯伦的演说词要旨交给陈友仁。
面对英国的退让，陈友仁并没有掉以轻心，他再次向英国军队登陆和驻扎公共租界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表示，“汉案之协议，乃根据汉口现在之新情形事实而定，故不能作为将来解决他处英租界或别国租界问题之前例也。”19日、20日，陈友仁和英方签署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协定，自此，两地正式收回。
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给各国列强很大震慑。3月23日，当国民革命军占领镇江后，英国驻镇江领事奉命致函江苏交涉署，声明英国政府极愿交还镇江英租界，拟于24日下午撤除租界内巡捕岗位，一切均由中国派警按岗维持，以期相安。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陈友仁也被人们誉为“革命外交家”。
弱国外交之殇
外交官的无能为力
华盛顿会议前，顾维钧曾与一位美国外交家谈论东亚局势和中国遭强邻紧逼情况，希望其能支持中国，对方反问道：“何以中国以如此辽阔之幅员，富厚之天产，众多之人民，竟不能自强其国，而反以外侮为忧乎？”一时间，能言善辩的顾维钧竟无言以对。
自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结束，尤其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的中国，陆征祥、顾维钧、陈友仁这些外交官们，实际上形成了一道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屏障，用自己微薄之力从列强手中夺回属于中国的权益。然而，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让这些外交官们在对外交往时更多的感觉还是无能为力。陆征祥在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时，曾请著名书法家林纾书写“不要忘记马关”六个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然而，“二十一条”的签订、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让这位一心报国的外交官员内心充满了痛苦。在签下“二十一条”时，陆征祥对袁世凯说：“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今日之苦，只说陆征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直到晚年，陆征祥仍保存着一张“二十一条”签字后的报纸，并对人说：“这是一件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
从1921年到1928年，短短八年，在北京担任过国务总理的达24人次，没有一届政府能集聚全国之力一致对外，这给各国列强提供了拒绝放弃条约特权的借口。北伐时期，北京政府宣布中国与比利时之间签于1865年的不平等条约失效，但比利时外交总长发表宣言表示“绝不承认”，其理由之一便是“中国现在之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全国而宣布中比条约之失效。故中国虽取消，而比国绝不承认。”政府的不稳定也使身处对外交涉第一线的职业外交家们倍感艰辛，纵是全力以赴，也难以达到理想结果。顾维钧在经手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后一再要求辞职，他致电张作霖等人表示：“对外交涉，故恃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之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可言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言语间充满着不满而又无可奈何。
政局混乱导致财力拮据，又给对外交涉增添了变数。在华盛顿会议上，顾维钧等人就收回胶济铁路一项同日方进行交涉时，日方提出中国向日本“借款赎路”的要求。中国代表们当即反驳：铁路已经修好运营，根本不需要贷款，只存在偿还的问题。顾维钧在答辩时还表示：“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在中国既不需要借债、也无需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然而，尽管在前方交涉的代表们据理力争，但自国内返回来的信息却让人大失所望：政府根本无法筹集到这笔资金。从当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形势看，即使真能募集到2500万元这样一笔巨额外汇，也会在金融界产生货币危机。最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原则上接受了日本的贷款协定。
国家落后，外交官挨打
章百家谈到，在如何处理内政与外交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总是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方面，掌握着中央政权的历届统治者们总是感到自己实力不足，既缺乏民众支持，内部又充满矛盾。因此，他们总是企图获取外国势力的支持，依靠外国的援助来对付国内的反叛，并通过协调与各列强的关系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一个始终困绕着他们的难题是，在与列强的交易中，他们所能垫付的仅有国家的权益，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
然而，政府垫付国家权益所激起的民愤，首当其中地便会发泄在外交人员身上。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自“五四运动”之后到抗日战争结束前，谁跟日本人交涉，谁就“倒霉”，不管这些外交官们是否尽力挽回了国权。自“火烧赵家楼”之后，外交官挨本国民众的打，已经不是新闻。
民众的爱国运动是促成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拒签的原因，然而，在此期间，代表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恐吓信，这使陆征祥、顾维钧等人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在签订对德和约的前几天，学生代表郑毓秀突然出现在陆征祥下榻地方的花园内，摘了一支玫瑰花藏在衣服里，在接近陆征祥时，突然顶住陆征祥的腰部，警告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不会放过你。”中国代表团成员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1927年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努力，似乎也被尘封在了历史中。
在南京政府时期，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做挡箭牌的外交官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王正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8年6月，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负责与日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交涉开始时，面对日方要求中国政府道歉的无理要求，王正廷曾义正言辞地驳斥日本代表：“济南惨案的发生，出自日本兵枪杀中国百姓，向日本道歉、赔偿，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逐渐放弃了原有立场，同意“双方互相道歉”，使王正廷的交涉成效大打折扣，结果家中被愤怒的群众打砸。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正廷立即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他马上电告日本政府，迅速命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回原来驻地。同时，王正廷电令在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面对严重的事态，王正廷请国民党大员们商讨对策，然而，这些国民党高官除了发急电请蒋介石从“剿共”前线回南京主持大局以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后王正廷又两次向日本提出抗议，而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让王正廷的努力付诸东流。9月28日，怒火中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王正廷办公室大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对其指责，并用棍棒将其殴打成重伤，致使王正廷的膝盖严重骨折。
