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行:中国需要在增长和就业中重新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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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气略有阴霾。当天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09亚洲发展展望》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也是喜忧参半。报告中称,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比此前预计的严重得多,经常账户顺差将从过去两年创纪录的占GDP10%的水平上稍有回落。资本流入将会继续减少。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7%,但亚行肯定了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预计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困难重重的经济提供支持,将使中国经济增长在2010年恢复到8%。
  “中国政府采取的果断行动是及时且恰当的。我们欣喜的看到,中国政府在融资模式的选择上非常谨慎。不会威胁到财政的可持续性。”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罗伯特·魏图对《商务周刊》说,“但如果想要保持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将经济增长模型转变为消费依赖型。”
  亚行进一步预测,如果政府在短期内能够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2009年的平均通胀率将不超过1%,低通胀水平将更有利于促进消费。另外,为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提供补贴和其他一些刺激方案中的措施也将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亚行认为今年中国居民消费仍可保持8%~9%的旺盛增长势头。
  此外,魏图还表示;“制造业的降温速度有所放缓,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2008年的41.8%上升到了2009年的49%。而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更是出乎所有人预料,在今年的前两个月中其增长率达到了26.5%,甚至比2008年同期还要高。”
  但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相比,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密集程度要低得多。亚行警告说:主要由于制造业增长放缓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经济刺激方案中的投资项目将创造一部分就业机会,但不足以吸纳不断增加的剩余劳动力。政府必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尤其是针对那些返乡的失业农民工,因为农村的工作机会很少。
  就《2009亚洲发展展望》对中国经济的诸多分析预测,以及经济刺激计划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本刊分别采访了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罗伯特·魏图、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主任冯幽兰与高级经济学家庄健。
  
  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还是失业人口激增
  
  《商务周刊》:近几年,中国就业弹性系数不断降低,亚行预测的GDP增长7%所对应的就业岗位是多少?另外政府现有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很难吸收富裕的劳动力,那么具体还有哪些计划可以解决失业问题?
  魏图:广义的看中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如果经济增速能保证在7%以上,那么我们通常预计新增的就业人数为900万人。但这只是泛泛而谈,如果考虑到现在新增的失业人数,那么净新增就业人数就没有这么多了。
  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看已有的正在具体实施的应对措施,如何把这些措施的实施扩宽加深,增加其有效性。至于政府是否会进一步出台有关解决就业的经济刺激计划,有赖于现有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再做进一步的考虑。
  庄健:关于保增长和保就业之间的争论已经持续很久了,但实际上,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没有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因为在前些年经济增长很快时,对于就业的增长效用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这说明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更多地强调发展服务业,使得经济结构能够真正照顾到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特点,试图在增长和就业当中找到一种平衡。另外,现在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对保增长和保就业有不同的重点,中央政府把保就业看得更加重要。
  《商务周刊》: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国家的贫困人口增加,在中国这种情况严重吗?亚行认为中国政府已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有效?
  魏图:亚洲今年由于这次的金融危机将有近6000万人成为贫困人口,而如果是在经济比较景气的年份,他们是可以摆脱贫困的。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陷入这次金融危机,只是在经历经济放缓。
  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还是失业人口激增,主要原因是各产业生产量下降、出口萎缩。中国政府给出的数据显示,现在的失业人口为2000万。主要是农民工。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情况还算可以。但即便这样,中央政府还是有必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给失业农民工提供培训,多给新增的毕业生就业机会,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价住房等等。但我觉得中国要想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快速且坦诚地认清形势,尽早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否则就会给后期带来更多的失业人口。过多的失业人口就会导致贫困人口的增加,使原来脱贫的人再次陷入贫困。
  庄健:中国对贫困人口还是十分关注的,特别是最近几年,对城乡低收入居民开始提供低保,并把低保线不断提高。这实际上是对贫困人口生活质量非常有力的保障。此外,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考虑,给目前失业的农民工、农村贫困人口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助,都是有助于贫困人口脱贫的。
  《商务周刊》:2009年CPI上涨了0.8%,是否意味着中国今年通缩的压力比较大?
  庄健:对于通缩的担心从年初就有了,对于全年的情况也有很多讨论。我们认为一季度CPI数据将是负增长,全年还是能保证1%左右的水平。但这也是中国CPI近几年来比较低的水平了。大概在1998和1999年,中国CPI曾出现过负增长,但是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保持在1%以上,现在徘徊在1%左右,非常可能造成通缩。
  尽管如此,中国CPI的走势还是积极的。首先,我们发现货币流通量和贷款的增长都是比较快的,这有助于CPI的增长。尽管全年会有几个月CPI增速放缓,但是我相信。全年的增长水平还是能达到20%左右。这也保证了中国充分的货币流通性。另外,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会在下半年复苏,比如国内的消费在下半年会有强劲的增长,这些都有助于CPI的增长。
  《商务周刊》:亚行的报告中对中国今明两年的经常账户都有一个盈余的预测,而货物出口却会下降4%,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将大幅升值?
  冯幽兰:中国在经常账户和贸易账户上的盈余仍然在不断加大,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今年的升值将是实际的升值,而不是名义上的。但是我们也预计中国人民银行不会在近期对汇率政策有大幅度的改变。因为中国目前出口的大幅下降,主要说明中国经济体在某些方面的竞争力比较弱,所以仅靠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很难影响进出口。
  
