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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绘画是中华绘画的最高峰，期间著名画家有范宽、李成、郭熙、王诜、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山水画大家，李公麟等人物画大家，创作了千古名作《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等风俗画大家。宋代绘画突出的成就是文人画理论的提出、奠定，主要代表人物是大文豪苏轼、米芾等人，文人画在技法上以水墨写意为主，注重表达性情、意气，讲究文化修养，追求自然含蓄的意境，与拘泥形似的画工画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后的元四家将文人画继承发扬，将其推向了巅峰。对于远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岭南重镇桂林，在中国绘画兴盛期的宋代有哪些画家、画坛处于何种景象等，笔者通过有关文献史料，勾勒出大致面貌并展开探论。
桂林宋代畫家概绍
宋代比较重视岭南地区的经营管理，桂林成为当时的岭南重镇，北宋为广南西路治所，并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升格为静江府，全权管辖广南西路25州。为更好地建设发展桂林乃至整个广西、岭南地区，终宋一代，宋政府常委派一些俊彦之士到桂林任职，他们的到来，不仅为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贡献力量，也传来了先进的文化，其中不少即为丹青名手，笔者遍检文献资料，将之概绍如下：
燕肃（991—1040），字穆之，一字仲穆，一署上谷，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北宋真宗朝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故人称燕龙图。燕肃学识渊博，巧思过人，精天文物理，曾创造发明指南车、记里鼓、莲花漏等仪器，著有《海潮论》，绘《海潮图》说明潮汐原理。其工诗善画，画山水寒林，不设色彩，画竹超然脱俗，浑然天成，已脱画工之匠气，而显诗人之雅丽，为文人画之先驱。燕肃曾在京城太常寺作屏风画，许、雒等佛寺中作巨幅壁画。宋真宗时，名臣寇准推荐燕肃为殿中侍御史，提点广南西路刑狱。真宗天禧二年（1018）中元节，在桂为官的燕肃与广西转运使俞献可等人同游桂林七星岩，兴浓所至，燕肃以悬针篆亲书七星岩同游题名，并由刻工刊于七星岩洞口北壁，现为桂林存世最早的宋代摩崖石刻。虽然文献没有记载燕肃为官桂地时的绘画活动和绘画作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文人画先驱的燕肃在桂期间，闲暇之余，定会泼墨抒情寄怀，再现那秀丽妩媚的桂山漓水，创作出一幅幅清逸绝俗的美妙画卷。图1为燕肃《春山图》，纸本，墨笔，纵47.3、横115.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世称米南宫，吴人，祖籍太原，后徙湖北襄阳，晚居江苏镇江，北宋徽宗宣和时擢为书画学博士；其天资高迈，个性萧散怪异，举止痴颠，遇石呼为兄，世称“米颠”。米芾官场并不得意，然能诗文，书画自成一家，精于鉴别，擅长水墨山水，所作山水，源出董源，天真烂漫，枯木松石，常出新意。他以山水古今为师，信笔为之，多烟云烘染，不求工细，开创出一种自然平淡、逸趣横生的大写意水墨山水画风格，人称“米氏云山”，为北宋最为标新立异、引人瞩目的画家，是文人画的突出代表人物。书法为宋代四大家之一，著有《书史》《画史》等书。米芾于北宋神宗熙宁间在桂林地区担任临桂尉，任满后寓居桂林西山资庆寺。熙宁七年（1074）5月30日，米芾与友人游览桂林伏波山还珠洞，并题名。米芾事务之余，还游览了桂林一带的青山绿水、奇峰异洞，曾作《阳朔山图》，题跋曰：“余少收画图，见奇巧皆不录，以为不应如是。及长，官于桂，见阳朔山，始知有笔力不能道者。向所不录，翻恨不巧矣。夜坐怀所历，作于阳朔万云亭。”此图虽已失传，但凭借此作，米芾成为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绘写桂林山水的画家。图2为米芾《珊瑚笔架图》，纸本，墨笔，纵26.6、横47.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季友直，善画山水，曾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画《冰天》《桂海》二图。