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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京市委的重组
1946年,陈修良正在淮南工作,刘晓传达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市委,任命她为市委书记。在此之前,南京党组织曾遭到八次大破坏。陈修良潜入南京后即与刘峰、朱启銮、方休、王明远组成了新的南京市委。中共上海局所在地景华新村二楼的亭子间里,刘晓对陈修良说:中央估计解放战争可能要打五年甚至十五年,要求党的干部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刘晓问她:南京的工作极艰苦,你能坚持下去吗?陈修良斩钉截铁地回答:能!一定能,直到南京解放!”刘晓同志望着她的黑发,壮怀激烈,笑道:“是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即便那一天你我的黑发变成了白发。”
1948年9月,陈修良再次到上海,参与中共上海局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讨论。她说:“估计南京会比上海早解放,所以要做好紧急准备。南京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情报与策反,迎接解放军渡江。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党的秘密工作要重新布置。南京党要先提出自己的新任务,改变工作计划。”会议责成由陈修良执笔将讨论的结果写成“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时间是9月27日。
南京市委根据“指示信”,提出了相应措施:1.建立策反部门。2.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3.加强警察工作委员会。4.建立公务员工作委员会。“指示信”特别明确地指出,要“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大队组织地下文工团”。
“借他的台,唱我的戏”
1947年初,一个“以戏剧为终身事业”的南京人李世仪,听说因全体队员出走南洋而空有其名的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要恢复建制的消息,便想“借他的台,唱我的戏”,将国民党军中演七队这个编制争到手。
李世仪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单线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联系。他去到梅园新村找到张清同志(即中共南京局组织部的张清华)汇报了有关情况及想法。组织的意见很明确,应该去占领这个据点,以便进一步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待机而动。
当时,国民党方面规定,演剧队队长必须有两名将官的保荐才可获得委任。正巧李世仪的姐夫邱维达是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时任首都警备司令。要他做担保不是一句话吗,于是她又邀了一位湖南老乡、也是黄埔出身的将领一起出面,具保李世仪出任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的队长,这是1947年2月的事。
1949年初,震惊世界的淮海大战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撤逃。这个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这时也不得不宣告“遣散”。演剧七队建队之初由国民党的国防部新闻局及政工局管辖,其后又改属联勤总部特种勤务署。在宣告演剧七队遣散之前,特勤署曾多次打电话催逼李世仪率演剧七队随同他们一起撤退。李世仪虽然是七队的队长,但他更是中共南京市委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艺术分委书记。党此时此刻的任务很明确,即“反对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使国民党的公务人员不跟着逃跑,有用之才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李世仪一方面召集七队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会议,务必以最合适的方式做好每个队员的思想工作,稳定人心,务必做到全体的成员安心留下,无一人被敌人拉拢被煽动而逃走。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打电话给联勤总部特勤署,明知他们逃跑急迫,交通工具奇缺,自顾不暇,他却偏偏再三要他们快派车辆。他们被颇答应给一到二辆。李世仪说人员物资连同家居在内十辆大卡车都不够。那怎么办?对方说“就地遣散”。怎么个“遣散”法?对方允诺每人发给三个月的薪饷,但是花名册上没有上级主管的签名,限当日五点钟之前拿花名册到军需处领取遣散费,过时他就飞上海了。挂断电话时是下午三点,离五点的时限仅二小时,然而就在这二小时之内却完备了一切必要的手续,顺利地领回了全体人员作为“遣散费”的三个月薪饷。在那份花名册上签名的人是侯鸣皋先生,他当时任特勤署康乐司司长,后来接替黄仁霖任励志总社的副总干事。南京解放之初曾负责市交际处的工作,现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他是李世仪的同学,追求进步,与李世仪过从密切,他给予演剧七队的帮助颇多,印象最深的是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百万雄师渡江之前,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及军政机构纷纷逃离、而又一去三回头的那段日起……
颐和路10号
颐和路位于南京城西北区,不可的国民党的显贵多居住这一带。这颐和路10号是当年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的公馆。是三层楼建步。楼底有宽大的宴会厅、舞厅并有华丽的巨型琉璃盯、壁灯,二楼是卧室、会议室及消闲活动的处所;一排落地玻璃窗,拉开窗维,外边是阔而长的月芽型露天阳台,再往前就是绿草茵茵的网球场和环保大厦的高大的树木。这座富丽豪华的公馆因巴达维的无可奈何倦了铺盖回老家去了,那显得似乎空落寂寞。国民党联勤总部的管辖下有个机构叫“励志社”,据传闻蒋介石、宋美龄对这个励志社很关注,所以别具一格,财势相当雄厚。作为这个社的总干事是由联勤总部次长黄仁霖兼任,众所周知,黄仁霖是蒋宋的大管家,是个将官级的管家。颐和路10号是励制社的“国土”,除此之外,它还有不少其它“飞地”,如黄埔路的励志总社,新街口的城中分社及所谓的“A、B大楼”等等,都拥有相当多的资产。为了实现中共南京市市委的指示即“在敌人溃退前,要防止破坏,保卫好人民财产,反对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并应考虑解放后的接管,做好准备,以便我们能够顺利地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等,李世仪在初任励志社代总干事侯鸣皋的同心协助之下,演剧七队的全体人员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名迅速进驻颐和路10号(几乎与此时同,文委艺术分委领导下的美术界部分同志住进励志社仓库和美军高级招待所,包括“A、B大楼”)。演剧七队原来的住地在汉中门蛇山,那里有三四个低矮的沥清色木板棚,原是日本侵占南京时用来饲养军鸽的鸽棚。从蛇山迁到颐和路10号这样豪华的公馆,简直象置身于好莱坞电影中的富丽场面。
当时,演剧七队在名义上已经“就地遣散”,不能在外抛头露面,为了避免麻烦,李世仪专门召集大家开会,特别强调,南京尚为解放,形势很复杂,要求全体人员少代外头露面,尤其不要涉足公共娱乐场所,以免招惹麻烦,颐和路10号条件好,可以看书、听唱片,可以下棋、打落袋还可搓麻将。这是对一般群众而言,至于党员和党所联系的骨干这时是很忙的,忙着清点颐和路10号及相关处所的资产并造册登记,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舞会上惹下的麻烦
