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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交流时也说，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大学去行政化”“教育家办学”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对此，大学校长们有什么看法?高校如何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后又将面临哪些新问题?借《纲要》公布时机，本刊特邀几位国内知名高校校长，阐述对于“教育家办学”的观点。
高校转型：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湖南工业大学校长 王汉青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这涉及与政府、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和理顺，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现代大学制度一方面需要建立以法律为依据、以大学法人化为标志的外在制度；另一方面又必须培育植根于大学本质、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结合多年来的高校管理工作实践，我认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要针对高校各自的实际，客观分析各类高校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特点，通过打造核心价值观来凝聚高校师生的张力与合力。现代大学需要教师既要爱学术、更要爱学生，这种价值取向是高校组织文化的精髓。
二要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学质量。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强调指出，好的大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灵魂，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在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中，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个性差异，为发展每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刨造条件。
三要依法办学，建立健全适合学校建设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照章办事。章程以人为本，因校而异。师生间的权利与义务清楚明了，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章程之上。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需要依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模式。
四要推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不断增强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要在职称评聘、定编、定岗中找到突破口，从根本上遏制人浮于事的格局，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形成责权清晰，奖罚公平、公正的利益观。
五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抢抓机遇，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在筹措资金方面，我曾经提出了一个“三点式”，即“节约开支省点钱、整合资源搞点钱、拓宽思路筹点钱”。实践证明，这种方式也能解决大问题。四年的时间，我们用这种方式初步完成了湖南工业大学新校区建设。按照现代大学制度，我们还将在拓展办学思路等领域寻求新的突破。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并非一蹴而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更加需要我们对客观存在进行广泛地论证与调研。大学治理模式的转型，虽会带来阵阵剧痛，然而只会越来越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要求，引领中国高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让真正具有教育素养和情怀的教育家管理大学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 刘红军
大学里有高深学问，也有俗事琐务，现代大学已成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组织。大学承担着引领社会、传承文化、创造知识的历史重任，其管理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大学是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机关，如果把行政逻辑注入教学机制的管理，是违背教育规律的。现阶段在很多大学里，与行政权威相比，学术权威处于弱势，很多时候可能据理力争不如一纸文件，更不要说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命令～干预”。大学是追求学术的地方，不是追求权力的地方，大学的行政部门要抛弃官本位文化。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学校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教育，管理只是手段。
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提出并在德国的大学中采取了新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学者所向往的学术高地。柏林大学是德国现代大学的样板，德国的大学理念后来广泛传播，美国的大学体制便受到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的决定性影响。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办学思想被视为经典。20个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20世纪40年代曾做北大哲学系主任的汤用彤先生曾说出一段引人深思的话：“世界著名大学必须有特殊之精神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如果一所大学精神腐化，学术上无长处，则实失其存在之价值。”
办学是专业化行为，只有真正懂得教育的专业人士才能办学。不了解学术规律，不了解教育规律，缺乏对当代教育现状的深刻洞察，是根本管理不了大学的。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授是学校的主角，学校管理者是为师生教学服务的。教师尊重学生，校长尊重教师，使更多的人乐学爱教。教学、科研，教授要有发言权，行政领导不能垄断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如果教授在学术资源配置上说不上话，学术资源就得不到优化配置。大学行政机构不能变为官僚机构，不能颠倒了教师与管理人员的位置。领导层和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出现问题由学校领导全权决定，或者象征性地征询一下教师的意见，缺少在教师参与下的共同协商，这是大学管理的错位。在学校管理的决策上尊重冶学者的意见，在资源配置上优先保障治学者的需求，在利益分配上对治学者给予更多的激励。世界上所有高水平大学无不重视教授在办学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遵循教育规律和办学规律的必然要求。
教育与管理虽然有联系，但二者不在一个层面和范畴内。重新厘定学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让学校成为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真正的“教育”机构，实现向凸显教育意义的管理方向转变。大学管理就好像一个人用手握一把沙子，如果太想抓住它而使劲去握的话，沙子必然会顺着指缝溜走。反之，如果不这么用力，则会保留更多的沙子。管理大学亦然，太松了不行，太紧了更不行。大学管理应追求文化管理，让真正具有教育素养和情怀的教育家管理大学。
谈教育家办学
北京联合大学北苑校区党总支书记 于水波
“教育家办学”，就好比“企业家办企业”一样，本应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教育家办学”会成为当前热议的话题，这意味着当前的教育未能真正体现“教育家办学”的追求。或者说，还存在不少有悖教育规律、价值和逻辑的现象。