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3月范成大（图3）来到桂林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掌广西军政大权。次年（孝宗淳熙元年）8月，范成大与僚属游桂林佛子岩，季友直当时为范成大作《冰天》《桂海》二图，《冰天》描绘了范成大出使金国北渡黄河时的情景，《桂海》则图绘出了当时范成大一行游览佛子岩道中的情形，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可惜俱未流传于世。范成大《石湖集》中即记录了季友直为其作画一事，曰：“画工季友直为余作冰天桂海二图，冰天画使北虏渡黄河时，桂海画游佛子岩道中也。”季友直生平不详，从以上史料分析，应是常跟随范成大左右之僚属中一颇有文化修养、擅长山水画之画工，才能身临其境地再现当时的景象。
施进之，曾为范成大绘肖像画。淳熙二年（1175）正月，范成大转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离开桂林途中，行至兴安严关时，施进之追至，将自己为范成大作的肖像画赠之（图3），以示怀念之情，范成大感之，在画上作诗，并题曰：“施进之追路出严关，且写予真，戏题其上。”在此，范成大与为其饯别的同僚二十一人游赏了当地名胜乳洞，诗《兴安乳洞有上中下三岩，妙绝南州，率同僚饯别者二十一人游之》，其中“南游冠平生，已去首犹回”句，表达了对桂林、对广西的依依不舍之情，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水风光，还认识交接了不少好友同仁。在到四川任职途中，范成大根据在桂期间的所见所闻，撰写出了《桂海虞衡志》（图4）一书，记载了当时广西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气候地貌、山川洞岩等内容，为人们了解广西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施进之，生平不详，从以上资料看，应乃为官之人，为范成大在桂期间之同僚，与范成大交情颇深，擅长人物画。
方信孺（1177—1222），字孚若，号好庵等，福建莆田人，他才华出众，未及冠便能诗会文，有《南海百咏》《南冠萃稿》《南辕拾稿》《桂林丙》三集、《击缶编》《好庵游戏集》等著作。方信孺于南宋宁宗开禧年间出使金国，“以口舌折强敌”，大义凛然，不辱使命，获天下赞誉，《宋史》有传。方信孺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至桂林，初任提点广西刑狱，不久任广西转运判官，在桂林任职的数年时间里，为官政简刑清，甚有政声。方信孺在桂林期间，足迹遍及了桂林各处美景胜地，也留下了不少题刻。嘉定八年（1215）8月，方信孺从幕僚米秀实（其为米芾曾孙）手中借来米芾自画像真迹，摹写镌刻于桂林伏波山还珠洞，并作《宝晋米公画像记》，以记其事。画像（图5）位于米芾题字“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旁侧，上方刻有宋高宗御赞：“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亦然，纵览起予。”右侧镌有米芾子米友仁跋语：“先南宫戏作此小像，真迹今归于御府。”画像高一尺三寸，画中之米芾呈正面全身立势，面庞饱满，右手两指伸出，不知所指，头冠足履，宽袍大袖，胡须、衣袖、裙摆等随风飘起，尽显米芾潇洒不羁、丰神飘逸之气。此画像虽为临摹之作，但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劲健，神态逼真，自然生动，有呼之欲出之感，“使来者尚可以想象其凌云御风之高致云”，显示了方信孺相当高的绘画功力和天赋。
宋代无桂林本土画家分析
以上概绍了桂林宋代画家，他们都是来桂为官的饱学名士，公务之余，以水墨丹青遣兴怡情，基本上属于文人画家，其中并没有一个桂林本土画家。缘何在文化艺术高度发达昌盛的宋代，桂林籍画家却空无一人呢？主要有如下之原因：