李宗仁和中共之间的“和平谈判”使南京的形势一度和缓。有一天,难得露面的李世仪忽然来到颐和路10号,以队长的身份来看这个在名义上已被“遣散”的队员们,他们的生活及思想情况如何?他习惯地坐到收音、放唱片两用的音箱旁,刚刚放一张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不到一半就给两个兴冲跑上前来的女队员打断了。她们告诉他,昨晚上溜到“国防部政工局”的招待所舞厅去跳舞,遇上了政工局长邓文仪。邓文仪在和她们中的一位跳舞时问她们是哪部们的?她回答说是演剧七队的。邓文仪“哦”了一声,然后重复了一句“是演剧七队的!”便不再说什么。待一只舞曲结束了,邓文仪又问她们“演剧七队的队长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她们随口答道:“叫李世仪”。邓文仪又重复了一遍“李世仪!”似乎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接着就一本正经地关照她俩:“你们回去时对李世仪讲,明天来见我,在剑阁路。”这两位女士说来轻松,无所谓地样子,但李世仪听了却十分沉重,从不轻易发脾气的他,这会儿也按耐不住了:“几次三番地告诫你们,演剧七队对外不存在,已经遣散了!一再关照你们不要到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尤其不能以演剧七队的身份露面!你们倒好,竟然跑到“国防部招待所”的跳舞厅去了!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吗?唉!偏偏还碰到邓文仪!”李世仪无意过激地责备她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不要去见邓文仪?不去见她会怎样?见了他又会怎样?想来不去见他怕是不行的,固然自己可以隐蔽起来,但颐和路10号还有一批党的力量,还有许多群众,他们把身家性命都交托给他了,怎能置之不顾呢?一定得去见她,而且不能迟于明天。但是此时邓文仪为何要召见他,目的何在?这要弄清楚,至少要有个比较正确的分析判断,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他决定通过关系把这一情况紧急汇报上级组织并请求指示。
第二天,上级组织决定李世仪还是应当前去见见邓文仪,只有见过之后才能了解他的意图,更有利于我们作出相应的抉择。邓文仪也是黄埔出身,是所谓的“十三太保”之一,是蒋介石的信宠,很有来头的人物。邓文仪此时还留在南京,实际上引退在溪口的“蒋总统”的政治目的和代表,虽然他的公开身份不过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政工局局长”,但他可以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公然推翻李宗仁“代总统”关于以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在谈判基础的主张,他要“不惜牺牲一切,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可见邓文仪这个“政工局局长”是超乎他的上属“国防部”之上,他不把李宗仁“代总统”放在眼里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特殊人物。当然他也负有监督撤退的使命,但其目光是放在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上层人物身上,对小小一个演剧七队的“遣散”与否,他也未必知晓,所以有关“遣散”的问题可以无多担心。现在邓文仪虽不直接管辖演剧七队,但是七队同时也隶属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政工处”却受此政工局的管辖。而且在他主持“新闻局”时,也曾经是演剧七队的顶头上司,更何况此时,他又具有的“特殊身份”,他要召见李世仪那就是命令,岂可不去?非去不可。
会见“国防部政工局”邓文仪
剑阁路4号是邓文仪的公馆,离颐和路10号不远。李世仪接近邓文仪的公馆时,发现门口停着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是宪兵队的。李世仪警惕这是不是等着逮捕他?他犹预不决,不敢冒失。为了观察动静,他在剑阁路4号附近徘徊了好几圈,直到那辆宪兵队的吉普车开走了,他才进入公馆的大门。
李世仪被引到楼上。他一第眼看到的不是邓文仪,而是一位妖艳的妇人,哦!她不就是汪伪时期红得发紫、现今仍然光照宦海的名交际花吗?她竟成了这邓公馆的女主人?后来听说,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的高官显要们已经将家眷连同美钞金条及一切细软逃径香港或台湾去了,留下的寂寞和漫漫长夜就由一些秦淮商立或这类的高级交际花们来半日同消度了。再往前走,李世仪第二眼才看到邓文仪本人。李世仪原以为邓文仪必定要摆出一副官僚架势,开口就责问演剧七队为什么还留在南京不撤退?疾言厉色训斥一番是难免的。但是不然,邓文仪却起身接待他,和颜悦色,客气寒暄,根本不谈正经事。李世仪主动说起,最近由于家事烦心,七队的公务疏于过问,管束不严,以致有两名女队员擅自闯到“国防部招待所”的舞厅跳舞,太失检点……等等。邓文仪拦住李世仪的话说“哪里哪里”,还满口称赞那两位女队员的舞跳得多么娴熟,舞姿多么美妙:“以后定要多多领教”。李世仪一方面笑颜应酬;“承邓局长夸奖,以后七队举办舞会时,要恭请局长光临指导”。同时又在心里纳闷:难道他召我来仅仅是为了跟我谈论跳舞的吗?不可能的。可以肯定,老虎凳辣椒水在后头,得提防着。没想到邓文仪又以关心部下的口气问道:“你刚才说有什么家事烦心?”李世仪所谓的“家事烦心”不过是一句托词,一方面掩饰“对七队公务疏于过问”,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用心是,引邓文仪“体察下情”而问一句:“有何家事烦心?”,于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也是黄埔出身的邱维达与自己的郎舅关系扯出来,增一层政治保护色。果然邓文仪终于“体察下情”发问了。李世仪告诉他,自“徐埠大战”以来,邱维达领兵在外,音讯杳无,大姐因此而不食不眠,忧虑成疾。邓文仪得知邱维达是他的姐夫,态度似乎更谦和了一些。李世仪问:“局长认识邱维达?”邓文仪高兴地说:“认得认得,黄埔同学嘛。湖南人是不是?整编74师师长对不对?好样的!”话至此,气氛更显得和悦了。李世仪本来有点紧张的心情也有所纾缓。可是邓文仪的话锋突然一转,态度也变得相当严峻,如闪电突击地问他:“你那个演剧七队里边可有共产党?”李世仪一楞,但不惶恐,仍然态度从容。稍顿即答:“局长,我实在不敢对您说有还是没有。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呀!”邓文仪两眼紧紧盯住李世仪,他在玩味面前这个小小的李世仪以及他不着边际的回答,虽然听上去似乎在躲闪,但也许是实情,眼下这种局势谁也看不透谁。陈布雷·傅作义他们的亲生女儿朝夕相处,都是共产党!因此他或许觉得这个李世仪的回答是诚实的。邓文仪只“嗯”了一声,不表示可否。李世仪又把话说回来:“七队的每个队员入队的时候我都严格考核过,认为思想品德端正的才报请上级审编的,这种事是不能马虎的。除爱玩爱跳舞,平时打打麻将,甚或对奸商囤积奇,对物价风涨表示不满发牢骚外,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有人行迹可疑。”邓文仪低着头又“嗯”一声。叫人觉得深不可测。过了一会他突然干脆响亮地说:“很好,很好呀!”接着他就在既是商议又是命令的语气说:“那就派你们七队前往浦口前线为将士们作一次劳军演出,你看行不行?”这突然的一击是李世仪没有预想到的。他临时拿出什么好办法来招架?他就想用演出上的具体困难作为拖延时日的计策,可是他还未开口,邓文仪就说:“既然没有异议,那就照此办理吗!”随即起身送客:“希望你们工作顺利,演出成功。我等你们从前方凯旋而归!”
到清口前线作“劳军演出”这是命令,更是邓文仪对演剧七队“有没有共产党”的一个严峻考验。邓文仪这步棋是个杀着,看李世仪如何对付。
李世仪离开剑阁路4号,一路上心情沉重,焦虑不安,不知如何进退才好。他回想起1947年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梅园后,因一时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一片“战乱”叫嚣声中,曾通过可靠的关系介绍,到上海会见过阳翰笙同志,请教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进步的文艺界必须坚持的原则。阳翰笙同志明确指出两条:第一不上前线演戏,第二绝对不演“战乱戏”……可是现在,邓文仪恰恰指令演剧七队过长江到前方浦口作“劳军演出”。该怎么办呢?