为什么未能出现众所期望的“教育家办学”的气候呢?我认为，教育管理者和管理模式都需要 改革。这个问题和《纲要》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紧密相关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没有解决“管、办”分离的问题。政府是教育的出资人，应对教育进行管理，但关键是怎么管?现在我们政府在教育上做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导致在其他领域上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在教育上也一样存在。当代政府行政改革中都把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职能放在优先地位。政府通过宏观协调，将一部分职能交还给社会，由社会组织替代政府进行直接管理，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这应是当代政府职能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向。
政府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直接管教育，造成了学校存在行政级别和从上到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谈到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时认为，现在教育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这两个方面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我认为行政化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得到巩固，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来自于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因此首先要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要强调政府的职能转变，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形成不同的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首先要划分责任，来推进学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政府来说，要改变目前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对学校来说，行政管理是必要的，但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可以尝试将一部分职能交还给社会，引人第三方中介组织对学校的办学水平、质量、效能进行评价，政府不直接管理学校，由社会组织替代政府进行直接管理，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
从学校内部说，也存在行政管理的问题，学校内部事务管理应该有行政管理，但对学校所有事务都行政化管理就有问题。目前在高等学校行政化管理现象突出，简单地用一元化管理解决学校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在学术上，行政化管理压制了教师的积极性、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这些已经取得了大家的共识。但正如前面所述，如果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行政化问题没有解决，单独的来谈学校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就会出现人大校长纪宝成所说的“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当下实现“教育家办学”的前提是“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改变目前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
更多观点
“建议国家尽快建立地方教育局长的专业化标准。完善地方教育局长选拔任用制度．干部管理部门必须在具有教育局长任职资格的人选中遴选教育局长。办好一所学校，关键是校长和教师。所以，要呼唤教育家办学。”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教育行政化是体制弊端，应该将其放在教育改革的首要地位。加速推进。使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早日落到实处。”
——第九、十属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
“‘教育家办学’是教育体制改革中一个非常根本的部分，就是要把我们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改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家来主导的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
高校转型：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湖南工业大学校长 王汉青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这涉及与政府、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和理顺，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现代大学制度一方面需要建立以法律为依据、以大学法人化为标志的外在制度；另一方面又必须培育植根于大学本质、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结合多年来的高校管理工作实践，我认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要针对高校各自的实际，客观分析各类高校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特点，通过打造核心价值观来凝聚高校师生的张力与合力。现代大学需要教师既要爱学术、更要爱学生，这种价值取向是高校组织文化的精髓。
二要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学质量。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强调指出，好的大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灵魂，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在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中，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个性差异，为发展每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刨造条件。
三要依法办学，建立健全适合学校建设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照章办事。章程以人为本，因校而异。师生间的权利与义务清楚明了，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章程之上。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需要依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模式。
四要推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不断增强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要在职称评聘、定编、定岗中找到突破口，从根本上遏制人浮于事的格局，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形成责权清晰，奖罚公平、公正的利益观。
五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抢抓机遇，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在筹措资金方面，我曾经提出了一个“三点式”，即“节约开支省点钱、整合资源搞点钱、拓宽思路筹点钱”。实践证明，这种方式也能解决大问题。四年的时间，我们用这种方式初步完成了湖南工业大学新校区建设。按照现代大学制度，我们还将在拓展办学思路等领域寻求新的突破。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并非一蹴而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更加需要我们对客观存在进行广泛地论证与调研。大学治理模式的转型，虽会带来阵阵剧痛，然而只会越来越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要求，引领中国高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让真正具有教育素养和情怀的教育家管理大学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 刘红军
