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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生产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空间概念结合的产物。城市作为空间的载体，资本和权力在其中起到了分配和影响的重要作用，最典型且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巴黎的19世界奥斯曼大改造。通过论述奥斯曼规划中权力与资本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够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规划给予启示。
【关键词】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的城市演变
1、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理论
关于城市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其中受认同较多的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空间被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个组成部分，也同时出现了产品剩余，创造了交换的前提[1]。马克思关注到了城市起源的问题，并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核心力量，由此也认为城市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分工的加剧导致了城乡分离，进而出现了城市。这种观点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场所，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众多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论住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城市现象做出回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现象并不是马克思希望论述的重点。他并没有对于城市体系进行详细剖析，也并未解释城市中的时间与空间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3]。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者着重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思想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2、空间生产理论
2.1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在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个时候把空间仅仅当作是社会事件发生和运作的场所，已经无法解释新形势下城市变迁背后的社会动因了。因此，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哲学考察，并深刻的批判了将空间仅仅视为容器和“场”的传统观点[4]。空间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存在，也不是人类活动的静止场所，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在有目的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空间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环境，也是社会互动的形式。
2.2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
哈维通过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从列斐伏尔那里汲取灵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哈维将马克思理论系统的整合到多样化的空间生产中。而对“城市本身的理论”的关注则构成了哈维理论中的另一个聚焦点[5][6]。他试图从资本的积累出发分析都市结构的过程及其内涵，以及城市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作用。总体上，哈维尤其关注城市化与资本循环和阶级替代的过程，这也是目前很多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主要入手点。
3、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视角下的奥斯曼规划
在这场巴黎城市的更新改造运动中，政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得到了当权者拿破仑三世的鼎力支持，他的个人因素在这场改造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7]。所有的君王都有美化首都的想法，比如路易十四和他的凡尔赛宫，但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发觉这种著名建筑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改造运动。
奥斯曼受命于拿破仑三世，主掌整个改造巴黎的命运。在这一时空背景下，拿破仑及其幕僚有心将巴黎连带她的经济、文化、生活，从坚固的中世纪束缚中解放出来[8]。有些工程是迫在眉睫的，如改善通往中央市场的交通道路，清除市中心周边的贫民窟，以及改善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等等。
奥斯曼不仅对于巴黎作为一个都市經济体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了如指掌，也在细节问题上十分在意。在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资本在这场世纪大改造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要知道，巴黎要转型，光是将物流和民众从中世纪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是不够的。必须要启动资本的流通。通过转化巴黎内部空间以及重新布置原有环境的空间布局，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哈维对于巴黎和奥斯曼规划的看法是，奥斯曼希望将巴黎建成一个对得起法国，倘若不说对得起整个西方文明的现代首都。但是到最后，奥斯曼将巴黎打造成了一座资本流动成为真实至尊权力并掌控了一切的城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的名言，“在权力空间中，权力并非如其本然显示于人，它隐藏在空间的组织里”。奥斯曼在不断施压巴黎的重工业和污染工业，以至于到1870年，巴黎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非工业化。工人阶级也大都被迫签出城市，市中心让位给了帝国权力的纪念性建筑，以及行政、金融和商业区域，还有急剧增长的旅游服务业。
4、对于如今中国规划的启示与思考
如果能够将城市拟人化，相对于巴黎的百年沉淀，慢慢发展，中国的城市规划更像是雨后春笋，一夜发生。政府对于城市规划的几乎全部主导与19世纪巴黎时代的奥斯曼规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量人口和资金的涌入使得城市在向外扩张的同时，城市中心的密度也越来越高。基础设施无法配套的现状引发了城市规划的建设高潮。
但同西方的问题相比，中国的问题更加集中和迅速，自上而下的规划流程，公众参与的不合理性使得中国的城市规划承受了比西方当初面临的困境更多的压力。因此，中国无法照搬西方的解决方式，必须寻找适合中国的发展途径。其中，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导致了现阶段的城市规划受制于很多经济发展的目标。但能看的出，未来的发展趋势正在朝着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方向进行。从奥斯曼的巴黎规划中能够学习的是，他从思想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是整个巴黎大改造中最为成功的一点。另外通过权力干预控制城市空间发展，也同样是适合当时城市现状的逻辑。
对于现状的中国城市规划，规划者本身无法做到奥斯曼规划时的如此权力集中，也不会运用资本影响空间的布置方法，能够做的更多的是在承上启下的位置上将需求和要求进行最大程度的可持续性统一，正确的城市规划观念在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的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赫曦滢.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12.
[2]魏海燕.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复旦大学，2012.
[3]王方.福柯与建筑——一种权力空间的陈述[J].时代建筑，2002.
[4]王辉，关于权力与建筑的思考[J].人物，2008.
[5]王丰龙，刘云刚，空间生产再考：从哈维到福柯[J].地理科学，2013.11
[6]陆扬，论哈维的三种巴黎空间[J].文艺新论，2015.