党的上级组织及时地进行了研究,由文委书记黄可同志传达并指出:邓文仪显然是从弄清“七队有没有共产党”这个目标搞“火力侦察”,看看七队作何反应,进而判断七队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可利用演剧七队此刻上前线作劳军演出达到他火中取粟的目的,对上峰显示他的忠诚。一石二鸟,自以为高明。可是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组织根据以上情况给演剧七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侦察任务,即利用邓文仪提供的机会和条件,深入敌人部队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如敌司令部的位置、主要指挥官及中上级人员的名单,江防设施、炮兵阵地、武器配备及士气……等,以供我军渡江参政,至于演出的节目则以不带政治色彩为原则。
一出敌我双向侦查的写实戏剧要开演了。时间是1949年2月初,南京处在春寒料峭中。 浦口“劳军”侦查敌情
演剧七队有个“队委会”其成员除党员之外都是与党有联系的进步人士。李世仪虽是党的艺术分委书记,但秘密工作的原则是,组织上只能单线联系,所以党员个人只知联系你的上线及下线是某某人,越级或横向发生关系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李世仪只能以演剧七队队长的身份在“队委会”上宣告邓文仪召见的情况及“指令”,并明确表示,到浦口作“劳军”演出与七队“遣而不散”又必须合法存在下去的艰难处境有重要关系。至于党的上级所要求的,即利用去浦口“劳军”进行双向侦察的斗争意图,当然不能说明,必须保密。可是队委会中的地下党员和党所联系的积极分子,并不清楚李世仪也是共产党员,而且就是在政治上领导他们的上级组织、文委委员和艺术分委书记。所以他们听说要过江“劳军”便觉得在政治上不妥,但又不敢直言加以抵制。于是借口说此时此刻上前方“劳军”演出,可能引起同行们非议甚至斥责,不如暂不作决定,等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再说。李世仪听着党员和积极分子们一拉一唱,知道他们要和他们的上线联系请示。所以没有立即作决定,但是演出的准备工作都要照常进行。
“商量”下来,浦口“劳军”演出不能不去。进一步“商量”决定只排演《求婚》、《哑妻》两个不带政治色彩的小戏,同时决定由一位共产党员作领队,他的任务是除演出外要想方设法利用机会搜集敌营的军情。另外又布署一名党员留守在颐和路10号,约定数日后以七队队员的家属代表送些菜呀点心什么的作借口,到浦口去慰劳在“劳军”演出的人员,实际上是前去与那里的党员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演出活动情况,更主要的是及时取得他们已经获得的敌军的具体情报。
驻扎在浦口的是敌李延年部刘秉哲的军队,七这这方面有意突出他们是奉国防部政工局邓文仪局长的指派,专门来浦口作劳军演出。敌人营垒大多知道邓文仪的背景及份量,想博得邓的好感,上上下下都拿出了极大的热情来待演剧七队,一时间真让人弄不清竟是谁慰劳谁。所有的“丘八”必须看慰劳演出。他们奉命坐在露天场地上看戏,尽管台上演的是喜剧,台下的观众却无动于衷,他们在寒风中苦着脸,他们也许正在怀念千里之外的家小和自己明日的下场。也许他们啥也不想,只是心不在焉茫然若失地看着阵阵旋风卷起的黄尘从一处滚到另一处。
晚饭和午饭都由军部师部作东,有鱼有肉有酒,很丰盛,也很自由豪放。他们几碗酒下肚之后就有点曛曛然,舌头越不听使,话却越多,事情真也凑巧,演剧七队的一位导演是四川合江人,他与敌师参谋长是同乡人;另一位演员与他们师部的一位文化教员给是老同学。同乡、同学今日战地相逢,无比激动,无话不说。由于这种关系,给带队的地下党员搜集敌军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酒后由他们亲自带领,参观军事防务并讲解阵形和作战方略,喝了酒有酒后牢骚,如一方面说他们的所谓“袋形阵地”将诱使共军自投罗网、有来无回;另一方面又予以否定,说这种方法本身是人家共产党的惯技,茉芜之战,张灵甫就死在陈毅的罗网里。“共军狡猾得很,他才不往我们的袋子里钻呢”;和他们的师指挥所的隐蔽伪装,他说如何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同时又摇头自嘲道:不过也没用,因为共党的谍报人员无孔不入,谁能断定军部、师部里头没有“奸细”?隐蔽得再好,即或是钻入地底下,他们也能够发现。一方面他们拍着胸脯说,有他们严阵以待,如铜墙铁壁,金城汤池,首都南京无万一失,还说“共军想过江?那是妄想”,接着又扼要地讲了一番他们的江防部署和谋略。文化教员夸夸其谈说:“只可惜要塞炮弹仅有三们,即使如此,共军妄想过江也插翅难飞。”参谋长用四川话纠正他:“你瞎吹牛皮做啥嘛!都是自己人,说实话,事实上三门要塞炮一门调到江阴了,一门调可啥地方去了?只余下一方面,狗×的有个零件坏了,一时还没配好!”他一边打酒嗝,一边抢着他的合江同乡人的肩膀说:“你是导演,见过战场上那无数的被打死的士兵吗?你没见过?我见得多呢!他们使我想起两句古人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好不惨然唷,老乡,你说是不是?”从师参谋长的这番话,到坐在露天场地看演出的那些麻木的士兵和他们茫然的神色,再清楚再具体不过地说明了国民隍的这支部队的士气,他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过江去慰问“劳军”演出的家属代表,穿过重重铁刺网和盘问,把菜肴点心送去之后,又带着所获的敌军情报赶回南京,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把在浦口得到的种种情况详细地向上级作了汇报,实际上交给了艺术分委书记李世仪,再经他转报市委作并我军作战参阅之用。
浦口的“劳军”演出,确实是一次敌我两方的“双向侦察”,这次侦察的结果,一是让邓文仪终于放心了:演剧七队内部确实没有共产党”,因此他特令其政工局赠七队一个银盾,以资嘉奖;二是已被遣散的问题不了了之,七队的存在无形中又合法化了;三是受上级党的指示,借浦口的“劳军”演出完成了搜集敌军情况的任务。
但是在国民党党政军都纷纷大撤逃的形势下,演剧七队何以安然不动?不是说过“应撤离而不撤离者,不应撤离而擅自撤离者均予严惩不贷”吗?演剧七队的状况算什么?会不会引出另一个些人的怀疑,以为演剧七队图谋不轨?
中共地下文委根据艺术分委书记李世仪对情况的分析和建议,以“纪念演剧七队成立两周年”为名,利用颐和路10号高级公馆的条件,举办一次盛大的庆祝舞会。重点邀请对象是:邓文仪、“首都卫戍司令部”及浦口的国民合驻军首领,其它有关社会各方人士也郑重发出请柬。目的是借此机会扩大“浦口劳军”的战果,释解演剧七队“长驻南京不走”的疑团。进一步麻痹敌人,以便进行迎接解放南京的斗争。这个行动计划很快就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认可。
灯红酒绿的掩映下
作为党的艺术分委书记,李世仪对这个庆祝舞会的构想是要造成一种局面:邓文仪是今晚舞会的主人,以他的国民党南京党政最高长官身份欢迎各方来宾,尤其感谢浦口前线对演剧七队前去慰劳演出所给予的热情接待与配合。另一方面,浦口前线进江来与会的代表必定对邓文仪表示感谢,派演剧七队上前线为将士演了“非常精采”的戏剧等等。以他们之间的相互恭维突出演剧七队的贡献,从而使七队在与会者的心目中显出自己的存在的重要性。
这天是1949年2月的某夜。南京颐和路10好,从前的美军顾问团巴达维团长的豪华公馆,变成了一座舞台。演剧七队的队员们运用舞台美工的技法,张灯结彩,把整个大厦的里里外外,包括花园草地打扮得精美绝伦:舞厅里还从浦口前线借来军乐队作舞会的伴奏,充当“洋琴鬼”的角色;演剧七队的男女演员们或西装旗袍伴舞,或身着洁白的“侍者服”,结黑蝴蝶领结,手托银盘来回穿梭,招待来宾。而所有这一切作为“演出的服装道具”,无一不是该公馆原有的东西。他们仓惶逃走时来不及搬去,此时已经由地下党日夜清点完毕,造册上报,以备解放后接管。现在因为这次盛大误会的需要,又临时搬出来应用。
邓文仪大驾光临了。一行三辆黑轿车直驱颐和路10号,绕过喷水池停在廊檐前面。邓局长下车之时,接着跳出来一位艳丽的女人,一进门就秋波横溢,和每一位在场的人微笑致意,似乎在座的都是她的朋友。她就是李世仪那天在剑阁路4号见到过的那位以前红现在还红的交际花。随同邓文仪光临的是一位穿得笔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菜文治,此人也是黄埔出身,又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踌躇荡志,颐指气使,他的身旁也伴随一个女人。汤恩伯在黄埔军校当过菜文治的教官,是师生关系,但蔡文治对汤恩伯并不敬重:为制作一份江防作战计划,他与汤恩伯发出严重冲突。蔡文治认为共产党十之八九必以从荻港作渡。突破长江南下,因此以国防部的名义,要求汤恩伯把兵力重点放在荻港,但汤恩伯拥兵自重,把防卫实力收缩到上海外围,要确保吴淞口。后来人民解放军果然从荻港渡江,一举直下南京及沪杭甬。为此蔡文治在军事会议上当着顾祝同参谋长的面,大骂汤恩伯是饭桶,是草包。而汤恩伯也顾不得自己的老师身份,反斥蔡文治:“你小孩子懂个×!”这样的下流话也骂出口了。这是后话。现在,邓文仪、蔡文治两人在南京是实际上的最高军政头目。他们一亮相,在场的军官、社会显要及太太小姐们都肃然起立。接着是从浦口前线赶过江来的刘秉哲军长及参谋长师长等,穿一身灰色棉军装,风尘仆仆,迈着带泥的军靴跨进了颐和路10号。酒红灯绿的豪华大厅,使他惊愣得不知进退,或者这种景象给这几位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将官一种“花天酒地,群生梦死”的印象。然而他们来不及多想,但见邓文仪、蔡文治已然正襟危坐地向他们招手。于是精神一振,来了立正,敬礼!顿时引得太太小姐们交头窃笑。
舞会由李世仪主持,他请邓局长致词,邓文仪以七队的上级领导的身份,对浦口前线驻军协助演剧七队完成劳军演出致谢,蔡文治领头拍掌。他显然是拍给刘秉哲他们看并以此作为他的慰问。接着是刘秉哲,他连连表示“不敢不敢”似乎无话可说,但没想到他们的那位文化教员却挺身而出,用高大的嗓门把演剧七队在浦口的“劳军演出”说得天花乱坠,精采至极,不时引起军乐队的掌声,尤其强调这次演出是邓长官对前方将士的爱护关怀。这席话叫邓文仪听得最舒心。因此,后来他没忘奖励给七队一个银盾。这玩意儿不值钱,但作为摆设可以吓虎一些上门寻衅的牛鬼蛇神。
李世仪牵头下舞池,邓文仪、蔡文治以及他们的舞伴一曲接一曲地跳,很是快乐,只是累坏了乐队队员们。
李世仪是整个这出戏的导演,但他只是一位执行导演,还有一位运筹帷幄的总导演,南京市委文委书记黄可同志始终在场而又始终未露一面,晚会开幕之前由李世仪同志安排在三楼的一间小房内,这里有一条党道伸到楼下大厅外的半月形阳台,由此可以一揽无余地看清舞会上每个角落和每个人物的活动情况,如同坐在包厢一样,瞰全剧的进行。
黄可同志看完整个演出,怀着胜利的心情,在误会的大幕落下的前一刻,独自悄然地离开了颐和路10号。等李世仪送走了邓文仪、蔡文治等登车后,又和浦口前线来的将领一一握别。李世仪当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刘秉哲军长不久之后于败逃途中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了。
李世仪在送客时心里还一直牵记了二楼“包厢”里的另一位客人黄可同志,但待他快步赶到“包厢”里时,但见室内空寂无人,只在沙发一旁的两用唱机上摆着一张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唱片,这是黄可与李世仪事先约定的记号,说明他平安、满意而去了。李世仪索兴也独自留下来,忙里偷闲休息一会,顺手扭开收音机,把短波调到邯郸人民广播电台,仔细收听关于淮海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名单。忽然间他的大姐夫邱维达的名字出现了,他很兴奋。不论对于他,对于大姐,这绝对是个好消息,因为这证明至少他还活着。这就足以安慰每日以泪花洗面的大姐了!