就在王正廷被打的同时，身在国联进行交涉的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后来，顾维钧、郭泰祺同样有过被打经历。
对于这些外交官们来说，民众出于爱国热情做出的过激行为，他们只能默默承受。然而，国民政府重内政轻外交的政策，更让他们在对外交涉时有苦难言。1933年2月24日，经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在日内瓦反复交涉，国联大会终于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的侵略活动遭到国联投票否决。但就在中国外交官们在日内瓦积极寻求国际支持时，却传来国内正在进行中日停战谈判的消息。顾维钧多次致电外交部，询问政府真实意图：“中央究竟持何政策，前方军事真相如何，尚祈开诚密示，庶可内外呼应，不致对外论调太离事实也。”其实，当时负责同日方谈判的人员并不在外交部，连外交部长罗文干对此都一无所知。直到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后，顾维钧才收到汪精卫关于“河北停战协定谈判”的声明书。罗文干一气之下，愤而提出辞职。顾维钧感慨道：“我们现在的处境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的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内保密、对外遮掩政策，不仅使中国代表在国际交涉中难以采取一致行动，而且严重损伤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国家地位与国际形象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在1935年之后发生了改变，他意识到日本人对他的威胁要比共产党大许多，1936年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两党合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外交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支援，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的贡献赢得了世界的尊重。随着《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中国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1943年1月，经过谈判，中国同美国、英国签订了《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建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之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了平等互惠的新条约。这是让中国外交官们扬眉吐气的时期，多年的磨练使他们在一个较为公平的国际环境中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石源华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成员，使得中国百年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成为现实，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四大国的行列，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为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施展才能的机会。
1943年，当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和顾维钧、施肇基一起并肩作战的王宠惠跟随蒋介石远赴埃及，参加击败日本法西斯和构建战后东亚秩序的开罗会议。多年的外交经历使王宠惠在关键时刻能够为蒋介石提供较为中肯的建议，维护了国家利益。在起草开罗宣言时，英国代表提出应将“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因为对于日本其他占领地区都没有说明归还何国，独对满洲、台湾、澎湖声明应归还中国，似不一律。王宠惠表示，如此修改，中国不能赞同，世界各国，亦将立即起疑。世人皆知此次世界大战，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起，而中国人的作战目的，也只在贯彻反侵略主义，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士将深感困惑，故中国难以接受这种文字修改。英国代表之意，虽谓归还中国系属不言而喻，但外国人士对于东北、台湾、澎湖等地，常有各种离奇言论和主张，贵代表当时有所闻，今天如果不明言归还中国，则联合国共同作战与反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故主张维持美国原案之字句。王宠惠的意见获得了认可。
对于朝鲜的前途，王宠惠坚持“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英国希望将原草案这一点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等等。王宠惠表示，仅仅说“脱离日本之统治而不言其他，则将为远东将来留一重大之问题，殊非得计，应与此时确定其将来自由独立之地位，并谓宣言中关于此点，自中国及远东观之，乃极重要。”王宠惠的坚持为日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章百家认为，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它也与国民政府为抗战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分不开。这些努力包括：制订并贯彻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客观地看，战时国际环境渐趋有利于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英等同盟各国本身的需要。
参与筹建联合国
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成为筹备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之一。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然而，具体负责中国代表团事务的则是顾维钧。此时的顾维钧已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外交家。
当时，国民党政府想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顾维钧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中国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团结统一的形象。作为已经身经百战的职业外交官来说，民族的利益要高于党派利益，这是基本的信条。于是，当国民党的领导人表示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时，顾维钧推荐了董必武。顾维钧在做驻法大使时，与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对他通晓国际事务颇感惊异，虽然在许多政治问题上两人看法不尽相同，但这并没有妨碍顾维钧对董必武的欣赏。
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中，托管制度问题引起了与会各国的争论。美国希望将托管领土置于安全理事会之下，引起苏联和一些国家的反对。中国代表团提出，托管领土的行政权力不应仅仅委诸个别国家政府，联合国也应担负管理工作。几经讨论后，中国的提案获得通过。在托管委员会开会时，顾维钧提议要求托管领土根据各自的特殊状况和当地人民的意愿，朝着独立或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这一提议立刻遭到法国、英国等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西方国家的反对。有西方代表找到顾维钧，询问如果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一个永久性职位，中国会不会放弃原来的立场。顾维钧表示：“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图，但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含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托管领土居民的利益，我们同样关心整个世界，甚至还关心管理当局的福利。”顾维钧说，“中国希望看到新托管制度取得成功，也希望包含在新托管制度内的这一终极目标，有助于该制度赢得全世界公众的信赖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其取得成功。”