（一）经济落后，“土瘠民贫”。广西地处边远地区，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建设在宋代虽有一定发展，但比起一些发达地区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宋政府平定侬智高后，因广西经济衰落不堪，百姓困苦，朝廷每年从多处地区部门拨赠衣绢、絁、绵、米、盐、钱等若干给广西，仅铜钱就有一百一十余万缗。南宋范成大入桂林任职时，当时广西财政收入极其拮据窘困，财政收入主要靠盐货。与范成大同时代在桂为官的周去非就在《岭外代答》中言：“广西地带蛮夷……一郡不富浙郡一县。”广西一个郡尚不如其他发达地区一个县富足，可见经济落后到何种地步。作为广西一部分的桂林，当时的状况亦是可想而知的，经济财政常常也要仰赖其他地区，如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朝廷从广东财政收入中拨了五万贯给静江府（今桂林）当年使用，继而又拨了十万贯给予次年使用。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艺术没有经济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是难以茁壮成长、兴盛繁荣的，这是整个宋代无桂籍画家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稀少。宋代桂林及整个广西地区人口非常稀少。据史料记载，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184）时，桂州（今桂林）辖临桂等11县，共计56791户主户、9553户客户，主客户总计不过六万余户，按平均一户5人计算，总计不过三十余万人，而繁华富庶的开封府在相隔不久的徽宗年间有二十六万余户，人口很可能有百万左右，甚至以上。人口的稀少自然对应了绘画创作人才的寡乏，这也是宋代无桂籍画家的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宋代离现在有约千年光阴，岁月悠悠，诸多文献史料经沧海桑田，难免有一些遗逸缺失，故还有待今人去发现挖掘。与此同时，宋代虽然没有关于桂籍画家的任何记载，但桂林及整个广西的书画艺术产业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和发展以及存在着一定书画活动的开展。
根据文献记载，當时广西多用阉鸡颈毛做毛笔，另有用兔毫做笔，而桂林所制之羊毫笔品质绝佳，名声响亮；人们用融结于山岩的石绿淘取英华，作为绘画的颜料；又用本地区的特产柚子，将皮剥下，卷皮蘸墨用来拓碑，用柚子皮代替毡刷，宜墨而不损纸。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桂地存在着一定的书画产业市场和书画艺术活动，这当然与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那些至桂之满腹经纶的文士名流有莫大关系，在他们建设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同时，用他们丰足的精神财富，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学识修养、艺术素质等等。经过若干年的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再加上桂地人民的聪颖奋发，至元代，终于有了有史料文献记载以来的第一位桂林籍画家——丁方钟（图6）。
桂林宋代畫家概绍
宋代比较重视岭南地区的经营管理，桂林成为当时的岭南重镇，北宋为广南西路治所，并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升格为静江府，全权管辖广南西路25州。为更好地建设发展桂林乃至整个广西、岭南地区，终宋一代，宋政府常委派一些俊彦之士到桂林任职，他们的到来，不仅为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贡献力量，也传来了先进的文化，其中不少即为丹青名手，笔者遍检文献资料，将之概绍如下：
燕肃（991—1040），字穆之，一字仲穆，一署上谷，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北宋真宗朝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故人称燕龙图。燕肃学识渊博，巧思过人，精天文物理，曾创造发明指南车、记里鼓、莲花漏等仪器，著有《海潮论》，绘《海潮图》说明潮汐原理。其工诗善画，画山水寒林，不设色彩，画竹超然脱俗，浑然天成，已脱画工之匠气，而显诗人之雅丽，为文人画之先驱。燕肃曾在京城太常寺作屏风画，许、雒等佛寺中作巨幅壁画。宋真宗时，名臣寇准推荐燕肃为殿中侍御史，提点广南西路刑狱。真宗天禧二年（1018）中元节，在桂为官的燕肃与广西转运使俞献可等人同游桂林七星岩，兴浓所至，燕肃以悬针篆亲书七星岩同游题名，并由刻工刊于七星岩洞口北壁，现为桂林存世最早的宋代摩崖石刻。虽然文献没有记载燕肃为官桂地时的绘画活动和绘画作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文人画先驱的燕肃在桂期间，闲暇之余，定会泼墨抒情寄怀，再现那秀丽妩媚的桂山漓水，创作出一幅幅清逸绝俗的美妙画卷。