“地下文工团”的公开演出
1949年2月,美蒋的“和谈”阴谋遭到我党的揭露,战争形势的发展一天紧似一天。尽管邓文仪继续叫嚣“誓与共党周旋到底”,但军心已散,民心丧失殆尽,全面崩溃之势已不可逆转,“逃沪”、“逃台”、“逃穗”、“逃港”之风日盛一日。南京文艺界的部分人思想又动荡不安了。文委和艺术分类为进一步加强“反搬迁”的工作,决定以“联合演出”的形式稳定在南京的戏剧工作者。经由“演剧七队”倡议,与“演剧一队”及“中国万岁剧团”的部分演员,组成了“联合演出委员会”,其委员是李世仪、朱家训、徐明、齐衡、蒋超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由此我党对南京戏剧界的领导更集中更有力。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而组成了这个“联合演出委员会”,而联合的演剧七队,演剧一队及“中国万岁剧团”的演职人员进一步发展成为南京文工团的戏剧工作队。另外美术、音乐方面的同志也已在党的领导下正积极开展迎解放的工作了,他们构成了南京文工团的美术、音乐工作队。1949年2月中旬起在新街口“励志社城中分社”内的竹棚剧场(解放后改建为“东风剧场”)演出了高尔基著《夜店》、《小市民》和一个法国剧本改编的《续弦夫人》。联合公演的海报到处可见。这次“联合公演”也可以说是南京地下文工团的首都演出,剧场内外的气氛显得相当的热烈和激动。可是没料到,有一位国民党联勤总部下属的康乐司艺术科主管演剧队的科长找到李世仪,责问他:“你是怎么回事?一再通知你们撤退,为什么不撤?现在反倒搞起什么联合公演了!”李世仪回敬他说:“你们不是一再地要求我们为前方服务、为军队服务吗?现在南京就是前方。我们前不久还到浦口前线演出过了(邓文仪局长还奖了一个银盾呢)你知道不知道?”科长无可奈何,夹着皮包走了。接着又一段插曲是因为这个“地下文工团”的演出剧目有台是高尔基的作品,引起了苏联大使馆的极大兴趣,而且热情地发给他们请柬,邀请出席宴会。这请柬使得每一个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者怦然心动!但是,党的上级领导得知后,立即坚决制止赴苏联大使馆,以免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售敌人以把柄,造成大错。因而只好婉言谢绝苏联使馆的好意了。“联合演出”结束后,文委指示准备正式建立“南京文工团”以便更好地开展包括参加对文化方面的敌特、敌户等尽可能详尽的调查。可谓“准备建团”主要是组织机构、人事安排、集中地点、工作打算……这方面的事情。那时候大家的革命热情高,只想着多工作,多贡献,别的不计较,所以准备工作一点也不费事。
与“行政院”为邻
演剧七队在颐和路10号的好景不长。忽一日阎锡山不请自来,他身穿蓝缎团花面料的狐皮袍和暗花黑马褂,由一位副官之流的人陪同,如入无人之境,楼上楼下各是察看,别人不理会他,他也不理会别人。那个随员不住地在一旁躬身细语,介绍那一间房可以作何用场等等。阎锡山只看不作声,似乎根本没听那人根他说些什么,据说他的脾气是不作声,不骂人就表示他很满意,愿在此处住下来。“阎长官”是山西土皇帝,被人民解放军撵出老家了,而今逃亡到南京难免有寄人篱下的凄楚之感,他不能像在山西那样,什么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办,所以他准备就把家安的这地方。
既然“阎长官”看中了颐和路10号,演剧七队就得赶快乔迁了。搬到哪里好呢?李世仪与老同学,进步人士侯鸣皋商量。作为接替黄仁霖任励志社的代总干事,主张把演剧七队迁到黄埔路励志总社去,那里许多地方正空着,李世仪也看好励志总社,它与国民党的行政院社址比邻,几乎同一个大门出入,在敌政府的鼻子底下搞活动反倒更安全。当时形势很紧张,国民党狗急跳墙,要大肆搜捕潜伏的“奸匪”,上级组织已下达指示给党员和联系的对象,尽可能地利用社会关系隐蔽起来,并作好最坏的准备,万一被捕,必须誓死保护党的组织秘密,每个党员要事先准备好有理有利的缎口供,迷惑敌人,保护自己。现在从颐和路10号迁往黄埔路励志总社,与“行政院”为邻,也不失为保护自己的良策,“行政院”所以选在黄埔路与励志总社为邻,实在是这是个安全地带,因为一出门就坐得到明故宫飞机场。飞机起落,昼夜不息,运走多少逃亡的党国显要,还有多少官僚正惶惶不可终日,惟恐解放军突然从天而降占领机场,断了他们的活路。为此,“行政院”选择这与机场近在咫尺的地点作新址,也可说是“近水楼台”可先得逃命的飞机。
演剧七队在黄埔路励志总社期间,按党的指示着手迎接南京解放的宣传准备工作,如编写街头活报剧;住在A、B大楼的美术工作者已经秘密在市中心选好悬挂巨幅标语的大楼地址并开始制作;音乐工作者亦已开始创作和练习迎解放的歌曲。事实上在文委艺术分委领导和联系下的南京广大文艺工作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战斗队伍,也可以说南京市(地下)市委在指示中明确提出的“地下文工团”雏形已经具备,呼之欲出。为了将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有关人员迅速集中起来,以便统一领导,开展工作,李世仪、侯鸣皋的鼎力帮助下,决定将位于南京市中心新街口淮海路一号的励志社诚中分社的康乐园作为“地下文工团”的地址。由于演剧七队进市中心是乘的十轮大卡车,又都着军装,每人手握一支美制步枪(实际是励志社供美军玩乐的猎枪),所以与国民党军队撤逃的人流是逆向而驰,也无人敢拦截,虽然一路上有许多惊疑的目光相视。
淮海路一号有三牌二层楼格式的房子和一座用竹子和油毛毡建筑的简陋剧场。这就是南京文工团的所在地。
“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七队组织地下文工团”,在党的领导下,在艰险的斗争中胜利地实现了。■
1946年,陈修良正在淮南工作,刘晓传达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市委,任命她为市委书记。在此之前,南京党组织曾遭到八次大破坏。陈修良潜入南京后即与刘峰、朱启銮、方休、王明远组成了新的南京市委。中共上海局所在地景华新村二楼的亭子间里,刘晓对陈修良说:中央估计解放战争可能要打五年甚至十五年,要求党的干部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刘晓问她:南京的工作极艰苦,你能坚持下去吗?陈修良斩钉截铁地回答:能!一定能,直到南京解放!”刘晓同志望着她的黑发,壮怀激烈,笑道:“是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即便那一天你我的黑发变成了白发。”
1948年9月,陈修良再次到上海,参与中共上海局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讨论。她说:“估计南京会比上海早解放,所以要做好紧急准备。南京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情报与策反,迎接解放军渡江。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党的秘密工作要重新布置。南京党要先提出自己的新任务,改变工作计划。”会议责成由陈修良执笔将讨论的结果写成“上海局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时间是9月27日。
南京市委根据“指示信”,提出了相应措施:1.建立策反部门。2.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3.加强警察工作委员会。4.建立公务员工作委员会。“指示信”特别明确地指出,要“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大队组织地下文工团”。
“借他的台,唱我的戏”
1947年初,一个“以戏剧为终身事业”的南京人李世仪,听说因全体队员出走南洋而空有其名的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要恢复建制的消息,便想“借他的台,唱我的戏”,将国民党军中演七队这个编制争到手。
李世仪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单线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联系。他去到梅园新村找到张清同志(即中共南京局组织部的张清华)汇报了有关情况及想法。组织的意见很明确,应该去占领这个据点,以便进一步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待机而动。
当时,国民党方面规定,演剧队队长必须有两名将官的保荐才可获得委任。正巧李世仪的姐夫邱维达是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时任首都警备司令。要他做担保不是一句话吗,于是她又邀了一位湖南老乡、也是黄埔出身的将领一起出面,具保李世仪出任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的队长,这是1947年2月的事。
1949年初,震惊世界的淮海大战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撤逃。这个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军中演剧七队,这时也不得不宣告“遣散”。演剧七队建队之初由国民党的国防部新闻局及政工局管辖,其后又改属联勤总部特种勤务署。在宣告演剧七队遣散之前,特勤署曾多次打电话催逼李世仪率演剧七队随同他们一起撤退。李世仪虽然是七队的队长,但他更是中共南京市委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艺术分委书记。党此时此刻的任务很明确,即“反对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使国民党的公务人员不跟着逃跑,有用之才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李世仪一方面召集七队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会议,务必以最合适的方式做好每个队员的思想工作,稳定人心,务必做到全体的成员安心留下,无一人被敌人拉拢被煽动而逃走。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打电话给联勤总部特勤署,明知他们逃跑急迫,交通工具奇缺,自顾不暇,他却偏偏再三要他们快派车辆。他们被颇答应给一到二辆。李世仪说人员物资连同家居在内十辆大卡车都不够。那怎么办?对方说“就地遣散”。怎么个“遣散”法?对方允诺每人发给三个月的薪饷,但是花名册上没有上级主管的签名,限当日五点钟之前拿花名册到军需处领取遣散费,过时他就飞上海了。挂断电话时是下午三点,离五点的时限仅二小时,然而就在这二小时之内却完备了一切必要的手续,顺利地领回了全体人员作为“遣散费”的三个月薪饷。在那份花名册上签名的人是侯鸣皋先生,他当时任特勤署康乐司司长,后来接替黄仁霖任励志总社的副总干事。南京解放之初曾负责市交际处的工作,现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他是李世仪的同学,追求进步,与李世仪过从密切,他给予演剧七队的帮助颇多,印象最深的是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百万雄师渡江之前,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及军政机构纷纷逃离、而又一去三回头的那段日起……