一位美国将军曾对顾维钧说：“你们中国人样样不如人，政治不修，科学落后，经济落后，军备亦落后，但以外交而言，却办得高明，可以说与国力不相称。”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结束，经受过辛亥精神洗礼的民国一代外交人肩负起为国争利、共破国难的使命，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弱国外交”的强劲。
1949年以后，在几代仁人志士共同努力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栏目图片皆为本刊资料）
相关阅读链接：石源华主持“民国外交人”系列文章
本刊2007年第6期至今
一位晚清外交大臣之死
1902年2月20日，俄国圣彼得堡。清朝驻俄公使馆里，一位面容憔悴、饱经沧桑的老人合上了双眼，问心无愧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
两年前的1900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年，早就觊觎中国东三省的沙皇俄国，趁机派十几万大军抢占东北，并诱使盛京将军增祺签订条约，将强占行为合法化。清廷得知增祺与俄国私下订约，大为震怒，随后派杨儒赴俄交涉。在清驻俄使馆助手陆征祥的协助下，杨儒以未获授权为借口，始终不肯在沙俄提出的野蛮条款上画押。为息沙俄之怒，已经退让惯了的清廷大员奕劻和李鸿章电令杨儒画押。不画押，朝廷不高兴；画了押，必成千古罪人。几经挣扎后，杨儒作出了对得起良心的选择：拒绝画押。
1901年3月23日下午，在画押期限仅剩三天之时，气急败坏的沙俄财长维特在会谈中向杨儒大施淫威，对其出言侮辱，杨儒始终没有屈服。然而，堂堂一国公使岂堪受此凌辱，刚直的杨儒气愤之下几近昏倒。在走出谈判会场时，情绪低落的他不慎从台阶上滑跌，右腿和左臂受伤，回到使馆后便一病不起，直至去世。
杨儒是晚清一代外交官员的典型代表，他的死预示着这一代王朝外交大臣们的命运终结。在晚清时代，国门刚被打开的中国并没有自己的职业外交家，正如复旦大学的外交史专家石源华教授所说，当时的外交家同古代一样，是来自朝廷的“封疆大吏”，他们接受的教育完全是正统的儒家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专门的国际关系学说和近代外交技能训练，一般也不懂外文，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对外交涉的要求。的确，没有“外交”的概念，也就不会培养外交官。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开始了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历史。而外交意识的薄弱，导致国家主权观念朦胧，“天下”即为满清王朝，是大部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大一统的“天下”观，才终于被西方入侵者用武力打破。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指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内敛的。在“逐鹿中原”之余，尽管有过中央王朝以征服为目的的对外侵略战争，但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对外扩张运动。而西方人的世界观则有很强的外向性，工业革命的出现更使西方文明如虎添翼。传播上帝福音的激情和由工业革命打造的坚船利炮使得殖民扩张和移民浪潮成为西方近代史的重要内容。老旧的“中央王国”和新兴的西方列强之间历史文化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后者的扩张性和侵略性要比前者强烈得多，同时也决定了两者相遇时的优胜劣败。
对杨儒之死，有人这样评论道：“杨儒是没有外交特识之人，颇惧与俄国决裂，然就此幕交涉之结果论，使有大功于国家。”杨儒用自己的生命将沙俄侵占东三省的美梦拖进了坟墓，也深深刺激了陪伴其交涉的年轻外交官陆征祥。多年后，陆征祥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当时可做什么？只有深自反省，默思中国先贤给我辈有志实事求是之青年所留的明训：‘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杨儒之死坚定了陆征祥背负国难的决心，而在清末成长起来、后来成为民国外交官的一代外交精英大都有着同陆征祥一样的悲痛记忆。
用章百家的话来说，清王朝为中国外交留下了四方面遗产。一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二是面对激烈变动的中外关系手足无措而导致的混乱、病态的外交政策。从一开始维护旧的外交模式，到后来以“忠、信、笃、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寄希望于通过遵守条约和按照国际公法行事来保护国家利益，最后，李鸿章等洋务派把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与70年代后期由欧洲传入的“均势论”结合在一起，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岌岌可危的独立，并通过与某些列强结盟来阻止另一些看上去更危险的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害，但这些政策统统失败了。三是中国进入世界之后，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四是中国人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融于中国人的胸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期待着，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
新式外交官与民族国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宣布了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彻底崩溃，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自此画上了句号。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驻俄使馆，立即引起一阵骚乱。已经成为驻俄国公使的陆征祥接到袁世凯心腹梁士诒密电，期望他能联合驻外使节，电促清帝退位。陆征祥并不知道袁世凯的政治阴谋，但是长期的驻外经历，使其对清政府的不满早已深深扎根心中，杨儒之死更是让他认清满清王朝的无药可救。几经考虑后，12月31日，陆征祥力排众议，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发电促清帝退位：“方今运遭阳九，海内分崩，即时势之所趋，宜大计之速定。”希望清廷“不以一人位置，涂炭海内生灵”。在两人的带动下，其他驻外使节纷纷表态，敦促清帝退位。
辛亥革命后在中国政坛上出现的职业外交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清朝晚期洋务运动的成果。清朝为自救而实行的洋务运动不自觉地为民国外交界做了嫁衣裳。19世纪60年代，清廷开始在各地设立同文馆，培养大量外语人才，其中优秀者被选为驻国外使馆随员，陆征祥便是典型一例。陆征祥1871年生于上海，1884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修外文，精于俄文，1893年被派往驻俄使馆任翻译，任职达11年之久。
此外，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幼童被送出国门学习，其中许多人回国后成为外交界的名流。这100多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两人，外交总长一人，内阁总理一人，唐绍仪、梁如浩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此外，顺应时事，许多年轻人以各种方式出国学习，民国外交界的佼佼者如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王宠惠等皆是如此。顾维钧在美国主攻国际法，1912年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施肇基在美国除了学习英、法、德等语言外，还遍修经济学、财政学、国政学、商务学、公法、兵法等；王正廷1907年赴美专攻法律；王宠惠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著名的法学博士，他于1907年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本英文译作仍是美国高校法学院中的经典教材。石源华表示，这些人的经历、学衔，使他们易于为国际外交界所接受和得到尊重，便于他们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施展抱负。
