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探寻“输入型软着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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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国内外经济观察家们都认为,2008年甚至到2009年的中国经济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而是最为关键的时期。人们对于防止经济全面过热、防止全面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预测,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不久前,摩根士丹尼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来皖,本刊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他。
  
  一、解析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轨迹
  
  宋宏:很高兴有幸访问您。你知道,中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进入了高速的增长,统计公报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并且这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比较低的通货膨胀。但是到2006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的迹象开始出现,2007年间通货膨胀逐渐上升;同一时期,“流动性过剩”迹象也出现了,2007年央行采取提高商业银行贷款准备金率等调控手段,似乎并没能遏制住“流动性过剩”的发展势头,由此将防止经济全面过热和全面通货膨胀的问题提了出来。我想请教你是怎么分析这一现象的?
  王庆: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实经济学家并不懂未来,他说不清楚未来到底是怎么个方向。但是经济学提供了分析方法,使人们知道一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可以解释它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从2002年到2003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五年时间,但是向前看却有很多不确定性。提出“两防”乃至实现“两防”,首先有必要理解这五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轨迹,从而才能认清其原因,然后对症处置。2002年,中国加入WTO;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达到了两位数。随后的几年,GDP高增长,通货膨胀比较低,外贸顺差一年比一年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达到了将近1.5万亿,是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就是出现所谓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后面又出现所谓“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包括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提出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消费等等一系列政策。
  到底应怎么看待这些现象?我从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来分析这个问题。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一国经济也有供给和需求,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在教科书上,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交点是价格和数量。但是中国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的这个供给曲线有点怪,这五年间它是一个水平的供给曲线,绕着一点开始向上倾斜。在发展经济学当中,描述一个国家经济如果有剩余劳动力的时候,是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模型——水平的供给曲线。经济在沿着供给曲线扩张的时候,没有通货膨胀。在有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经济扩张的时候增加劳动力需要,但是有剩余劳动力,所以只是以当前工资的水平来不断地扩张劳动力的规模。这样,经济再扩大,也不会有通货膨胀,这是一个简单的理论的抽象,是对中国经济过去四五年的变化进行描述的一个出发点。
  过去的经济扩张,严格说来是从2003年开始的,如果要找一个契机的话,就是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剩余劳动力结合的过程。第一,中国加入WTO,很多国家进一步对中国的产品开放他们的市场,中国突然发现对自己的产品有很多需求,这样需求曲线就发生了向右移动,结果是价格没有发生变化,数量增加了。而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种特殊的形状,在实际中就是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2002年到2006年,总的概况来讲是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第二,这种特殊的总供需关系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较高的资本收益与相对较慢的工资增长。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是30%。2007年前8个月是34%的增长,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增长很快。为什么是较高的资本收益呢?较高的资本收益就代表着在收入分配中资本有利。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中国没有加入WTO之前,企业是3个工人和1台机器工作,但当中国加入WTO之后,世界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增加了。企业的反应是扩张规模,首先是增加雇佣工人。因为有这么多剩余劳动力,自然是先把工人雇来,资本量短期是固定的。中国整个经济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比如说,刚开始是3个工人和1台机器工作的经济结构,变成了5个工人和1台机器工作。1台机器和3个工人与1台机器和5个工人,资本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在实际中就表现为利润率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和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从2003年开始就明显提高,向上涨。涨到2005年底到2006年的时候开始稳定下来。较高的资本的收益导致强劲的利润增长,提高的利润率与扩大的生产规模乘起来,直接导致利润总量的扩张。