颐和路10号
颐和路位于南京城西北区,不可的国民党的显贵多居住这一带。这颐和路10号是当年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的公馆。是三层楼建步。楼底有宽大的宴会厅、舞厅并有华丽的巨型琉璃盯、壁灯,二楼是卧室、会议室及消闲活动的处所;一排落地玻璃窗,拉开窗维,外边是阔而长的月芽型露天阳台,再往前就是绿草茵茵的网球场和环保大厦的高大的树木。这座富丽豪华的公馆因巴达维的无可奈何倦了铺盖回老家去了,那显得似乎空落寂寞。国民党联勤总部的管辖下有个机构叫“励志社”,据传闻蒋介石、宋美龄对这个励志社很关注,所以别具一格,财势相当雄厚。作为这个社的总干事是由联勤总部次长黄仁霖兼任,众所周知,黄仁霖是蒋宋的大管家,是个将官级的管家。颐和路10号是励制社的“国土”,除此之外,它还有不少其它“飞地”,如黄埔路的励志总社,新街口的城中分社及所谓的“A、B大楼”等等,都拥有相当多的资产。为了实现中共南京市市委的指示即“在敌人溃退前,要防止破坏,保卫好人民财产,反对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并应考虑解放后的接管,做好准备,以便我们能够顺利地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等,李世仪在初任励志社代总干事侯鸣皋的同心协助之下,演剧七队的全体人员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名迅速进驻颐和路10号(几乎与此时同,文委艺术分委领导下的美术界部分同志住进励志社仓库和美军高级招待所,包括“A、B大楼”)。演剧七队原来的住地在汉中门蛇山,那里有三四个低矮的沥清色木板棚,原是日本侵占南京时用来饲养军鸽的鸽棚。从蛇山迁到颐和路10号这样豪华的公馆,简直象置身于好莱坞电影中的富丽场面。
当时,演剧七队在名义上已经“就地遣散”,不能在外抛头露面,为了避免麻烦,李世仪专门召集大家开会,特别强调,南京尚为解放,形势很复杂,要求全体人员少代外头露面,尤其不要涉足公共娱乐场所,以免招惹麻烦,颐和路10号条件好,可以看书、听唱片,可以下棋、打落袋还可搓麻将。这是对一般群众而言,至于党员和党所联系的骨干这时是很忙的,忙着清点颐和路10号及相关处所的资产并造册登记,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舞会上惹下的麻烦
李宗仁和中共之间的“和平谈判”使南京的形势一度和缓。有一天,难得露面的李世仪忽然来到颐和路10号,以队长的身份来看这个在名义上已被“遣散”的队员们,他们的生活及思想情况如何?他习惯地坐到收音、放唱片两用的音箱旁,刚刚放一张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不到一半就给两个兴冲跑上前来的女队员打断了。她们告诉他,昨晚上溜到“国防部政工局”的招待所舞厅去跳舞,遇上了政工局长邓文仪。邓文仪在和她们中的一位跳舞时问她们是哪部们的?她回答说是演剧七队的。邓文仪“哦”了一声,然后重复了一句“是演剧七队的!”便不再说什么。待一只舞曲结束了,邓文仪又问她们“演剧七队的队长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她们随口答道:“叫李世仪”。邓文仪又重复了一遍“李世仪!”似乎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接着就一本正经地关照她俩:“你们回去时对李世仪讲,明天来见我,在剑阁路。”这两位女士说来轻松,无所谓地样子,但李世仪听了却十分沉重,从不轻易发脾气的他,这会儿也按耐不住了:“几次三番地告诫你们,演剧七队对外不存在,已经遣散了!一再关照你们不要到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尤其不能以演剧七队的身份露面!你们倒好,竟然跑到“国防部招待所”的跳舞厅去了!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吗?唉!偏偏还碰到邓文仪!”李世仪无意过激地责备她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不要去见邓文仪?不去见她会怎样?见了他又会怎样?想来不去见他怕是不行的,固然自己可以隐蔽起来,但颐和路10号还有一批党的力量,还有许多群众,他们把身家性命都交托给他了,怎能置之不顾呢?一定得去见她,而且不能迟于明天。但是此时邓文仪为何要召见他,目的何在?这要弄清楚,至少要有个比较正确的分析判断,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他决定通过关系把这一情况紧急汇报上级组织并请求指示。
第二天,上级组织决定李世仪还是应当前去见见邓文仪,只有见过之后才能了解他的意图,更有利于我们作出相应的抉择。邓文仪也是黄埔出身,是所谓的“十三太保”之一,是蒋介石的信宠,很有来头的人物。邓文仪此时还留在南京,实际上引退在溪口的“蒋总统”的政治目的和代表,虽然他的公开身份不过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政工局局长”,但他可以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公然推翻李宗仁“代总统”关于以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在谈判基础的主张,他要“不惜牺牲一切,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可见邓文仪这个“政工局局长”是超乎他的上属“国防部”之上,他不把李宗仁“代总统”放在眼里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特殊人物。当然他也负有监督撤退的使命,但其目光是放在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上层人物身上,对小小一个演剧七队的“遣散”与否,他也未必知晓,所以有关“遣散”的问题可以无多担心。现在邓文仪虽不直接管辖演剧七队,但是七队同时也隶属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政工处”却受此政工局的管辖。而且在他主持“新闻局”时,也曾经是演剧七队的顶头上司,更何况此时,他又具有的“特殊身份”,他要召见李世仪那就是命令,岂可不去?非去不可。
会见“国防部政工局”邓文仪
剑阁路4号是邓文仪的公馆,离颐和路10号不远。李世仪接近邓文仪的公馆时,发现门口停着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是宪兵队的。李世仪警惕这是不是等着逮捕他?他犹预不决,不敢冒失。为了观察动静,他在剑阁路4号附近徘徊了好几圈,直到那辆宪兵队的吉普车开走了,他才进入公馆的大门。
李世仪被引到楼上。他一第眼看到的不是邓文仪,而是一位妖艳的妇人,哦!她不就是汪伪时期红得发紫、现今仍然光照宦海的名交际花吗?她竟成了这邓公馆的女主人?后来听说,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的高官显要们已经将家眷连同美钞金条及一切细软逃径香港或台湾去了,留下的寂寞和漫漫长夜就由一些秦淮商立或这类的高级交际花们来半日同消度了。再往前走,李世仪第二眼才看到邓文仪本人。李世仪原以为邓文仪必定要摆出一副官僚架势,开口就责问演剧七队为什么还留在南京不撤退?疾言厉色训斥一番是难免的。但是不然,邓文仪却起身接待他,和颜悦色,客气寒暄,根本不谈正经事。李世仪主动说起,最近由于家事烦心,七队的公务疏于过问,管束不严,以致有两名女队员擅自闯到“国防部招待所”的舞厅跳舞,太失检点……等等。邓文仪拦住李世仪的话说“哪里哪里”,还满口称赞那两位女队员的舞跳得多么娴熟,舞姿多么美妙:“以后定要多多领教”。李世仪一方面笑颜应酬;“承邓局长夸奖,以后七队举办舞会时,要恭请局长光临指导”。同时又在心里纳闷:难道他召我来仅仅是为了跟我谈论跳舞的吗?不可能的。可以肯定,老虎凳辣椒水在后头,得提防着。没想到邓文仪又以关心部下的口气问道:“你刚才说有什么家事烦心?”李世仪所谓的“家事烦心”不过是一句托词,一方面掩饰“对七队公务疏于过问”,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用心是,引邓文仪“体察下情”而问一句:“有何家事烦心?”,于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也是黄埔出身的邱维达与自己的郎舅关系扯出来,增一层政治保护色。果然邓文仪终于“体察下情”发问了。李世仪告诉他,自“徐埠大战”以来,邱维达领兵在外,音讯杳无,大姐因此而不食不眠,忧虑成疾。邓文仪得知邱维达是他的姐夫,态度似乎更谦和了一些。李世仪问:“局长认识邱维达?”邓文仪高兴地说:“认得认得,黄埔同学嘛。湖南人是不是?整编74师师长对不对?好样的!”话至此,气氛更显得和悦了。李世仪本来有点紧张的心情也有所纾缓。可是邓文仪的话锋突然一转,态度也变得相当严峻,如闪电突击地问他:“你那个演剧七队里边可有共产党?”李世仪一楞,但不惶恐,仍然态度从容。稍顿即答:“局长,我实在不敢对您说有还是没有。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呀!”邓文仪两眼紧紧盯住李世仪,他在玩味面前这个小小的李世仪以及他不着边际的回答,虽然听上去似乎在躲闪,但也许是实情,眼下这种局势谁也看不透谁。陈布雷·傅作义他们的亲生女儿朝夕相处,都是共产党!因此他或许觉得这个李世仪的回答是诚实的。邓文仪只“嗯”了一声,不表示可否。李世仪又把话说回来:“七队的每个队员入队的时候我都严格考核过,认为思想品德端正的才报请上级审编的,这种事是不能马虎的。除爱玩爱跳舞,平时打打麻将,甚或对奸商囤积奇,对物价风涨表示不满发牢骚外,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有人行迹可疑。”邓文仪低着头又“嗯”一声。叫人觉得深不可测。过了一会他突然干脆响亮地说:“很好,很好呀!”接着他就在既是商议又是命令的语气说:“那就派你们七队前往浦口前线为将士们作一次劳军演出,你看行不行?”这突然的一击是李世仪没有预想到的。他临时拿出什么好办法来招架?他就想用演出上的具体困难作为拖延时日的计策,可是他还未开口,邓文仪就说:“既然没有异议,那就照此办理吗!”随即起身送客:“希望你们工作顺利,演出成功。我等你们从前方凯旋而归!”
到清口前线作“劳军演出”这是命令,更是邓文仪对演剧七队“有没有共产党”的一个严峻考验。邓文仪这步棋是个杀着,看李世仪如何对付。
李世仪离开剑阁路4号,一路上心情沉重,焦虑不安,不知如何进退才好。他回想起1947年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梅园后,因一时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一片“战乱”叫嚣声中,曾通过可靠的关系介绍,到上海会见过阳翰笙同志,请教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进步的文艺界必须坚持的原则。阳翰笙同志明确指出两条:第一不上前线演戏,第二绝对不演“战乱戏”……可是现在,邓文仪恰恰指令演剧七队过长江到前方浦口作“劳军演出”。该怎么办呢?