这些出国开眼看世界的年轻人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冲击，并把所学知识带回国内，施展自己的爱国抱负。他们早于中国普通大众接受了近代民族国家理念，摆脱了天朝上国与忠君等传统思想。
他们不仅有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而且很多人在晚清时期便涉足外交领域，除陆征祥外，施肇基、颜惠庆、伍廷芳等都曾在清政府任职，处理外交事务。这些人大都不满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而对于陆征祥这样的外交官，这种不满就更刻骨铭心了。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们顺应历史洪流，推波助澜。曾参与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外交顾问伍廷芳在《奏请监国赞成共和》、《致清庆邸书》中阐释了自己拥护共和的主张，道出了当时爱国外交人员的心声。伍廷芳坦言，“自己绝非不忠不孝之臣，辅清近30年间，殚精竭虑，屡陈改革之策，熟料朝廷冥顽不化，我行我素，百不一行。近年又假借立宪的美名，行专制之虐政，致使国将不国，怨声载道。今日义旗高举，并非廷芳忘恩负义，实际上全是因为朝廷当政者不听忠言所致。孟子曾经说过，谏之不行，言之不听，即为寇仇。更何况载涛、良弼等亲贵，重金招募亡命之徒，暗杀汉人，悬赏三等，廷芳亦在应杀之列。由此可见，背信弃义者并非我伍廷芳本人，遭受谴责者应该是忠奸不分、良莠不辨的腐败朝廷。眼下，共和旗帜已插遍大半个中国，君主立宪政权，断难再容于此后的中国。为国民前程计，也为皇室安危计，希望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劻翻然改悟，共赞共和。”
伍廷芳的奏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冲击了辛亥革命中的中国，上到清廷，下到士绅百姓，无不惊诧难言，这位后来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外交总长明确地告诉世人：清王朝并不等于中国，中国的前途在于共和。
发生在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革新了中国政治局面，将国人以往的“天下观”更新为更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理念，辛亥革命前后成长起来的一批职业外交官们，他们是辛亥精神的传播者，更是辛亥精神的实践者。石源华指出，晚清外交家的使命是在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的情况下，消极地抵御列强各种形式的入侵，力图挽救和维护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服务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为封建帝王尽忠效力，而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为其奋斗目标。他们面对外敌入侵、军阀混战的内外交困局面，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战略和主张，一再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艺术，他们为争取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收回晚清丧失的国家权利作了多方面的努力，改变了“弱国无外交”的旧规，谱写了民国外交史上有声有色的新篇章。
民国外交官的卫国之路
陆征祥与近代外交体制的确立
自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政府并存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民国外交官们也跨越了这两个时期。由于秉承职业外交官服务于国家而非特定政府的理念，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相继服务于北洋和南京两个政府。
北洋政府时期是民国时期一个特定的阶段。由于这个时期军阀当政、战乱不休，尤其是北洋政府后来成为北伐革命的对象，国共两党对之均持批判态度，视之为一个黑暗时期。而学界近年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可取。仅就与本文相关的外交方面来说，即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而这与当时中国整个社会氛围的特点紧密相关，一批新式外交官就在这一时期登上舞台，并书写了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中国的精彩与遗憾相间的历史篇章。
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要从民国初年陆征祥改组外交部讲起。
自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以来，这个专门的外交机构与清政府其他机构一样，办事效率极低，外国驻华公使把到总理衙门办事视为最头疼的一件事。慈禧太后任命五位大臣共同负责，结果造成五大臣互相推诿、议而不决的现象。1901年，清政府按照与西方侵略者签署的《辛丑条约》的规定，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在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同时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如此高的官职让陆征祥一开始不知所措，复电拒绝，然而最终还是被政府说动了。回国前，深知中国官场陋习的陆征祥明确提出就职条件：第一，外交次长应为一熟谙英文者，并提名颜惠庆为外交次长；第二，不得向外交部保荐人员，以保证外交人员专业化；第三，外交部相对独立，别人不得任意干涉外交部事务。正处用人之际的袁世凯全盘接受了他的条件。
陆征祥就任外交总长后，立即下令解散原有的外交部，依照西方国家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内容主要有：第一，按照西方国家模式拟定新的外交部组织法；第二，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等机构专业化，其外交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第三，全面调整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关系，强化外交部的权威。
陆征祥对改革不遗余力。事实证明，他的心血没有白废，中国外交机构从此走上了近代化轨道。次长颜惠庆在自传中对此评论道：“此后，总长与外国使节的会谈中，不再有因激烈争论而拍桌子的现象，也见不到来访者面红耳赤，出言不逊的情景了……处理交涉事宜更像商务谈判，交谈不再通过翻译，避免了双方对翻译的不满意和浪费时间。外国使节在不久后也相当赞同这种方法。”
民国近代化外交体制的确立，外交职能专业化程度的增强，使得相当多的外交官长期服务于外交战线，逐步形成了中国职业外交家群体。这个群体的早期代表有陆征祥、胡惟德、颜惠庆、施肇基、伍廷芳、王宠惠、曹汝霖等人，略后有伍朝枢、陈友仁、顾维钧、王正廷、郭泰祺等人，再后有王世杰等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当过民国时期的外交部长或外交总长，他们大都具有学者和外交家双重身份，不少人还有博士头衔。这些人“虽身处弱者逆境，却敢于为使中国跻身强国之林而奋力拼搏，尽管取得的外交实效并不能令后人满意，却使他们名声大振，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尊敬和推崇，而且成为国际知名外交家”。
顾维钧与山东问题
1912年4月，一位24岁的年轻人受袁世凯政府邀请由美国辗转回到中国任职，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首屈一指的外交家——顾维钧。此时的顾维钧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将会谱写一段怎样悲壮的中国外交史。