  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出口增长从20%多到将近30%,出口增长快直接导致外贸顺差很大。出口过快增长除了外国需求大以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鼓励出口的政策。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遵循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以在经济中有一系列的,或隐形或显性的鼓励出口政策,这些政策毫无疑问对出口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就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直接效果就是鼓励出口,不鼓励进口。所以它进一步刺激出口的增长。实际上,央行致力于稳定汇率,汇率被低估了但还是要稳定汇率,不让它升值,进一步鼓励出口的增长。一方面是外贸顺差,另一方面出口有一个低估的汇率,两者结合就是一个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汇率是一个价格,外汇储备是一个数量,一个价格变量一个数量变量,两个变量之间只能控制一个,若要不想让汇率升值就要增加外汇储备。从央行角度来说,就要不断在外汇市场上买入美元。用人民币买美元,干预外汇市场,不让人民币升值。结果,外汇储备就大幅度增加。
  
  二、流动性过剩与经济过热的关系
  
  宋宏:外汇储备大量增加,意味着资本富余,势必导致流动性过剩,这也是当下中国经济出现一定程度过热的原因。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王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结果就是流动性泛滥。外汇储备增加就是央行在用人民币买美元,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说就是在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就是每买入1美元就要印制7块4(一年前是8块钱)的人民币,所以说,流动性过剩就是央行发票子发太多了。
  流动性过剩导致银行很强的放贷冲动。流动性过剩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说,就是银行存款大幅度增加。银行是一个商业性机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方,负债方增加,那么资产方也要跟着增加才行,这就有很强的发放贷款的冲动。流动性泛滥直接导致银行放贷冲动很强。央行治理、稳定汇率的目标直接导致中国利率偏低。从中国利率水平变化来看,中国从2005年7月21号开始让利率浮动。市场化的利率是银行间的、各金融机构间的拆借资金的利率,这个利率从2005年7月21号到2006年的7月份,利率一直偏低。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把中国的利率压低,保证跟美元利率之间有足够的利差,其目的是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央行角度考虑说,当时美元的利率大约是5到5.5之间水平,人民币的利率水平大概保持在不到2,利差有3到3.5,这个利差就是为了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是说,如果借美元想赌人民币升值的话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要付出5到5.5的利息率的。赌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不升值,那么美元换成人民币存在银行里只能挣到2%的利息,要付出3%的利息成本。所以,把国内利率保持这么低的水平就是为了稳定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是稳定人民币的升值预期。2005年7月21号开始人民币浮动以后,利差水平一直保持相对不变。利率低,就刺激了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强劲的利润增长直接导致企业大幅的资产收益。在这一轮的经济扩张中,企业利润增长很快,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很快,但它又不向它的股东也就是国家分红。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六年前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由于国有企业有很多困难,中央政府为了增强企业的改革动力,采取的政策是:为企业减少成本负担,不向企业要分红。延续了下来到这轮经济扩张中,企业的利润非常高,但是也没有向国家分红,所以直接导致资产收益比较高。
  宋宏:我们也是这样分析认识的。银行的放贷冲动比较高,利率又比较低,企业有很多钱,三者加在一起造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这是中国投资增长之所以这么快的必要条件。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现在各地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大举城市基本建设,投资量巨大,也拉动了投资高速增长。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之一。
  王庆:对。不只是地方政府,还有国有企业都有非商业化行为,这是一个理解中国投资过快增长的关键。从地方政府来看,非常鼓励投资,这有很深刻的背后原因:在中国,土地是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的,但在实际上,土地是地方政府控制的最大的经济资源。怎么把资源变成现金呢?地方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如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教育等等都要花钱。但是财政收入又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就要动用手中掌控的经济资源,土地。为把土地变成现金,就要鼓励投资。把土地批给开发商,开发商才能把现金给你,你才能有钱可花。从地方政府来讲,它越鼓励投资,手中的活钱越多,所以,地方政府很愿意鼓励投资。再看国有企业的非商业化行为。国有企业收益很高又不分红,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员的工资是国资委控制的,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有这么多资源又不能自己受益,那就想办法把钱花出去,于是就扩大规模。这不是利润最大化,也不是股东收益最大化,而是规模最大化。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企业在扩大,控制的资源在扩大,雇的人越来越多,企业的经理人也得到一定意义上的满足,虽然不是直接在经济上得到满足。企业扩大规模的投资冲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由于国有企业利润很多,国家作为股东来说又不向他要钱,他又不能给自己钱,只有规模最大化。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中国经济中特有的投资动机结构,加上资金的因素,造成投资过快增长。
  
