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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中国“减速”是个伪命题
“快”只是一个速度概念，而中国的很多问题是质量概念。反对“快”有点把问题简单化了。减速只是把速度降下来，而不对根本性问题进行修补的话，还是会出事。而且，不能排除在为了降速而降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利益集团在博弈。所以我不会贸然支持希望中国应该慢下来歇一歇的观点，看看我们国内情势和国际环境，发展的压力都还非常巨大。快慢不是关键，谁掌握快慢才是关键。掌握快慢的人是不是真的去服从经济运行规律，是最关键。我们现在需要打破垄断利益集团对“快”和“慢”的执掌权力。我们社会有些方面发展得快，有些却很慢，这些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又有利益集团的利益在里面起作用。利益集团既有可能鼓吹快，也有可能鼓吹慢。（据《国际先驱导报》）
我们离“廉价政府”越来越远
《证券时报》日前发表黄小鹏的文章说，在最新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中，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强调“要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他还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在斯密眼中，廉价政府与小政府应该是同时出现的。到了现代，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日益提高，古典学派给政府界定的守夜人角色式的小政府已不太现实。现今各国的政府功能或多或少都有所扩展，以财政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计算的政府规模也普遍在扩大。但一般来说，大政府通常也极易导致昂贵政府，因此，在政府功能日益扩展、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要建设一个廉价政府，就有两层含义：一是遏制政府“变大”的冲动，将其约束到尽可能合适的规模，二是在规模确定的前提下，公共服务的成本最小化。从功能上看，中国政府显然是最多、最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事务，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目前，中国政府管理的事务过于庞杂，财政收支占GDP比例过大。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应该是无人能否定的事实。然而，光从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这一点看，只能揭示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北欧等福利型国家这一比例也不低，政府掌握的财政收支权力也很大。但是，这些大政府的国家不一定就是“昂贵政府”国家。一项统计表明，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印度、泰国、韩国、埃及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分别为 2.7%、4.2%、7.1%、9.9%、7.6%、6.3%、5.2%、5.1%和3.1%，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占支出比例按旧的统计口径高达25%左右，按新的统计口径，仅一般性公共支出就占到10%，总的行政支出比例应该仍然保持原有高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昂贵政府”。建设廉价政府最关键是要贯彻民主和法制。组织行为学理论早已经阐明，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天然地具有扩张自己规模的冲动，如果没有法制和民主程序的外在约束，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会演化成利维坦式怪兽。如果一个政府的征税行为可以不经代议机构的许可，那么它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收入规模。同样，如果预算支出可以不经过代议机构的实质性审核，那么它自然而然会为行政机构利益最大化服务。在没有民主和法制实质约束的情况下，昂贵政府无可避免。
“朱镕基热”：重启改革的期望
《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日前发表王秀宁的文章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全国各大书店统一上市。这是继2009年推出《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之后，人民出版社所推出的又一本记录这位个性鲜明的前任总理执政言论的重磅之作。一时间，购买者可谓人潮涌动。而有关它的解读，一时也成为网友和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按照出版商的说法，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内涉及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突、治理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影响巨大且不乏争议的问题，以典型的“朱氏风格”的笔调回溯自己的改革历程。《实录》一书的脱销和人们对书中内容的热议，体现了社会本身对于以往改革的瞩目乃至反思。正如一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中国再掀‘朱镕基热’，这说明现今的中国民众期望改革，期望敢于改革、敢于打破利益集团的领导人物出现。”近年来，关于改革已死或者改革本身被利益集团绑架的论调并不鲜见。一定程度上，人们开始相信，导致目前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并非过去的改革本身，而在于在改革的进程中并未能按照原先设定的方向行进。换言之，渐成气候的权贵利益集团偷换了改革的“承诺”，并蚕食着改革的成果，甚至丑化了过去的改革。《实录》一书的热销热议，更多地在于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失望。在中国，人们往往会以这样的方式介入对中国改革本身的思考与讨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这一时代的主旨———重启改革的殷殷期望。
民间信贷是双刃剑
《南方日报》报道：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日前表示，“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民营经济占市场主导地位，而如今羽翼渐丰的温州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一家敢说没有民间借贷的资本。“民间信贷是双刃剑，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周德文说，民间信贷尤其是短期借贷，让温州企业无法获得银行系统的贷款时可以喘一口气；但另一方面，位处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往往是高利贷，也给企业造成了成本压力，加速了资金链断裂和倒闭。“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毒药。”由于收益丰厚，通过将自有房产抵押贷款，然后将资金进行民间放贷以获取利差的现象在温州却相当普遍。而与虚拟经济的旺盛相对，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倾向日益明显。眼下，在楼市“崩盘”传言背后，虚火正旺的民间信贷和嗷嗷待哺的实体经济正酝酿着更大的危机。有温州本地的金融业人士就忧虑地表示：“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源于房地产，温州的次贷风险触发要素既有房价，也有企业倒闭，还有货币紧缩。”据周德文透露，在温州总共36万家中小企业中，今年至少有20%已缩小运营规模或干脆停业。“导致这些企业停业或半停业的原因很多，包括原材料成本、人工的上涨，汇率变化和用工荒的出现等等，但融资难肯定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快”只是一个速度概念，而中国的很多问题是质量概念。反对“快”有点把问题简单化了。减速只是把速度降下来，而不对根本性问题进行修补的话，还是会出事。而且，不能排除在为了降速而降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利益集团在博弈。所以我不会贸然支持希望中国应该慢下来歇一歇的观点，看看我们国内情势和国际环境，发展的压力都还非常巨大。快慢不是关键，谁掌握快慢才是关键。掌握快慢的人是不是真的去服从经济运行规律，是最关键。我们现在需要打破垄断利益集团对“快”和“慢”的执掌权力。我们社会有些方面发展得快，有些却很慢，这些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又有利益集团的利益在里面起作用。利益集团既有可能鼓吹快，也有可能鼓吹慢。（据《国际先驱导报》）