1914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包括强占山东在内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有三个选择：全部接受，以谈判来讨价还价，或拒签。全部接受非中国所愿，而袁世凯政府又无力抵抗日本的武力进攻，拒签也不可行。于是，在袁世凯授意下，由陆征祥主持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屈辱谈判。谈判开始前，顾维钧建议，日本强迫中国对“二十一条”保密，中国完全没有遵守的义务，应将相关情况透露给各列强，争取国际支援，袁世凯表示同意。于是，“二十一条”要求提出仅一周后，世界各大报纸便刊出相关报道，让日本陷入了尴尬。为了争取各列强的支持，陆征祥尽量拖延谈判时间，每次谈判开始时，他便吩咐上茶献烟，侍从们稳步慢走，又是点头，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献完毕，三小时会议已变成了两个小时，日本公使虽然心急如焚，但知道这是中国人款待宾客的礼节，也没有办法。然而，各列强国家并未采取积极而坚决的行动，中国希望获取外交支持的愿望破产了。5月7日下午，日本向中国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此时，和日本人周旋了三个多月的陆征祥已明显体力不支，而顾维钧也因病住进了医院。8日黄昏，陆征祥乘坐马车匆匆赶往顾维钧所在医院，此时的顾维钧还在发着高烧，但陆征祥已经顾不了这些了，在征得医生同意和特别安排后，他要求顾维钧按照袁世凯的意思迅速草拟一份复文，回应日本人。顾维钧反复斟酌，三易其稿，脱稿时已到凌晨4点，除了第五号内容外，中国政府几乎接受了日本全部的要求。
身心俱疲的顾维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认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别国提出有损国家主权要求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必须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个说法。于是他建议陆征祥以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一份详细声明，说明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所持立场，以及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况，陆征祥表示赞同，后得到了袁世凯的批准。5月13日，陆征祥以外交部名义全文发表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声明最后提出：“此次交涉相持至三月有余，正式、不正式会议至数十次之多，中国政府期期以争者，实只限于有碍中国主权之独立领土之完全以及与条约及各国机会均等主义相冲突之条款……意谓日本政府必能谅察中国政府之苦心维持，不幸日本政府仍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者也。” 后来，这份声明文件成为巴黎和会特别是华盛顿会议重新讨论山东问题时的一个有力证据。
自“二十一条”签订之后，顾维钧与陆征祥的心中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虽然是按照政府的指示去交涉签约的，但经手一个如此屈辱的条约是每一个爱国外交官员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当巴黎和会召开时，两人认为废除“二十一条”的时刻来到了。章百家指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人们指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结束80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特别引起中国人幻想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的一系列讲话和设立国际联盟的建议。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在法国举行。除了陆征祥与顾维钧外，参加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还有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和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为了中国能收回山东权益，代表们在列强首脑间奔走呼号。日本为了排斥中国，曾经以中国未出一兵一卒为由在预备大会上阻止中国代表团出席，陆征祥立即起身反驳道：“予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20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子，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陆征祥的一席话让各国代表颇为动容，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1月28日和29日，顾维钧同日本代表就山东问题上进行首轮论战。顾维钧未用讲稿，即席陈词。他首先从历史、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经济、地理、国防利益等方面，论证了山东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此，根据和会倡导的尊重各民族自决及领土完整的原则，要求归还山东是中国的神圣权利。接着，他对日本驱逐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表示感谢，但又指出：不能以“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中国不能失去山东，犹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演讲征服了在场的各国首脑，当日，中国代表团成为各国媒体议论的焦点。
然而，尽管中国代表团尽全力挽回，西方列强最终还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出卖了中国，消息传回国内，立刻引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五四运动”。此时，徐世昌领导的皖系北洋政府像热锅上的蚂蚁，既害怕民众“造反”，又担心外国列强不满，不敢就签字问题对代表团做出明确指示，竟然于签约前四天通知陆征祥：“电饬巴黎各委员，对于合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此时，代表团总部云集了大批中国政治领袖、学生组织和华侨代表，要求代表团拒签合约。在代表团内，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也坚决支持拒签。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签下“二十一条”的陆征祥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下午3点，在对德和约签字的凡尔赛宫，中国代表团两个空空的席位震动了全世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会场外，一位中国记者被法国、美国记者团团围住，当得知实情后，一名美国记者高呼：“今天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啊！”
拒签对德和约让中国赢得了声望，但五位代表团成员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拒签和约就代表着与德国还处于交战状态，为了使政府有转圜的余地，代表团成员决定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引咎辞职，后在取得政府的谅解后，他们继续完成了拒签对德和约的善后事宜及对奥合约的签字。
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并没有使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们放弃争取国权的努力。一战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自19世纪末以来称霸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六个大国，德国战败，法国和英国受损，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只有日本和美国获利，于是，日美矛盾成为战后亚太地区的主要矛盾。此时，英国有意放弃英日同盟，投向美国，两国逐步形成联合对日的局面。1921年7月，在美国提议下，列强决定召开限制军备及解决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中国在解决山东问题上再次出现了转机。于是，中国政府正式委派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和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全权代表，赴会谈判。