  三、透视“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
  
  宋宏:我们知道,近年来国家反复提出要控制投资增长,强调要抑制那些“产能过剩”的产业和产品,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被列入“产能过剩”菜单中的产业仍然增长得很快。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王庆:的确是这样。中国投资过快增长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的特殊现象了。从2003年开始,国家就提出抑制产能过剩,一直讲到现在。但是,我从经济分析中没有看到产能过剩的迹象。产能过剩首先表现为存货增加,但现实中存货没有在增加,实际上中国的存货水平这两年一直在降低,当前企业的存货水平几乎是最低点。其次如果有产能过剩的话,企业利润肯定受到影响,或者有闲置设备,但是企业利润率和利润增长速度都是历史最高水平。其三如果有产能过剩的话,严重一点要通货紧缩的,生产出过多东西卖不出去肯定要降价,这就会造成通货紧缩,但是我没有看到通货紧缩,相反,出现的是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结果。为什么没有产能过剩呢,大家通常关注的是:生产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中国的消费又比较弱,按理会有产能过剩。但是在实际中发生的结果是:尽管生产了许多东西,从国内供需看有产能过剩,然而实际上产能过剩变成了外贸顺差。如果把中国经济静态的看,生产东西卖不出去是有这种可能,而且孤立地从中国经济目前的需求状况看,中国经济是产能过剩;但是从国际市场范围来看,就没有产能过剩,中国生产的东西是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国际市场需要的就没有产能过剩,所以,事前的产能过剩表现为事后的外贸顺差。这是没有实际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
  当然,值得研究的是,国内消费一直相对比较弱,虽然总是在鼓励内需,可是内需仍然较弱。我列出了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最重要,就是中国居民不大规模地拥有资产。举个反例说,美国经济扩张也很快,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消费者敢花钱,是借钱、消费,然后欠很多债。他们为什么敢借钱花钱呢,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有钱,因为他们有资产,拥有房地产拥有股票。当这房地产、股票升值的时候感觉有钱了,但是他不卖掉房地产和股票他拿不到现金,所以他感觉有钱,又没有现金,又想消费,所以他借钱去消费。当我们在描述美国消费者在借钱的时候有个误导,好像说他们整体的经济状况上在恶化,实际上,如果看美国消费者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从负债方面来看尽管他借了很多钱,但是他的净资产即拥有股票、房地产的价值,抵消掉借的债之后,仍然是历史最高水平。所以美国的经济扩张是消费带动的,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推动的消费扩张。在中国,老百姓不大规模拥有资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分为国家、企业、个人,这三者关系中,国家财政状况很好,财政收入是每年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速度,企业利润增长很高,但是老百姓的受益是有限的,所以企业的表现和老百姓的收益表现之间是有脱节现象的。其结果是企业创造财富,但是在企业内部循环,表现出投资,而没给老百姓进行分享。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不拥有这个企业。中国居民不大规模拥有资产有其历史原因。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跟许多其他国家经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从没有大规模出现私有化。所以相当一部分财产还是被政府控制。虽然大家收入增长很快,但是不在消费而在储蓄,因为不拥有资产,所以要积累一部分资产,这表示为购买房地产、股票,包括储蓄的增加。这导致了消费增长速度比较慢。
  第二个原因是金融资本市场的不发达,消费信贷不是很发达。从现代消费理论上来说,大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费是非常平滑的。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钱,借钱消费;在老的时候,没有收入,就拿储蓄出来维持你的消费水平。在壮年时期,取决于你的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可能会增加一些储蓄。所以说,年轻人按理说来是借钱消费,但是,因为金融市场包括消费信贷不发达,所以即使你不拥有资产但是你拥有你自己这个人力资本,你对未来的增值潜力和收入水平都有信心,但是你并不能借你未来的收入来消费,这也会影响消费。
  第三点是社会保障不足。就是国家不给你提供退休金,或者教育、卫生、医疗等都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只有自己存钱,存钱为了孩子上学、为了养老、为了看病,许多收入都拿来储蓄为自己以后生活作保障而不消费。如果百姓没有后顾之忧,自然也可以消费。
  这样三个因素加起来,导致了消费相对较弱。但是我们要强调是相对较弱,就是消费增长的速度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弱,消费增长速度相对于投资的增长速度比较慢。背后反映的是这些深层次的因素,除非在这些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消费很难像投资、出口一样成为强劲的增长引擎。
  宋宏:这就是说,要鼓励内需、鼓励消费还应从更多领域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上解决问题。你刚才所谈的涉及到深层次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现在也逐步推进着,比如鼓励出口政策已经在改,出口退税一直在减;国家国资委宣布出台国有企业分红的政策,虽然规模很小,动作很轻;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评价标准等等,也是着眼于扭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非商业化行为;影响消费的三个因素也在慢慢解决。不过,我们也认识到,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需要过程,短期内可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中国经济“输入型软着陆”的可能性
  
  宋宏:让我们回到当下中国经济的“两防”即防过热、防通胀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资源价格上涨等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将会如何,能否实现比较理想的“软着陆”?