  信号是由好消息和坏消息共同组成的
  
  《商务周刊》: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会不会继续加大?最终是否会导致产能过剩?现在的经济形势有转好的趋势,您认为中央政府调控的机制是否会相应产生变化?
  庄健:产能过剩在经济低迷时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消费相对来说增长的不是那么快,但再过两三年,经济上升的时 候,他们就不再是过剩的生产能力了,而是将对未来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至于4万亿的计划是否够用,还要看过几个月实施成果出来后的经济情况。如果刺激政策能够拉动民间的消费,那就是比较积极的,如果没能拉动,那么就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政府的调控机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毕竟信号是由好消息和坏消息共同组成的。
  《商务周刊》:今年,国家允许地方政府代理中央政府发债2000亿元,您认为2000亿元这一数字是否会被突破?中国在5~10年里是否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发债,使其发债成为常态?
  庄健:除了提到的2000亿,地方债的数量很可能还会增加,因为这2000亿实际上是对今年的经济形势而言的。在完成了政府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后,明年应该会继续发行地方债。
  是否将地方发债变成常态,需要深入地探讨,政府代地方发债是因为马上让地方发债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很多的风险和支付问题等。从中长期来看,其成为常态的可能性也不大。它只是短期的救市措施。
  《商务周刊》:罗伯特·魏图先生刚才提到“中国政府近期宣布各大银行将会向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资金,2009年将有5万亿资金用于放贷”,应对这一政策要求,中国目前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还能否保持其相对稳健的状态?
  冯幽兰:2008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是下降的。基本维持在2.5%的水平,2009年我们预期这一数字会有所上升。但是它的上升区间是可控的,而且是比较低的一个幅度。因为我们不应该光看银根放宽的政策,还应该注意到,央行要求各商业银行严密控制各自的风险控制体系。以及拨备率,还要增加坏账的准备金。所以即使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也还是在比较合适的范围。
  
  当前经济刺激计划首要任务是保证经济增长,而不是保环境
  
  《商务周刊》:亚行认为,作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私营部门投资增长将放慢,而房地产市场仍将持续疲软。低速的房地产市场对房企和市民的压力都很大,您觉得地产业2009年的走势会怎样?
  庄健:房地产市场对于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现在中国的出口有问题,拉动内需的主要一项就是房地产。国家也希望通过宏观调控使房地产的价格降下来,因为它的复苏且健康的增长,对中国经济非常关键。现在有一些数据表明,一些大中型城市的房地产交易量开始有所上升,但房价还在继续回落。
  解决房地产的问题,还要看供求两方面怎样发展。对老百姓而言,房价还有下调的空间,但就房地产商而言,下降得太多,一些小的房地产公司就会倒闭,继而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怎么处理好房地产的健康发展,这对于政府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房价不能大起大落,房企跌的太惨会连累和其有关的其他行业。但是房地产市场也不能过分的干预,还是要让市场自己发挥能动性,自我调节。如果政府做过多的干预,对行业的长期健康增长也是不利的。
  《商务周刊》:中国政府即将投入8500亿启动医疗体制改革,这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内需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庄健:医改对中国非常关键,主要是居民在这方面的支出比较高,就医难和看病难是长期困扰老百姓的事。如果这方面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就会下降。把钱更多的用在消费上。所以医改对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都非常关键。
  《商务周刊》:报告中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之一是经济刺激计划不要过多地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而是更多地在社会福利方面。如果意见被采纳,工业收缩,那么这对全球原材料价格的走势会有怎样影响?
  冯幽兰:中国政府现在虽然提倡将经济侧重点转向消费和服务行业,但这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很难在近期马上实现。
  中国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工业产量占GDP的份额近50%以上,很难在短时间内将这一百分比下调很多。我们预计短时间内石油、铝、铜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不会受到来自中国改革的太大影响。
  我们也预计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这场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更稳健。如果看现在的中国人均收入,它只占欧美人均收入的10%,也就是说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商务周刊》:在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绿色成分十分有限。在如今保增长、保就业的时期,环保是否被冷落了?
  魏图:环保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它。我们认为经济刺激计划对环保还是采取了良性且积极的作用。其中采取的很多措施和项目其实对环保都有积极的意义,比如城镇的废水处理设施等项目。
  我们也理解,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首要任务是保证经济增长,而不是保环境,不能单纯的从环保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济刺激计划。但我们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继续实施已经采取的环保政策,持续且密切的关注环保方面的问题。
  《商务周刊》:更广泛的区域合作对现在的亚洲有着怎样的影响?亚行会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魏图:在帮助亚洲各经济体应对和走出这场金融危机时,区域经济合作应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也一直很重视区域合作,并成功发展了好几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和中亚区域合作机制。
  区域合作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贸易便利化。我们主要是出台各种各样的贸易政策或贸易规划,甚至是构建一些具体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各国贸易。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赞赏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中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他们也意识到加强与周边邻国的贸易往来对应对此次金融危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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