巴黎和会后，日本费尽心机希望能和中国直接交涉，直接交涉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这是中国民众所不能接受的。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强烈反对将山东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在英美两国的周旋下，中日同意在华盛顿会议之外进行谈判，英美观察员全程参加，会议决议案列入华盛顿会议记录，倘若议而不决，山东问题仍提交大会。
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三位代表按自己的专长进行了分工：施肇基负责撤军及撤销和移交外国邮局问题；法学博士王宠惠自愿承担起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二十一条”问题；租借地、势力范围、关税、山东及废除和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归顾维钧负责。在实际辩论中，他们都可以互相插话配合。这种具有章法和组织性的交涉方式，让日方代表颇感压力，况且，和日方交涉的三人都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中国职业外交官，日本已经无法像欺瞒满清大臣那样对待这些中国的新面孔了。
在废除“二十一条”问题上，日方代表币原喜重郎表示坚决不能同意，他宣扬日本已经放弃了在南满与东部内蒙古所要求的铁路借款及关税担保借款的优先权；放弃了在南满聘用日籍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的优先权；撤回对“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的保留权。这些与原来的“二十一条”已有了很大变化。对此，王宠惠答辩称：日本不肯放弃中日条约及换文，使中国代表团引为最大遗憾。中国认为这个条约完全是由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在法律上并不能成立且违反正义，因此中国要求重加审议。
胶济铁路问题是中日山东问题谈判的另一大问题，中国代表同日方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谈判。日方代表提出，德国和日本统治山东时所建的公产，除领事馆办公、居住及监狱用房，以及学校、庙宇、墓地等需要留作日本使馆和日本社团使用外，余则索偿交还。施肇基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如果“索偿”，就等于是日本售卖，而不是归还中国政府了。日方代表则强硬坚持自己的立场，理由是领土权和所有权不同，领土权可以归还，所有权则必须偿还才能归还。施肇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自1915年以来，青岛海关每年以税收的20%交付日本经营青岛，此款即可作为青岛公产赔偿金。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在英、美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妥协：日本不明提赔偿原则，中国也不追论海关津贴，中国酌价付给日本占领时获得或建造财产的若干成。
中日两国谈判历时两个月，在顾维钧等人的努力下，中日双方于1922年2月4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不仅完全恢复了在山东地区的主权，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而且在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胶济铁路和其他经济权益的所有权。此次谈判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陈友仁与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
民国时期，除了在华盛顿会议上收回了山东权益以外，北伐时期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则是另一件让中国人振奋的事情。
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为了推翻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两党于1926年底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运动，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1927年元旦，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和北伐胜利的活动，英租界当局派出军队镇压，造成中国人员死伤。愤怒的群众冲进汉口、九江英租界，宣布将其收回，后武汉国民政府迅速接管了两地。驻北京英国公使馆于1月6日派代表赴武汉对此事进行交涉，而国民政府也希望通过谈判使英方承认既成事实，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交涉任务。
交涉开始时，英国谈判代表自恃有军舰保驾而态度强硬，公然要求国民政府退还租界。陈友仁表示，如果按照英方的要求处理，国民政府将丧失声誉甚至垮台，那么就没有权威来控制民众的愤怒情绪，更谈不上保护英人财产了，因此必须以新的状况为依据。此后，双方谈判达16次，基本达成协议，由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改为中国的市政特别区，设管理委员会，华人四名，英人三名，委员主席为华人。
然而，就在谈判时，不甘心失败的英国急忙从本国和印度征调1.2万名“中国远征军”向中国进发，同时照会美国政府共同出兵保卫上海租界。陈友仁闻讯异常气愤，拒绝在业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并于1月30日发表对英宣言。陈友仁在宣言中表示，英国军队公然派军队在上海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政府不得不将其视为是一种威胁行为。“际此时期，签订协定，是受威吓而答复也。此种答复，必非真实之意思表示，故所签之协定，亦决不能发生效力。”
陈友仁拒绝签字的宣言铿锵有力，义正词严，给英国政府当头一棒。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还从来未遇到过这样强硬的中国外交官，他们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不知所措。宣言让英国在盟友中陷入了孤立。美国人明白，一旦随英国出兵干预租界之事，势必会引起中国反感，其在华利益必将受到损失，于是，美国国务卿明确表示愿意同中国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并郑重声明“须至中国政府不保护外人时，方才出兵”。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日本各国也都害怕引火烧身，不愿意出兵相助英国。
陈友仁拒绝签字也在英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伦敦外汇市场交易清淡，钢铁业股票下跌；曼彻斯特市政局要求政府撤回对华军队；共产党机关报《劳工生命》号召工人共同奋斗，反对对华武力干涉；英国政界见各国对中国同情日深，敦请政府迅速调整对华策略。2月10日，英国政府终于决定让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伦敦发表演说，声明英国军队“将驻扎于租界之内，除非有严重之事发生，必不越租界范围而行动，卷入中国武人竞争之漩涡”；宣布除自印度出发已经在途中之军队即将在沪埠登陆外，其他调自地中海及英国本土的军队将改而在香港集中。12日，英方代表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张伯伦的演说词要旨交给陈友仁。
面对英国的退让，陈友仁并没有掉以轻心，他再次向英国军队登陆和驻扎公共租界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表示，“汉案之协议，乃根据汉口现在之新情形事实而定，故不能作为将来解决他处英租界或别国租界问题之前例也。”19日、20日，陈友仁和英方签署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协定，自此，两地正式收回。
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给各国列强很大震慑。3月23日，当国民革命军占领镇江后，英国驻镇江领事奉命致函江苏交涉署，声明英国政府极愿交还镇江英租界，拟于24日下午撤除租界内巡捕岗位，一切均由中国派警按岗维持，以期相安。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陈友仁也被人们誉为“革命外交家”。
弱国外交之殇
外交官的无能为力
华盛顿会议前，顾维钧曾与一位美国外交家谈论东亚局势和中国遭强邻紧逼情况，希望其能支持中国，对方反问道：“何以中国以如此辽阔之幅员，富厚之天产，众多之人民，竟不能自强其国，而反以外侮为忧乎？”一时间，能言善辩的顾维钧竟无言以对。