[7]王三义，奥斯曼帝国移动的边疆与脆弱的霸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
作者简介：
朱丹妮，北京大学，北京。
【关键词】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的城市演变
1、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理论
关于城市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其中受认同较多的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空间被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个组成部分，也同时出现了产品剩余，创造了交换的前提[1]。马克思关注到了城市起源的问题，并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核心力量，由此也认为城市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分工的加剧导致了城乡分离，进而出现了城市。这种观点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场所，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众多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论住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城市现象做出回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现象并不是马克思希望论述的重点。他并没有对于城市体系进行详细剖析，也并未解释城市中的时间与空间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3]。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者着重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思想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2、空间生产理论
2.1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在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个时候把空间仅仅当作是社会事件发生和运作的场所，已经无法解释新形势下城市变迁背后的社会动因了。因此，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哲学考察，并深刻的批判了将空间仅仅视为容器和“场”的传统观点[4]。空间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存在，也不是人类活动的静止场所，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在有目的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空间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环境，也是社会互动的形式。
2.2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
哈维通过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从列斐伏尔那里汲取灵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哈维将马克思理论系统的整合到多样化的空间生产中。而对“城市本身的理论”的关注则构成了哈维理论中的另一个聚焦点[5][6]。他试图从资本的积累出发分析都市结构的过程及其内涵，以及城市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作用。总体上，哈维尤其关注城市化与资本循环和阶级替代的过程，这也是目前很多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主要入手点。
3、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视角下的奥斯曼规划
在这场巴黎城市的更新改造运动中，政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得到了当权者拿破仑三世的鼎力支持，他的个人因素在这场改造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7]。所有的君王都有美化首都的想法，比如路易十四和他的凡尔赛宫，但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发觉这种著名建筑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改造运动。
奥斯曼受命于拿破仑三世，主掌整个改造巴黎的命运。在这一时空背景下，拿破仑及其幕僚有心将巴黎连带她的经济、文化、生活，从坚固的中世纪束缚中解放出来[8]。有些工程是迫在眉睫的，如改善通往中央市场的交通道路，清除市中心周边的贫民窟，以及改善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等等。
奥斯曼不仅对于巴黎作为一个都市經济体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了如指掌，也在细节问题上十分在意。在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资本在这场世纪大改造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要知道，巴黎要转型，光是将物流和民众从中世纪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是不够的。必须要启动资本的流通。通过转化巴黎内部空间以及重新布置原有环境的空间布局，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哈维对于巴黎和奥斯曼规划的看法是，奥斯曼希望将巴黎建成一个对得起法国，倘若不说对得起整个西方文明的现代首都。但是到最后，奥斯曼将巴黎打造成了一座资本流动成为真实至尊权力并掌控了一切的城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的名言，“在权力空间中，权力并非如其本然显示于人，它隐藏在空间的组织里”。奥斯曼在不断施压巴黎的重工业和污染工业，以至于到1870年，巴黎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非工业化。工人阶级也大都被迫签出城市，市中心让位给了帝国权力的纪念性建筑，以及行政、金融和商业区域，还有急剧增长的旅游服务业。
4、对于如今中国规划的启示与思考
如果能够将城市拟人化，相对于巴黎的百年沉淀，慢慢发展，中国的城市规划更像是雨后春笋，一夜发生。政府对于城市规划的几乎全部主导与19世纪巴黎时代的奥斯曼规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量人口和资金的涌入使得城市在向外扩张的同时，城市中心的密度也越来越高。基础设施无法配套的现状引发了城市规划的建设高潮。
但同西方的问题相比，中国的问题更加集中和迅速，自上而下的规划流程，公众参与的不合理性使得中国的城市规划承受了比西方当初面临的困境更多的压力。因此，中国无法照搬西方的解决方式，必须寻找适合中国的发展途径。其中，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导致了现阶段的城市规划受制于很多经济发展的目标。但能看的出，未来的发展趋势正在朝着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方向进行。从奥斯曼的巴黎规划中能够学习的是，他从思想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是整个巴黎大改造中最为成功的一点。另外通过权力干预控制城市空间发展，也同样是适合当时城市现状的逻辑。
对于现状的中国城市规划，规划者本身无法做到奥斯曼规划时的如此权力集中，也不会运用资本影响空间的布置方法，能够做的更多的是在承上启下的位置上将需求和要求进行最大程度的可持续性统一，正确的城市规划观念在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的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赫曦滢.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12.
[2]魏海燕.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复旦大学，2012.
[3]王方.福柯与建筑——一种权力空间的陈述[J].时代建筑，2002.
[4]王辉，关于权力与建筑的思考[J].人物，2008.
[5]王丰龙，刘云刚，空间生产再考：从哈维到福柯[J].地理科学，2013.11
[6]陆扬，论哈维的三种巴黎空间[J].文艺新论，2015.
[7]王三义，奥斯曼帝国移动的边疆与脆弱的霸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
作者简介：
朱丹妮，北京大学，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