党的上级组织及时地进行了研究,由文委书记黄可同志传达并指出:邓文仪显然是从弄清“七队有没有共产党”这个目标搞“火力侦察”,看看七队作何反应,进而判断七队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可利用演剧七队此刻上前线作劳军演出达到他火中取粟的目的,对上峰显示他的忠诚。一石二鸟,自以为高明。可是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组织根据以上情况给演剧七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侦察任务,即利用邓文仪提供的机会和条件,深入敌人部队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如敌司令部的位置、主要指挥官及中上级人员的名单,江防设施、炮兵阵地、武器配备及士气……等,以供我军渡江参政,至于演出的节目则以不带政治色彩为原则。
一出敌我双向侦查的写实戏剧要开演了。时间是1949年2月初,南京处在春寒料峭中。 浦口“劳军”侦查敌情
演剧七队有个“队委会”其成员除党员之外都是与党有联系的进步人士。李世仪虽是党的艺术分委书记,但秘密工作的原则是,组织上只能单线联系,所以党员个人只知联系你的上线及下线是某某人,越级或横向发生关系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李世仪只能以演剧七队队长的身份在“队委会”上宣告邓文仪召见的情况及“指令”,并明确表示,到浦口作“劳军”演出与七队“遣而不散”又必须合法存在下去的艰难处境有重要关系。至于党的上级所要求的,即利用去浦口“劳军”进行双向侦察的斗争意图,当然不能说明,必须保密。可是队委会中的地下党员和党所联系的积极分子,并不清楚李世仪也是共产党员,而且就是在政治上领导他们的上级组织、文委委员和艺术分委书记。所以他们听说要过江“劳军”便觉得在政治上不妥,但又不敢直言加以抵制。于是借口说此时此刻上前方“劳军”演出,可能引起同行们非议甚至斥责,不如暂不作决定,等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再说。李世仪听着党员和积极分子们一拉一唱,知道他们要和他们的上线联系请示。所以没有立即作决定,但是演出的准备工作都要照常进行。
“商量”下来,浦口“劳军”演出不能不去。进一步“商量”决定只排演《求婚》、《哑妻》两个不带政治色彩的小戏,同时决定由一位共产党员作领队,他的任务是除演出外要想方设法利用机会搜集敌营的军情。另外又布署一名党员留守在颐和路10号,约定数日后以七队队员的家属代表送些菜呀点心什么的作借口,到浦口去慰劳在“劳军”演出的人员,实际上是前去与那里的党员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演出活动情况,更主要的是及时取得他们已经获得的敌军的具体情报。
驻扎在浦口的是敌李延年部刘秉哲的军队,七这这方面有意突出他们是奉国防部政工局邓文仪局长的指派,专门来浦口作劳军演出。敌人营垒大多知道邓文仪的背景及份量,想博得邓的好感,上上下下都拿出了极大的热情来待演剧七队,一时间真让人弄不清竟是谁慰劳谁。所有的“丘八”必须看慰劳演出。他们奉命坐在露天场地上看戏,尽管台上演的是喜剧,台下的观众却无动于衷,他们在寒风中苦着脸,他们也许正在怀念千里之外的家小和自己明日的下场。也许他们啥也不想,只是心不在焉茫然若失地看着阵阵旋风卷起的黄尘从一处滚到另一处。
晚饭和午饭都由军部师部作东,有鱼有肉有酒,很丰盛,也很自由豪放。他们几碗酒下肚之后就有点曛曛然,舌头越不听使,话却越多,事情真也凑巧,演剧七队的一位导演是四川合江人,他与敌师参谋长是同乡人;另一位演员与他们师部的一位文化教员给是老同学。同乡、同学今日战地相逢,无比激动,无话不说。由于这种关系,给带队的地下党员搜集敌军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酒后由他们亲自带领,参观军事防务并讲解阵形和作战方略,喝了酒有酒后牢骚,如一方面说他们的所谓“袋形阵地”将诱使共军自投罗网、有来无回;另一方面又予以否定,说这种方法本身是人家共产党的惯技,茉芜之战,张灵甫就死在陈毅的罗网里。“共军狡猾得很,他才不往我们的袋子里钻呢”;和他们的师指挥所的隐蔽伪装,他说如何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同时又摇头自嘲道:不过也没用,因为共党的谍报人员无孔不入,谁能断定军部、师部里头没有“奸细”?隐蔽得再好,即或是钻入地底下,他们也能够发现。一方面他们拍着胸脯说,有他们严阵以待,如铜墙铁壁,金城汤池,首都南京无万一失,还说“共军想过江?那是妄想”,接着又扼要地讲了一番他们的江防部署和谋略。文化教员夸夸其谈说:“只可惜要塞炮弹仅有三们,即使如此,共军妄想过江也插翅难飞。”参谋长用四川话纠正他:“你瞎吹牛皮做啥嘛!都是自己人,说实话,事实上三门要塞炮一门调到江阴了,一门调可啥地方去了?只余下一方面,狗×的有个零件坏了,一时还没配好!”他一边打酒嗝,一边抢着他的合江同乡人的肩膀说:“你是导演,见过战场上那无数的被打死的士兵吗?你没见过?我见得多呢!他们使我想起两句古人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好不惨然唷,老乡,你说是不是?”从师参谋长的这番话,到坐在露天场地看演出的那些麻木的士兵和他们茫然的神色,再清楚再具体不过地说明了国民隍的这支部队的士气,他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过江去慰问“劳军”演出的家属代表,穿过重重铁刺网和盘问,把菜肴点心送去之后,又带着所获的敌军情报赶回南京,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把在浦口得到的种种情况详细地向上级作了汇报,实际上交给了艺术分委书记李世仪,再经他转报市委作并我军作战参阅之用。
浦口的“劳军”演出,确实是一次敌我两方的“双向侦察”,这次侦察的结果,一是让邓文仪终于放心了:演剧七队内部确实没有共产党”,因此他特令其政工局赠七队一个银盾,以资嘉奖;二是已被遣散的问题不了了之,七队的存在无形中又合法化了;三是受上级党的指示,借浦口的“劳军”演出完成了搜集敌军情况的任务。