自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结束，尤其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的中国，陆征祥、顾维钧、陈友仁这些外交官们，实际上形成了一道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屏障，用自己微薄之力从列强手中夺回属于中国的权益。然而，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让这些外交官们在对外交往时更多的感觉还是无能为力。陆征祥在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时，曾请著名书法家林纾书写“不要忘记马关”六个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然而，“二十一条”的签订、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让这位一心报国的外交官员内心充满了痛苦。在签下“二十一条”时，陆征祥对袁世凯说：“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今日之苦，只说陆征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直到晚年，陆征祥仍保存着一张“二十一条”签字后的报纸，并对人说：“这是一件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
从1921年到1928年，短短八年，在北京担任过国务总理的达24人次，没有一届政府能集聚全国之力一致对外，这给各国列强提供了拒绝放弃条约特权的借口。北伐时期，北京政府宣布中国与比利时之间签于1865年的不平等条约失效，但比利时外交总长发表宣言表示“绝不承认”，其理由之一便是“中国现在之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全国而宣布中比条约之失效。故中国虽取消，而比国绝不承认。”政府的不稳定也使身处对外交涉第一线的职业外交家们倍感艰辛，纵是全力以赴，也难以达到理想结果。顾维钧在经手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后一再要求辞职，他致电张作霖等人表示：“对外交涉，故恃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之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可言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言语间充满着不满而又无可奈何。
政局混乱导致财力拮据，又给对外交涉增添了变数。在华盛顿会议上，顾维钧等人就收回胶济铁路一项同日方进行交涉时，日方提出中国向日本“借款赎路”的要求。中国代表们当即反驳：铁路已经修好运营，根本不需要贷款，只存在偿还的问题。顾维钧在答辩时还表示：“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在中国既不需要借债、也无需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然而，尽管在前方交涉的代表们据理力争，但自国内返回来的信息却让人大失所望：政府根本无法筹集到这笔资金。从当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形势看，即使真能募集到2500万元这样一笔巨额外汇，也会在金融界产生货币危机。最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原则上接受了日本的贷款协定。
国家落后，外交官挨打
章百家谈到，在如何处理内政与外交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总是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方面，掌握着中央政权的历届统治者们总是感到自己实力不足，既缺乏民众支持，内部又充满矛盾。因此，他们总是企图获取外国势力的支持，依靠外国的援助来对付国内的反叛，并通过协调与各列强的关系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一个始终困绕着他们的难题是，在与列强的交易中，他们所能垫付的仅有国家的权益，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
然而，政府垫付国家权益所激起的民愤，首当其中地便会发泄在外交人员身上。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自“五四运动”之后到抗日战争结束前，谁跟日本人交涉，谁就“倒霉”，不管这些外交官们是否尽力挽回了国权。自“火烧赵家楼”之后，外交官挨本国民众的打，已经不是新闻。
民众的爱国运动是促成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拒签的原因，然而，在此期间，代表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恐吓信，这使陆征祥、顾维钧等人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在签订对德和约的前几天，学生代表郑毓秀突然出现在陆征祥下榻地方的花园内，摘了一支玫瑰花藏在衣服里，在接近陆征祥时，突然顶住陆征祥的腰部，警告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不会放过你。”中国代表团成员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1927年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努力，似乎也被尘封在了历史中。
在南京政府时期，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做挡箭牌的外交官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王正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8年6月，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负责与日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交涉开始时，面对日方要求中国政府道歉的无理要求，王正廷曾义正言辞地驳斥日本代表：“济南惨案的发生，出自日本兵枪杀中国百姓，向日本道歉、赔偿，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逐渐放弃了原有立场，同意“双方互相道歉”，使王正廷的交涉成效大打折扣，结果家中被愤怒的群众打砸。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正廷立即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要求他马上电告日本政府，迅速命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回原来驻地。同时，王正廷电令在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面对严重的事态，王正廷请国民党大员们商讨对策，然而，这些国民党高官除了发急电请蒋介石从“剿共”前线回南京主持大局以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后王正廷又两次向日本提出抗议，而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让王正廷的努力付诸东流。9月28日，怒火中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王正廷办公室大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对其指责，并用棍棒将其殴打成重伤，致使王正廷的膝盖严重骨折。
就在王正廷被打的同时，身在国联进行交涉的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后来，顾维钧、郭泰祺同样有过被打经历。
