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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不良反应频发让人忧
◆ 阿华
从“齐二药事件”到“欣弗事件”、“刺五加”事件,再到上海数十位患者眼内注射阿瓦斯汀药物后出现不良反应症状,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可谓一桩连着一桩。如今,维C银翘片不良反应,同样让公众感到担忧。
我国人口总量大,每年求医问药、住院治疗的患者众多,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绝非个别案例。按理说,患者因药品不良反应而健康受损,有权向医院、药厂和药店提出经济赔偿,但由于我国法规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患者往往索赔无门,可能收受到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
基于此,政府部门应构建药品不良反应赔偿系统,尽早打通救济通道,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只有筹措到数量可观的资金,赔偿患者才有经济保障。而建立救济基金,也有国外经验可供参考,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就是世界上较早建立药物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国家。德国实行药事法危险责任与基金配合制度,根据德国法律,因药品不良反应致死或身体健康受损,主要由药品生产者提供的基金来赔偿。这个基金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者向有权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投保责任险;二是由生产者与金融机构约定,由金融机构承担,以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或对赔偿义务人提供保证。
当然,构建药品不良反应赔偿系统,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可通过修改现行《药品管理法》或制定《药品不良反应赔偿法》,来明确药品不良反应的救济模式,以及利益关系的具体责任和罚责,从而保障每名受害者的权益。
禁烟令为何屡屡夭折
◆ 汤雷
日前,一条关于禁烟的新闻再次引起关注——武汉市政府虽然早就出台了公共场所内禁止吸烟的规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规定沦为了一纸空文。5年来,没有开出过一张罚单。其实这并不是武汉市一个地方的问题,广州、北京等地的禁烟令也都是形同虚设。为什么禁烟条例频频出台,但执行起来却总是难见成效?
据国家控烟办介绍,中国卷烟市场在世界有3个“1/3”和8个“世界第一”:3.5亿烟民,占世界1/3;烟叶生产量及成品烟销售量各占世界1/3;烤烟种植面积、产量、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卷烟产销量、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吸烟人数及其增加数量世界第一;烟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受害国,5.4亿人正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1.8亿是未成年人,估计到2020年,每年归因于吸烟的死亡人数将增加到200万。
在控烟专家看来,控烟最有效办法始终是立法,然而要做到这点很难。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理事黄晓军分析,中国有的省份就是靠烟草业生存的。不仅立法难,执法更难。好不容易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谁来管,怎么管,罚款怎么用?这些执行问题如“烫手山芋”,最终执行效果自然难见成效。公共场所吸烟有法不依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如果真正落实禁烟令,发现违法者就按照规定进行处罚,公共场所吸烟的现象一定能够得到极大的改变。
限制吸烟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保障法规的实施,“罚”并不是其唯一手段,更不是目的。法律不是万能的,“一刀切”式的禁烟条例可能因为受到太多人抵触而适得其反。因此,要达到理想的禁烟效果,不但应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执法行为,更要加大禁烟宣传力度,取得民众支持,这绝对是一场复杂的博弈,也是一场持久战。
民营医院为何屡成患者鬼门关
◆ 刘晶瑶
农民工唐泽志的妻子在安徽含山县平安医院实施剖腹产时大出血,院方宣布其死亡一小时后,妻子“复生”呼救,丈夫四处磕头下跪哀求院方救人,但医生纷纷躲避……日前唐泽志获得31万元赔偿。
患者家属“不识相”未给红包,产妇“被缝肛”的事故发生在深圳凤凰民营医院;产妇惨死手术台,医生集体离开手术室的事故发生在株洲博康民营医院;半月内两产妇因剖腹产死亡的事故发生在重庆渝华民营医院……这些血的教训,让我们很难将“白衣天使”四个字冠在这些所谓的医者头上。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产妇遭罪、甚至惨死医院的新闻频频发生在民营医院。民营医院产妇医疗事故频发,再次凸显出我国目前医疗资源分配领域的严重问题,民营医院口碑不佳有目共睹,而事故频发,也折射出了监管的薄弱。不少医疗事故发生后,往往金钱赔偿了之,而并没有其他问责渠道和处罚措施。这显然不利于真正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也不利于震慑不良医院。
显然,民营医院问题丛生的根源在于政策偏差所导致的恶性竞争、“抢劫式”经营。实际上,在医疗体制改革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正在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政策中,一方面要理清民营医院的角色定位,一方面要在税收、职业医师注册等方面设置更加科学合理,让民营医院不至于再陷入无序混乱的恶性竞争中,能够真正地健康成长,彻底走出以往欺诈、唯利是图的负面形象。或许,这才是治本之策。