图1为燕肃《春山图》，纸本，墨笔，纵47.3、横115.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世称米南宫，吴人，祖籍太原，后徙湖北襄阳，晚居江苏镇江，北宋徽宗宣和时擢为书画学博士；其天资高迈，个性萧散怪异，举止痴颠，遇石呼为兄，世称“米颠”。米芾官场并不得意，然能诗文，书画自成一家，精于鉴别，擅长水墨山水，所作山水，源出董源，天真烂漫，枯木松石，常出新意。他以山水古今为师，信笔为之，多烟云烘染，不求工细，开创出一种自然平淡、逸趣横生的大写意水墨山水画风格，人称“米氏云山”，为北宋最为标新立异、引人瞩目的画家，是文人画的突出代表人物。书法为宋代四大家之一，著有《书史》《画史》等书。米芾于北宋神宗熙宁间在桂林地区担任临桂尉，任满后寓居桂林西山资庆寺。熙宁七年（1074）5月30日，米芾与友人游览桂林伏波山还珠洞，并题名。米芾事务之余，还游览了桂林一带的青山绿水、奇峰异洞，曾作《阳朔山图》，题跋曰：“余少收画图，见奇巧皆不录，以为不应如是。及长，官于桂，见阳朔山，始知有笔力不能道者。向所不录，翻恨不巧矣。夜坐怀所历，作于阳朔万云亭。”此图虽已失传，但凭借此作，米芾成为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绘写桂林山水的画家。图2为米芾《珊瑚笔架图》，纸本，墨笔，纵26.6、横47.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季友直，善画山水，曾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画《冰天》《桂海》二图。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3月范成大（图3）来到桂林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掌广西军政大权。次年（孝宗淳熙元年）8月，范成大与僚属游桂林佛子岩，季友直当时为范成大作《冰天》《桂海》二图，《冰天》描绘了范成大出使金国北渡黄河时的情景，《桂海》则图绘出了当时范成大一行游览佛子岩道中的情形，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可惜俱未流传于世。范成大《石湖集》中即记录了季友直为其作画一事，曰：“画工季友直为余作冰天桂海二图，冰天画使北虏渡黄河时，桂海画游佛子岩道中也。”季友直生平不详，从以上史料分析，应是常跟随范成大左右之僚属中一颇有文化修养、擅长山水画之画工，才能身临其境地再现当时的景象。
施进之，曾为范成大绘肖像画。淳熙二年（1175）正月，范成大转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离开桂林途中，行至兴安严关时，施进之追至，将自己为范成大作的肖像画赠之（图3），以示怀念之情，范成大感之，在画上作诗，并题曰：“施进之追路出严关，且写予真，戏题其上。”在此，范成大与为其饯别的同僚二十一人游赏了当地名胜乳洞，诗《兴安乳洞有上中下三岩，妙绝南州，率同僚饯别者二十一人游之》，其中“南游冠平生，已去首犹回”句，表达了对桂林、对广西的依依不舍之情，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水风光，还认识交接了不少好友同仁。在到四川任职途中，范成大根据在桂期间的所见所闻，撰写出了《桂海虞衡志》（图4）一书，记载了当时广西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气候地貌、山川洞岩等内容，为人们了解广西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施进之，生平不详，从以上资料看，应乃为官之人，为范成大在桂期间之同僚，与范成大交情颇深，擅长人物画。
方信孺（1177—1222），字孚若，号好庵等，福建莆田人，他才华出众，未及冠便能诗会文，有《南海百咏》《南冠萃稿》《南辕拾稿》《桂林丙》三集、《击缶编》《好庵游戏集》等著作。方信孺于南宋宁宗开禧年间出使金国，“以口舌折强敌”，大义凛然，不辱使命，获天下赞誉，《宋史》有传。方信孺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至桂林，初任提点广西刑狱，不久任广西转运判官，在桂林任职的数年时间里，为官政简刑清，甚有政声。方信孺在桂林期间，足迹遍及了桂林各处美景胜地，也留下了不少题刻。嘉定八年（1215）8月，方信孺从幕僚米秀实（其为米芾曾孙）手中借来米芾自画像真迹，摹写镌刻于桂林伏波山还珠洞，并作《宝晋米公画像记》，以记其事。