对于这些外交官们来说，民众出于爱国热情做出的过激行为，他们只能默默承受。然而，国民政府重内政轻外交的政策，更让他们在对外交涉时有苦难言。1933年2月24日，经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在日内瓦反复交涉，国联大会终于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的侵略活动遭到国联投票否决。但就在中国外交官们在日内瓦积极寻求国际支持时，却传来国内正在进行中日停战谈判的消息。顾维钧多次致电外交部，询问政府真实意图：“中央究竟持何政策，前方军事真相如何，尚祈开诚密示，庶可内外呼应，不致对外论调太离事实也。”其实，当时负责同日方谈判的人员并不在外交部，连外交部长罗文干对此都一无所知。直到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后，顾维钧才收到汪精卫关于“河北停战协定谈判”的声明书。罗文干一气之下，愤而提出辞职。顾维钧感慨道：“我们现在的处境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的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内保密、对外遮掩政策，不仅使中国代表在国际交涉中难以采取一致行动，而且严重损伤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国家地位与国际形象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在1935年之后发生了改变，他意识到日本人对他的威胁要比共产党大许多，1936年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两党合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外交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支援，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的贡献赢得了世界的尊重。随着《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中国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1943年1月，经过谈判，中国同美国、英国签订了《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建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之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了平等互惠的新条约。这是让中国外交官们扬眉吐气的时期，多年的磨练使他们在一个较为公平的国际环境中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石源华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成员，使得中国百年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成为现实，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四大国的行列，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为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施展才能的机会。
1943年，当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和顾维钧、施肇基一起并肩作战的王宠惠跟随蒋介石远赴埃及，参加击败日本法西斯和构建战后东亚秩序的开罗会议。多年的外交经历使王宠惠在关键时刻能够为蒋介石提供较为中肯的建议，维护了国家利益。在起草开罗宣言时，英国代表提出应将“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因为对于日本其他占领地区都没有说明归还何国，独对满洲、台湾、澎湖声明应归还中国，似不一律。王宠惠表示，如此修改，中国不能赞同，世界各国，亦将立即起疑。世人皆知此次世界大战，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起，而中国人的作战目的，也只在贯彻反侵略主义，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士将深感困惑，故中国难以接受这种文字修改。英国代表之意，虽谓归还中国系属不言而喻，但外国人士对于东北、台湾、澎湖等地，常有各种离奇言论和主张，贵代表当时有所闻，今天如果不明言归还中国，则联合国共同作战与反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故主张维持美国原案之字句。王宠惠的意见获得了认可。
对于朝鲜的前途，王宠惠坚持“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英国希望将原草案这一点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等等。王宠惠表示，仅仅说“脱离日本之统治而不言其他，则将为远东将来留一重大之问题，殊非得计，应与此时确定其将来自由独立之地位，并谓宣言中关于此点，自中国及远东观之，乃极重要。”王宠惠的坚持为日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章百家认为，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它也与国民政府为抗战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分不开。这些努力包括：制订并贯彻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客观地看，战时国际环境渐趋有利于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英等同盟各国本身的需要。
参与筹建联合国
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成为筹备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之一。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然而，具体负责中国代表团事务的则是顾维钧。此时的顾维钧已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外交家。
当时，国民党政府想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顾维钧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中国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团结统一的形象。作为已经身经百战的职业外交官来说，民族的利益要高于党派利益，这是基本的信条。于是，当国民党的领导人表示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时，顾维钧推荐了董必武。顾维钧在做驻法大使时，与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对他通晓国际事务颇感惊异，虽然在许多政治问题上两人看法不尽相同，但这并没有妨碍顾维钧对董必武的欣赏。
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中，托管制度问题引起了与会各国的争论。美国希望将托管领土置于安全理事会之下，引起苏联和一些国家的反对。中国代表团提出，托管领土的行政权力不应仅仅委诸个别国家政府，联合国也应担负管理工作。几经讨论后，中国的提案获得通过。在托管委员会开会时，顾维钧提议要求托管领土根据各自的特殊状况和当地人民的意愿，朝着独立或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这一提议立刻遭到法国、英国等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西方国家的反对。有西方代表找到顾维钧，询问如果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一个永久性职位，中国会不会放弃原来的立场。顾维钧表示：“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图，但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含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托管领土居民的利益，我们同样关心整个世界，甚至还关心管理当局的福利。”顾维钧说，“中国希望看到新托管制度取得成功，也希望包含在新托管制度内的这一终极目标，有助于该制度赢得全世界公众的信赖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其取得成功。”
一位美国将军曾对顾维钧说：“你们中国人样样不如人，政治不修，科学落后，经济落后，军备亦落后，但以外交而言，却办得高明，可以说与国力不相称。”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结束，经受过辛亥精神洗礼的民国一代外交人肩负起为国争利、共破国难的使命，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弱国外交”的强劲。
1949年以后，在几代仁人志士共同努力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栏目图片皆为本刊资料）
相关阅读链接：石源华主持“民国外交人”系列文章
本刊2007年第6期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