  王庆:好的。我们看2008、2009年的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经济全球化的视野。美国次贷危机到底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美国次贷危机会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因为中国的资本账户是关闭的,是管制的,所以不会通过资金流造成影响。但是对中国贸易造成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美国如果次贷危机继续发展使经济进入衰退,中国出口就要受到影响,就不能保持20%、30%的增长速度。如果降到10%,那么刚才讲的产能过剩的倾向就变成实实在在的产能过剩了。出口出不去了自然就向国内市场卖,就出现产能过剩,结果就是企业资产、投资就变成了不良资产。投资的这些银行贷款就变成不良贷款,影响是很大的,一系列问题就会出现。
  中国通货膨胀从2006年底开始出现,2007年一个月比一个月高,到7月份是6.9的通货膨胀,这是10年来最高的。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从此进入通胀时代。我们回到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来讲,当前如果通货膨胀那么严重的话,就意味着我前面说的供给曲线已经不是水平,超过拐点了。因为一个国家如果通货膨胀能够长期持续下去,一定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如果中国还有剩余劳动力,怎么会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呢?不可能的。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有关专家的研究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快用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总供给曲线将不再是水平的走向,而是过了拐点在往上走了。所以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到底怎么理解?简单概括来讲,中国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一个是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表现,外面冷里面热的状况。
  中国的出口和OECD国家(即世界经合组织国家,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一个组织)的关系很密切,这些国家的经济放缓对中国的经济肯定有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导致OECD国家金融波动,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这就引起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下降,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出口会因此下降。从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和中国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分析,按理来说两者不该有直接的关系,但中国历史上最近出现过两次通货紧缩,一次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另外一次是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破裂。两次都是有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低于0就是通货紧缩),都是由于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出现的。所以,如果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突然下降,对中国的通货膨胀肯定有影响。向前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外部。就国内因素而言,中国现在面临的通货膨胀,跟货币供给M2相关。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效果,M2错开了12个月,货币供给增加或减少,要一年时间才能体现到通胀或通缩上。我们都说中国经济是投资带动,它表现有周期性,每五年达到一个峰值,然后降落下来。而这一年就是中国政府的换届年。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周期和中国的投资周期是高度相关的。每到政府换届年,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就高,然后就降下来,然后又上去。所以中国经济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向外看,美国经济受次贷影响正在陷入衰退,影响很大;向内看,通货膨胀很高,投资过热可能性很大。
  这样看,就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么多不确定性要是排列组合开来,就有四种可能。美国经济衰退不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中国经济紧缩不紧缩,都有不同的影响。这样组合就有四种可能。这四种可能我用中国的“四季”来表示。
  第一种可能。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中国还在紧缩。结果就是,出口受到影响,内需受到影响,两边一压中国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种可能,我叫做“冬天”,就是经济硬着陆。因为美国经济在衰退,会造成全球经济放缓,会造成中国出口放缓,这边还在紧缩,结果就是一个衰退。“冬天”就是中国的紧缩政策+美国的衰退。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只给5%的概率。因为出现这种可能的话,归根结底是由决策层判断失误造成的,完全低估了外部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味紧缩。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保持经济增长还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目标。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经济真的放缓,陷入衰退,现在提出的一系列紧缩措施恐怕就不会被严格地执行下去,到一定的时间就会放松,所以结果可能不是这样。