但是在国民党党政军都纷纷大撤逃的形势下,演剧七队何以安然不动?不是说过“应撤离而不撤离者,不应撤离而擅自撤离者均予严惩不贷”吗?演剧七队的状况算什么?会不会引出另一个些人的怀疑,以为演剧七队图谋不轨?
中共地下文委根据艺术分委书记李世仪对情况的分析和建议,以“纪念演剧七队成立两周年”为名,利用颐和路10号高级公馆的条件,举办一次盛大的庆祝舞会。重点邀请对象是:邓文仪、“首都卫戍司令部”及浦口的国民合驻军首领,其它有关社会各方人士也郑重发出请柬。目的是借此机会扩大“浦口劳军”的战果,释解演剧七队“长驻南京不走”的疑团。进一步麻痹敌人,以便进行迎接解放南京的斗争。这个行动计划很快就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认可。
灯红酒绿的掩映下
作为党的艺术分委书记,李世仪对这个庆祝舞会的构想是要造成一种局面:邓文仪是今晚舞会的主人,以他的国民党南京党政最高长官身份欢迎各方来宾,尤其感谢浦口前线对演剧七队前去慰劳演出所给予的热情接待与配合。另一方面,浦口前线进江来与会的代表必定对邓文仪表示感谢,派演剧七队上前线为将士演了“非常精采”的戏剧等等。以他们之间的相互恭维突出演剧七队的贡献,从而使七队在与会者的心目中显出自己的存在的重要性。
这天是1949年2月的某夜。南京颐和路10好,从前的美军顾问团巴达维团长的豪华公馆,变成了一座舞台。演剧七队的队员们运用舞台美工的技法,张灯结彩,把整个大厦的里里外外,包括花园草地打扮得精美绝伦:舞厅里还从浦口前线借来军乐队作舞会的伴奏,充当“洋琴鬼”的角色;演剧七队的男女演员们或西装旗袍伴舞,或身着洁白的“侍者服”,结黑蝴蝶领结,手托银盘来回穿梭,招待来宾。而所有这一切作为“演出的服装道具”,无一不是该公馆原有的东西。他们仓惶逃走时来不及搬去,此时已经由地下党日夜清点完毕,造册上报,以备解放后接管。现在因为这次盛大误会的需要,又临时搬出来应用。
邓文仪大驾光临了。一行三辆黑轿车直驱颐和路10号,绕过喷水池停在廊檐前面。邓局长下车之时,接着跳出来一位艳丽的女人,一进门就秋波横溢,和每一位在场的人微笑致意,似乎在座的都是她的朋友。她就是李世仪那天在剑阁路4号见到过的那位以前红现在还红的交际花。随同邓文仪光临的是一位穿得笔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菜文治,此人也是黄埔出身,又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踌躇荡志,颐指气使,他的身旁也伴随一个女人。汤恩伯在黄埔军校当过菜文治的教官,是师生关系,但蔡文治对汤恩伯并不敬重:为制作一份江防作战计划,他与汤恩伯发出严重冲突。蔡文治认为共产党十之八九必以从荻港作渡。突破长江南下,因此以国防部的名义,要求汤恩伯把兵力重点放在荻港,但汤恩伯拥兵自重,把防卫实力收缩到上海外围,要确保吴淞口。后来人民解放军果然从荻港渡江,一举直下南京及沪杭甬。为此蔡文治在军事会议上当着顾祝同参谋长的面,大骂汤恩伯是饭桶,是草包。而汤恩伯也顾不得自己的老师身份,反斥蔡文治:“你小孩子懂个×!”这样的下流话也骂出口了。这是后话。现在,邓文仪、蔡文治两人在南京是实际上的最高军政头目。他们一亮相,在场的军官、社会显要及太太小姐们都肃然起立。接着是从浦口前线赶过江来的刘秉哲军长及参谋长师长等,穿一身灰色棉军装,风尘仆仆,迈着带泥的军靴跨进了颐和路10号。酒红灯绿的豪华大厅,使他惊愣得不知进退,或者这种景象给这几位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将官一种“花天酒地,群生梦死”的印象。然而他们来不及多想,但见邓文仪、蔡文治已然正襟危坐地向他们招手。于是精神一振,来了立正,敬礼!顿时引得太太小姐们交头窃笑。
舞会由李世仪主持,他请邓局长致词,邓文仪以七队的上级领导的身份,对浦口前线驻军协助演剧七队完成劳军演出致谢,蔡文治领头拍掌。他显然是拍给刘秉哲他们看并以此作为他的慰问。接着是刘秉哲,他连连表示“不敢不敢”似乎无话可说,但没想到他们的那位文化教员却挺身而出,用高大的嗓门把演剧七队在浦口的“劳军演出”说得天花乱坠,精采至极,不时引起军乐队的掌声,尤其强调这次演出是邓长官对前方将士的爱护关怀。这席话叫邓文仪听得最舒心。因此,后来他没忘奖励给七队一个银盾。这玩意儿不值钱,但作为摆设可以吓虎一些上门寻衅的牛鬼蛇神。
李世仪牵头下舞池,邓文仪、蔡文治以及他们的舞伴一曲接一曲地跳,很是快乐,只是累坏了乐队队员们。
李世仪是整个这出戏的导演,但他只是一位执行导演,还有一位运筹帷幄的总导演,南京市委文委书记黄可同志始终在场而又始终未露一面,晚会开幕之前由李世仪同志安排在三楼的一间小房内,这里有一条党道伸到楼下大厅外的半月形阳台,由此可以一揽无余地看清舞会上每个角落和每个人物的活动情况,如同坐在包厢一样,瞰全剧的进行。
黄可同志看完整个演出,怀着胜利的心情,在误会的大幕落下的前一刻,独自悄然地离开了颐和路10号。等李世仪送走了邓文仪、蔡文治等登车后,又和浦口前线来的将领一一握别。李世仪当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刘秉哲军长不久之后于败逃途中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了。
李世仪在送客时心里还一直牵记了二楼“包厢”里的另一位客人黄可同志,但待他快步赶到“包厢”里时,但见室内空寂无人,只在沙发一旁的两用唱机上摆着一张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唱片,这是黄可与李世仪事先约定的记号,说明他平安、满意而去了。李世仪索兴也独自留下来,忙里偷闲休息一会,顺手扭开收音机,把短波调到邯郸人民广播电台,仔细收听关于淮海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名单。忽然间他的大姐夫邱维达的名字出现了,他很兴奋。不论对于他,对于大姐,这绝对是个好消息,因为这证明至少他还活着。这就足以安慰每日以泪花洗面的大姐了!