◆ 阿华
从“齐二药事件”到“欣弗事件”、“刺五加”事件,再到上海数十位患者眼内注射阿瓦斯汀药物后出现不良反应症状,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可谓一桩连着一桩。如今,维C银翘片不良反应,同样让公众感到担忧。
我国人口总量大,每年求医问药、住院治疗的患者众多,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绝非个别案例。按理说,患者因药品不良反应而健康受损,有权向医院、药厂和药店提出经济赔偿,但由于我国法规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患者往往索赔无门,可能收受到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
基于此,政府部门应构建药品不良反应赔偿系统,尽早打通救济通道,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只有筹措到数量可观的资金,赔偿患者才有经济保障。而建立救济基金,也有国外经验可供参考,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就是世界上较早建立药物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国家。德国实行药事法危险责任与基金配合制度,根据德国法律,因药品不良反应致死或身体健康受损,主要由药品生产者提供的基金来赔偿。这个基金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者向有权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投保责任险;二是由生产者与金融机构约定,由金融机构承担,以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或对赔偿义务人提供保证。
当然,构建药品不良反应赔偿系统,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可通过修改现行《药品管理法》或制定《药品不良反应赔偿法》,来明确药品不良反应的救济模式,以及利益关系的具体责任和罚责,从而保障每名受害者的权益。
禁烟令为何屡屡夭折
◆ 汤雷
日前,一条关于禁烟的新闻再次引起关注——武汉市政府虽然早就出台了公共场所内禁止吸烟的规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规定沦为了一纸空文。5年来,没有开出过一张罚单。其实这并不是武汉市一个地方的问题,广州、北京等地的禁烟令也都是形同虚设。为什么禁烟条例频频出台,但执行起来却总是难见成效?
据国家控烟办介绍,中国卷烟市场在世界有3个“1/3”和8个“世界第一”:3.5亿烟民,占世界1/3;烟叶生产量及成品烟销售量各占世界1/3;烤烟种植面积、产量、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卷烟产销量、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吸烟人数及其增加数量世界第一;烟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受害国,5.4亿人正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1.8亿是未成年人,估计到2020年,每年归因于吸烟的死亡人数将增加到200万。
在控烟专家看来,控烟最有效办法始终是立法,然而要做到这点很难。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理事黄晓军分析,中国有的省份就是靠烟草业生存的。不仅立法难,执法更难。好不容易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谁来管,怎么管,罚款怎么用?这些执行问题如“烫手山芋”,最终执行效果自然难见成效。公共场所吸烟有法不依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如果真正落实禁烟令,发现违法者就按照规定进行处罚,公共场所吸烟的现象一定能够得到极大的改变。
限制吸烟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保障法规的实施,“罚”并不是其唯一手段,更不是目的。法律不是万能的,“一刀切”式的禁烟条例可能因为受到太多人抵触而适得其反。因此,要达到理想的禁烟效果,不但应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执法行为,更要加大禁烟宣传力度,取得民众支持,这绝对是一场复杂的博弈,也是一场持久战。
民营医院为何屡成患者鬼门关
◆ 刘晶瑶
农民工唐泽志的妻子在安徽含山县平安医院实施剖腹产时大出血,院方宣布其死亡一小时后,妻子“复生”呼救,丈夫四处磕头下跪哀求院方救人,但医生纷纷躲避……日前唐泽志获得31万元赔偿。
患者家属“不识相”未给红包,产妇“被缝肛”的事故发生在深圳凤凰民营医院;产妇惨死手术台,医生集体离开手术室的事故发生在株洲博康民营医院;半月内两产妇因剖腹产死亡的事故发生在重庆渝华民营医院……这些血的教训,让我们很难将“白衣天使”四个字冠在这些所谓的医者头上。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产妇遭罪、甚至惨死医院的新闻频频发生在民营医院。民营医院产妇医疗事故频发,再次凸显出我国目前医疗资源分配领域的严重问题,民营医院口碑不佳有目共睹,而事故频发,也折射出了监管的薄弱。不少医疗事故发生后,往往金钱赔偿了之,而并没有其他问责渠道和处罚措施。这显然不利于真正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也不利于震慑不良医院。
显然,民营医院问题丛生的根源在于政策偏差所导致的恶性竞争、“抢劫式”经营。实际上,在医疗体制改革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正在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政策中,一方面要理清民营医院的角色定位,一方面要在税收、职业医师注册等方面设置更加科学合理,让民营医院不至于再陷入无序混乱的恶性竞争中,能够真正地健康成长,彻底走出以往欺诈、唯利是图的负面形象。或许,这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