大学里有高深学问，也有俗事琐务，现代大学已成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组织。大学承担着引领社会、传承文化、创造知识的历史重任，其管理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大学是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机关，如果把行政逻辑注入教学机制的管理，是违背教育规律的。现阶段在很多大学里，与行政权威相比，学术权威处于弱势，很多时候可能据理力争不如一纸文件，更不要说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命令～干预”。大学是追求学术的地方，不是追求权力的地方，大学的行政部门要抛弃官本位文化。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学校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教育，管理只是手段。
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提出并在德国的大学中采取了新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学者所向往的学术高地。柏林大学是德国现代大学的样板，德国的大学理念后来广泛传播，美国的大学体制便受到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的决定性影响。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办学思想被视为经典。20个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20世纪40年代曾做北大哲学系主任的汤用彤先生曾说出一段引人深思的话：“世界著名大学必须有特殊之精神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如果一所大学精神腐化，学术上无长处，则实失其存在之价值。”
办学是专业化行为，只有真正懂得教育的专业人士才能办学。不了解学术规律，不了解教育规律，缺乏对当代教育现状的深刻洞察，是根本管理不了大学的。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授是学校的主角，学校管理者是为师生教学服务的。教师尊重学生，校长尊重教师，使更多的人乐学爱教。教学、科研，教授要有发言权，行政领导不能垄断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如果教授在学术资源配置上说不上话，学术资源就得不到优化配置。大学行政机构不能变为官僚机构，不能颠倒了教师与管理人员的位置。领导层和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出现问题由学校领导全权决定，或者象征性地征询一下教师的意见，缺少在教师参与下的共同协商，这是大学管理的错位。在学校管理的决策上尊重冶学者的意见，在资源配置上优先保障治学者的需求，在利益分配上对治学者给予更多的激励。世界上所有高水平大学无不重视教授在办学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遵循教育规律和办学规律的必然要求。
教育与管理虽然有联系，但二者不在一个层面和范畴内。重新厘定学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让学校成为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真正的“教育”机构，实现向凸显教育意义的管理方向转变。大学管理就好像一个人用手握一把沙子，如果太想抓住它而使劲去握的话，沙子必然会顺着指缝溜走。反之，如果不这么用力，则会保留更多的沙子。管理大学亦然，太松了不行，太紧了更不行。大学管理应追求文化管理，让真正具有教育素养和情怀的教育家管理大学。
谈教育家办学
北京联合大学北苑校区党总支书记 于水波
“教育家办学”，就好比“企业家办企业”一样，本应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教育家办学”会成为当前热议的话题，这意味着当前的教育未能真正体现“教育家办学”的追求。或者说，还存在不少有悖教育规律、价值和逻辑的现象。
为什么未能出现众所期望的“教育家办学”的气候呢?我认为，教育管理者和管理模式都需要 改革。这个问题和《纲要》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紧密相关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没有解决“管、办”分离的问题。政府是教育的出资人，应对教育进行管理，但关键是怎么管?现在我们政府在教育上做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导致在其他领域上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在教育上也一样存在。当代政府行政改革中都把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综合协调职能放在优先地位。政府通过宏观协调，将一部分职能交还给社会，由社会组织替代政府进行直接管理，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这应是当代政府职能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向。
政府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直接管教育，造成了学校存在行政级别和从上到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谈到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时认为，现在教育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这两个方面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我认为行政化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得到巩固，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来自于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因此首先要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要强调政府的职能转变，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形成不同的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首先要划分责任，来推进学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政府来说，要改变目前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对学校来说，行政管理是必要的，但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可以尝试将一部分职能交还给社会，引人第三方中介组织对学校的办学水平、质量、效能进行评价，政府不直接管理学校，由社会组织替代政府进行直接管理，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
从学校内部说，也存在行政管理的问题，学校内部事务管理应该有行政管理，但对学校所有事务都行政化管理就有问题。目前在高等学校行政化管理现象突出，简单地用一元化管理解决学校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在学术上，行政化管理压制了教师的积极性、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这些已经取得了大家的共识。但正如前面所述，如果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行政化问题没有解决，单独的来谈学校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就会出现人大校长纪宝成所说的“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当下实现“教育家办学”的前提是“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改变目前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
更多观点
“建议国家尽快建立地方教育局长的专业化标准。完善地方教育局长选拔任用制度．干部管理部门必须在具有教育局长任职资格的人选中遴选教育局长。办好一所学校，关键是校长和教师。所以，要呼唤教育家办学。”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教育行政化是体制弊端，应该将其放在教育改革的首要地位。加速推进。使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早日落到实处。”
——第九、十属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
“‘教育家办学’是教育体制改革中一个非常根本的部分，就是要把我们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改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家来主导的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