画像（图5）位于米芾题字“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旁侧，上方刻有宋高宗御赞：“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亦然，纵览起予。”右侧镌有米芾子米友仁跋语：“先南宫戏作此小像，真迹今归于御府。”画像高一尺三寸，画中之米芾呈正面全身立势，面庞饱满，右手两指伸出，不知所指，头冠足履，宽袍大袖，胡须、衣袖、裙摆等随风飘起，尽显米芾潇洒不羁、丰神飘逸之气。此画像虽为临摹之作，但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劲健，神态逼真，自然生动，有呼之欲出之感，“使来者尚可以想象其凌云御风之高致云”，显示了方信孺相当高的绘画功力和天赋。
宋代无桂林本土画家分析
以上概绍了桂林宋代画家，他们都是来桂为官的饱学名士，公务之余，以水墨丹青遣兴怡情，基本上属于文人画家，其中并没有一个桂林本土画家。缘何在文化艺术高度发达昌盛的宋代，桂林籍画家却空无一人呢？主要有如下之原因：
（一）经济落后，“土瘠民贫”。广西地处边远地区，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建设在宋代虽有一定发展，但比起一些发达地区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宋政府平定侬智高后，因广西经济衰落不堪，百姓困苦，朝廷每年从多处地区部门拨赠衣绢、絁、绵、米、盐、钱等若干给广西，仅铜钱就有一百一十余万缗。南宋范成大入桂林任职时，当时广西财政收入极其拮据窘困，财政收入主要靠盐货。与范成大同时代在桂为官的周去非就在《岭外代答》中言：“广西地带蛮夷……一郡不富浙郡一县。”广西一个郡尚不如其他发达地区一个县富足，可见经济落后到何种地步。作为广西一部分的桂林，当时的状况亦是可想而知的，经济财政常常也要仰赖其他地区，如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朝廷从广东财政收入中拨了五万贯给静江府（今桂林）当年使用，继而又拨了十万贯给予次年使用。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艺术没有经济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是难以茁壮成长、兴盛繁荣的，这是整个宋代无桂籍画家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稀少。宋代桂林及整个广西地区人口非常稀少。据史料记载，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184）时，桂州（今桂林）辖临桂等11县，共计56791户主户、9553户客户，主客户总计不过六万余户，按平均一户5人计算，总计不过三十余万人，而繁华富庶的开封府在相隔不久的徽宗年间有二十六万余户，人口很可能有百万左右，甚至以上。人口的稀少自然对应了绘画创作人才的寡乏，这也是宋代无桂籍画家的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宋代离现在有约千年光阴，岁月悠悠，诸多文献史料经沧海桑田，难免有一些遗逸缺失，故还有待今人去发现挖掘。与此同时，宋代虽然没有关于桂籍画家的任何记载，但桂林及整个广西的书画艺术产业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和发展以及存在着一定书画活动的开展。
根据文献记载，當时广西多用阉鸡颈毛做毛笔，另有用兔毫做笔，而桂林所制之羊毫笔品质绝佳，名声响亮；人们用融结于山岩的石绿淘取英华，作为绘画的颜料；又用本地区的特产柚子，将皮剥下，卷皮蘸墨用来拓碑，用柚子皮代替毡刷，宜墨而不损纸。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桂地存在着一定的书画产业市场和书画艺术活动，这当然与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那些至桂之满腹经纶的文士名流有莫大关系，在他们建设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同时，用他们丰足的精神财富，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学识修养、艺术素质等等。经过若干年的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再加上桂地人民的聪颖奋发，至元代，终于有了有史料文献记载以来的第一位桂林籍画家——丁方钟（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