“地下文工团”的公开演出
1949年2月,美蒋的“和谈”阴谋遭到我党的揭露,战争形势的发展一天紧似一天。尽管邓文仪继续叫嚣“誓与共党周旋到底”,但军心已散,民心丧失殆尽,全面崩溃之势已不可逆转,“逃沪”、“逃台”、“逃穗”、“逃港”之风日盛一日。南京文艺界的部分人思想又动荡不安了。文委和艺术分类为进一步加强“反搬迁”的工作,决定以“联合演出”的形式稳定在南京的戏剧工作者。经由“演剧七队”倡议,与“演剧一队”及“中国万岁剧团”的部分演员,组成了“联合演出委员会”,其委员是李世仪、朱家训、徐明、齐衡、蒋超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由此我党对南京戏剧界的领导更集中更有力。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而组成了这个“联合演出委员会”,而联合的演剧七队,演剧一队及“中国万岁剧团”的演职人员进一步发展成为南京文工团的戏剧工作队。另外美术、音乐方面的同志也已在党的领导下正积极开展迎解放的工作了,他们构成了南京文工团的美术、音乐工作队。1949年2月中旬起在新街口“励志社城中分社”内的竹棚剧场(解放后改建为“东风剧场”)演出了高尔基著《夜店》、《小市民》和一个法国剧本改编的《续弦夫人》。联合公演的海报到处可见。这次“联合公演”也可以说是南京地下文工团的首都演出,剧场内外的气氛显得相当的热烈和激动。可是没料到,有一位国民党联勤总部下属的康乐司艺术科主管演剧队的科长找到李世仪,责问他:“你是怎么回事?一再通知你们撤退,为什么不撤?现在反倒搞起什么联合公演了!”李世仪回敬他说:“你们不是一再地要求我们为前方服务、为军队服务吗?现在南京就是前方。我们前不久还到浦口前线演出过了(邓文仪局长还奖了一个银盾呢)你知道不知道?”科长无可奈何,夹着皮包走了。接着又一段插曲是因为这个“地下文工团”的演出剧目有台是高尔基的作品,引起了苏联大使馆的极大兴趣,而且热情地发给他们请柬,邀请出席宴会。这请柬使得每一个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者怦然心动!但是,党的上级领导得知后,立即坚决制止赴苏联大使馆,以免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售敌人以把柄,造成大错。因而只好婉言谢绝苏联使馆的好意了。“联合演出”结束后,文委指示准备正式建立“南京文工团”以便更好地开展包括参加对文化方面的敌特、敌户等尽可能详尽的调查。可谓“准备建团”主要是组织机构、人事安排、集中地点、工作打算……这方面的事情。那时候大家的革命热情高,只想着多工作,多贡献,别的不计较,所以准备工作一点也不费事。
与“行政院”为邻
演剧七队在颐和路10号的好景不长。忽一日阎锡山不请自来,他身穿蓝缎团花面料的狐皮袍和暗花黑马褂,由一位副官之流的人陪同,如入无人之境,楼上楼下各是察看,别人不理会他,他也不理会别人。那个随员不住地在一旁躬身细语,介绍那一间房可以作何用场等等。阎锡山只看不作声,似乎根本没听那人根他说些什么,据说他的脾气是不作声,不骂人就表示他很满意,愿在此处住下来。“阎长官”是山西土皇帝,被人民解放军撵出老家了,而今逃亡到南京难免有寄人篱下的凄楚之感,他不能像在山西那样,什么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办,所以他准备就把家安的这地方。
既然“阎长官”看中了颐和路10号,演剧七队就得赶快乔迁了。搬到哪里好呢?李世仪与老同学,进步人士侯鸣皋商量。作为接替黄仁霖任励志社的代总干事,主张把演剧七队迁到黄埔路励志总社去,那里许多地方正空着,李世仪也看好励志总社,它与国民党的行政院社址比邻,几乎同一个大门出入,在敌政府的鼻子底下搞活动反倒更安全。当时形势很紧张,国民党狗急跳墙,要大肆搜捕潜伏的“奸匪”,上级组织已下达指示给党员和联系的对象,尽可能地利用社会关系隐蔽起来,并作好最坏的准备,万一被捕,必须誓死保护党的组织秘密,每个党员要事先准备好有理有利的缎口供,迷惑敌人,保护自己。现在从颐和路10号迁往黄埔路励志总社,与“行政院”为邻,也不失为保护自己的良策,“行政院”所以选在黄埔路与励志总社为邻,实在是这是个安全地带,因为一出门就坐得到明故宫飞机场。飞机起落,昼夜不息,运走多少逃亡的党国显要,还有多少官僚正惶惶不可终日,惟恐解放军突然从天而降占领机场,断了他们的活路。为此,“行政院”选择这与机场近在咫尺的地点作新址,也可说是“近水楼台”可先得逃命的飞机。
演剧七队在黄埔路励志总社期间,按党的指示着手迎接南京解放的宣传准备工作,如编写街头活报剧;住在A、B大楼的美术工作者已经秘密在市中心选好悬挂巨幅标语的大楼地址并开始制作;音乐工作者亦已开始创作和练习迎解放的歌曲。事实上在文委艺术分委领导和联系下的南京广大文艺工作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战斗队伍,也可以说南京市(地下)市委在指示中明确提出的“地下文工团”雏形已经具备,呼之欲出。为了将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有关人员迅速集中起来,以便统一领导,开展工作,李世仪、侯鸣皋的鼎力帮助下,决定将位于南京市中心新街口淮海路一号的励志社诚中分社的康乐园作为“地下文工团”的地址。由于演剧七队进市中心是乘的十轮大卡车,又都着军装,每人手握一支美制步枪(实际是励志社供美军玩乐的猎枪),所以与国民党军队撤逃的人流是逆向而驰,也无人敢拦截,虽然一路上有许多惊疑的目光相视。
淮海路一号有三牌二层楼格式的房子和一座用竹子和油毛毡建筑的简陋剧场。这就是南京文工团的所在地。
“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七队组织地下文工团”,在党的领导下,在艰险的斗争中胜利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