  第二种可能。我觉得最有可能的结果是这样的,我叫做“秋天”——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输入型软着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200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和过热的苗头,2006年、2007年,政府一直在试图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但是都没有实现。我觉得2008年可能会实现软着陆。但是这个软着陆并不只是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带来的,而是美国人帮忙。是因为美国经济放缓,造成中国出口放缓,进一步冷却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现在这么热,怎么才能冷却?我们从政策执行来说,是没法让它冷却下来。那么在这时候美国经济放缓,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所以我叫它“输入型的软着陆”。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可能。就是说,美国经济放缓,中国一旦发现,经济非常严厉的紧缩措施就会放松,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第三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美国经济根本不放缓,或者衰退一两个月但很快又反弹,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夏天”的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大家现在都担心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当前对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美国经济不衰退,接着走势强劲。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将会面临全面的过热。试想,如果美国经济不放缓的话,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结果就是,中国仍然保持20多30的增长速度,那么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在紧缩,就是在控制投资,其结果是控制内需,其结果是直接影响进口,结果是出口没有发生变化,出口进一步变小,放缓。这样外贸顺差更大,外汇储备积累更多,流动性过剩更为严重,那么2006、2007年面临的一系列现象只会进一步加重而不会减少。如果这样的话,现在的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政策,和目标是不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美国经济不放缓,全面过热的风险是很大的。
  第四种可能。我叫做“春天”。就是说,美国经济不放缓,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由于某种政策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这里唯一的办法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我觉得在人民币不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自己是不可能实现软着陆的,要么经济过热,要么经济硬着陆。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我不认为人民币汇率会在2008年大幅度升值,我强调,不在2008年大幅度升值。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政策了,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不能从简单的经济逻辑来考虑。中国政府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也就是一次性调整15%~20%这种情况。“不得已”只有两方面可能,一个是对内来说,通货膨胀失控了,中国很可能会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来帮助抑制通货膨胀。失控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持续6个月超过8%,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来遏制通胀可能性非常大。但我觉得尽管通货膨胀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不至于达到8%,所以2008年这种可能性很小。还有一点从外部角度来说,我刚才说,人民币汇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政策了,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中国国际政治关系中中国使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工具,跟美国和欧洲谈判的筹码。在谈判过程中,你知道对方能给你让步,你也给对方让步,美国人想要人民币升值,我可以升,你要给我足够的让步。但是,如果美国承认中国全面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话,我觉得中国很可能会在人民币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在2008年不大会发生。首先,美国不会让步,其次,中国也不会让人民币放松。从美国的政治周期来看,也存在换届周期。从谈判角度来说,现在做出让步,过几个月谈判对手就不存在了,没有人领情。所以从政治周期角度来说,如果要升值,还不如等到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然后再做出新的姿态。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出现,如果全球经济不放缓,那么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全面过热。如果2008年全面过热的话,那么2009年就比较危险了。2009年在全面过热的情况下,通涨很高,出现投资增长很快,瓶颈状况,有些行业短缺,2008年下半年或者2009年就会出现像2004年或者更早些时候的那些全面的紧缩。到了2009年,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也成为一个政策选项,从美国的政治周期来说。那时候的紧缩可能就会引起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我们现在判断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认为“秋天”的可能性最大,给了60%的概率。出现输入型的软着陆,这是我们对2008年乃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判断。
  宋宏:您提出“输入型软着陆”非常有意义。以经济全球化的视野分析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必须涵括的重要因素。一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原因不仅仅在国内;而解决问题,路径也许在国外。分析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设计宏观经济政策,都需要有这样的全球视野和思维方式。谢谢您,希望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责编: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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