我们离“廉价政府”越来越远
《证券时报》日前发表黄小鹏的文章说，在最新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中，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强调“要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他还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在斯密眼中，廉价政府与小政府应该是同时出现的。到了现代，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日益提高，古典学派给政府界定的守夜人角色式的小政府已不太现实。现今各国的政府功能或多或少都有所扩展，以财政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计算的政府规模也普遍在扩大。但一般来说，大政府通常也极易导致昂贵政府，因此，在政府功能日益扩展、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要建设一个廉价政府，就有两层含义：一是遏制政府“变大”的冲动，将其约束到尽可能合适的规模，二是在规模确定的前提下，公共服务的成本最小化。从功能上看，中国政府显然是最多、最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事务，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目前，中国政府管理的事务过于庞杂，财政收支占GDP比例过大。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应该是无人能否定的事实。然而，光从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这一点看，只能揭示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北欧等福利型国家这一比例也不低，政府掌握的财政收支权力也很大。但是，这些大政府的国家不一定就是“昂贵政府”国家。一项统计表明，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印度、泰国、韩国、埃及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分别为 2.7%、4.2%、7.1%、9.9%、7.6%、6.3%、5.2%、5.1%和3.1%，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占支出比例按旧的统计口径高达25%左右，按新的统计口径，仅一般性公共支出就占到10%，总的行政支出比例应该仍然保持原有高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昂贵政府”。建设廉价政府最关键是要贯彻民主和法制。组织行为学理论早已经阐明，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天然地具有扩张自己规模的冲动，如果没有法制和民主程序的外在约束，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会演化成利维坦式怪兽。如果一个政府的征税行为可以不经代议机构的许可，那么它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收入规模。同样，如果预算支出可以不经过代议机构的实质性审核，那么它自然而然会为行政机构利益最大化服务。在没有民主和法制实质约束的情况下，昂贵政府无可避免。
“朱镕基热”：重启改革的期望
《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日前发表王秀宁的文章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全国各大书店统一上市。这是继2009年推出《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之后，人民出版社所推出的又一本记录这位个性鲜明的前任总理执政言论的重磅之作。一时间，购买者可谓人潮涌动。而有关它的解读，一时也成为网友和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按照出版商的说法，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内涉及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突、治理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影响巨大且不乏争议的问题，以典型的“朱氏风格”的笔调回溯自己的改革历程。《实录》一书的脱销和人们对书中内容的热议，体现了社会本身对于以往改革的瞩目乃至反思。正如一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中国再掀‘朱镕基热’，这说明现今的中国民众期望改革，期望敢于改革、敢于打破利益集团的领导人物出现。”近年来，关于改革已死或者改革本身被利益集团绑架的论调并不鲜见。一定程度上，人们开始相信，导致目前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并非过去的改革本身，而在于在改革的进程中并未能按照原先设定的方向行进。换言之，渐成气候的权贵利益集团偷换了改革的“承诺”，并蚕食着改革的成果，甚至丑化了过去的改革。《实录》一书的热销热议，更多地在于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失望。在中国，人们往往会以这样的方式介入对中国改革本身的思考与讨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这一时代的主旨———重启改革的殷殷期望。
民间信贷是双刃剑
《南方日报》报道：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日前表示，“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民营经济占市场主导地位，而如今羽翼渐丰的温州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一家敢说没有民间借贷的资本。“民间信贷是双刃剑，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周德文说，民间信贷尤其是短期借贷，让温州企业无法获得银行系统的贷款时可以喘一口气；但另一方面，位处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往往是高利贷，也给企业造成了成本压力，加速了资金链断裂和倒闭。“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毒药。”由于收益丰厚，通过将自有房产抵押贷款，然后将资金进行民间放贷以获取利差的现象在温州却相当普遍。而与虚拟经济的旺盛相对，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倾向日益明显。眼下，在楼市“崩盘”传言背后，虚火正旺的民间信贷和嗷嗷待哺的实体经济正酝酿着更大的危机。有温州本地的金融业人士就忧虑地表示：“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源于房地产，温州的次贷风险触发要素既有房价，也有企业倒闭，还有货币紧缩。”据周德文透露，在温州总共36万家中小企业中，今年至少有20%已缩小运营规模或干脆停业。“导致这些企业停业或半停业的原因很多，包括原材料成本、人工的上涨，汇率变化和用工荒的出现等等，但融资难肯定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