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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穿着一件印有国旗的运动T恤衫，在住满高校老师的北京育新花园小区，一般人很难看出苏之渤原本是运动员，更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国第一枚亚运金牌获得者。不过，小区文化活动站的人们熟悉这个矮壮的老者，因为他爱运动，几乎每天都来这里打乒乓球。
其实，苏之渤一直最为喜爱的运动项目在这里找不到，如今也只有在心里，甚至在梦里去找。多少次他梦见自己走向靶场，右手举起手枪，屏息静气地瞄准，靶子清晰可见，可训练还是比赛却搞不清……
这是他从1962年起千锤百炼形成的职业习惯和动作定型。凭借着它们，40年前，苏之渤圆了自己“为祖国争光”的一个梦。
1974年9月，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大赛第一天，26岁的苏之渤和三位队友站在手枪慢射的比赛场，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就平静下来。比赛为两个半小时，自己把控时间。苏之渤试射十几发之后，就要了计分射。打到第二组时，出现88环。苏之渤反复思索，有时举枪起落5次，直到感觉有把握时才扣动扳机。之后他越打越顺，最后两组连续取得94环的好成绩。60发全部打完后，时间还余下十多分钟。此时，他的成绩是全场最高的，但一名日本选手还没打完。如果他发挥正常，成绩应与苏之渤不相上下，而且总成绩需裁判最后核准公布。
直到回亚运村吃完午饭后，比赛的最终结果才从电话里传过来，苏之渤以522环获得个人冠军。下午3点钟，苏之渤站到最高领奖台上，但他全然不知胸前那块金牌居然创造了历史，那是中国在亚运会上的第一金，也是第七届亚运会的第一金。
尽管如此，苏之渤没有得到一分钱奖金，连礼服、运动服、背包和手提箱都是从国家体委借来的，赛后如数奉还。那时正值“文革”年代，反对金钱挂帅和锦标主义，苏之渤得到的只有一纸“表现优异，予以鼓励”的奖状。在新闻报道上，这位冠军名前的“头衔”还是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工人。这个名头浓缩了苏之渤此前三年的工厂经历，也体现了当年突出“工农兵”形象的特点。
以后，苏之渤又参加了第八届和第九届亚运会。在第八届亚运会上他蝉联冠军，还打破亚洲纪录，可谓一帆风顺。但到了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奥运会之前，苏之渤却经受了重大挫折。备战集训时，他的右臂拉伤，医生和他自己都没太在意，只是贴副止痛膏。训练时，苏之渤仍有痛感，长久举枪时出现晃动，成绩随之起伏不定。选拔赛后，一向成绩居前的他排在王义夫和后起之秀许海峰之后。面对三个人两个名额的选择，队里争执不下。最终，还是王义夫和许海峰出征了1984年奥运会。
射击人喜怒不形于色，苏之渤外表平静，却心潮难平。
先去靶场，已成多年工作习惯
命运在1984年转了弯。苏之渤离开国家队，经过综合考试，进入了郑州大学政治系干部培训班，一学就是两年。
毕业之后，他担任了河南省陆上运动学校的副校长，以后又当了书记，学校下属的运动项目中就有他的本行——射击。
虽然不能再举枪了，但苏之渤离不开射击。每天早饭后，他先去靶场转转，10点多钟才回办公室开会看文件。下午，他也是先去运动队，4点多钟再回办公室。晚上他就住在队里，只有周六才回家。那时，学校只有一部车子，苏之渤总是骑上自行车，从郑州的南郊骑到北郊的家，路上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冬天到家时，天都黑了。
就这样过去了十多年，因为爱人调到北京一所大学工作，苏之渤重回北京，在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竞赛处当了副处长。两年之后，他又担任了国家射击队领队。
于是，故态重萌。早饭后，他还是先去靶场，与在河南陆校10点才回办公室的习性有所不同的是时间又向后延了一小时。下午，他还要跟运动员一起上体育课。其实，他在靶场也不能打枪。运动员的枪都是个人专用的，一些部件是根据自己手型定做的。苏之渤大多是在旁边看，在心中寻找问题，适时帮助解决。许多问题虽出在练枪之中，却属训练之外和射手内心的，处理起来往往比自己打枪还需细心和耐心。
有时队员训练情绪不高，他要去找教练交流；同一项目、同一宿舍的队员之间出现矛盾，往往暗中较劲，他要及时发现，再分别进行“话疗”。“射击运动员的准星实际在心里，需要帮他们校正。他们打的不光是精度，还有心境”。为此，苏之渤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为队员们注入正能量。一次全队会上，大家让他讲几句。他讲起了毛泽东的《实践论》，那些恍如隔世的抽象“大道理”被他拉近到具体可感的当前，拉到射击场上，竟然讲得全场凝神专注，鸦雀无声。最后，他真诚地对大家说：“世界上没有神仙，要是有，也是你们自己。只有自己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才能提高自己，拯救自己。在运动队，社会上那种拉关系套近乎的做法是不顶用的……”他刚讲完，队员们就鼓起掌来。其实，苏之渤的讲话不是即兴为之，多年的射击经历让他深感毛泽东实践思想的伟大，他上街特意买来《毛泽东选集》，细细研读，认真准备之后，才做出此番发言。
曾经有几年，苏之渤担任科研部主任，他仍然不断地跑靶场。为了提高训练的精确性，他为每个教练配备了激光测试仪。这种仪器安装在队员的枪头，靶子上设有感应器，枪的稳定性被显示在一个笔记本电脑上。一枪射出，任何偏差一清二楚，问题迎刃而解。苏之渤不露声色，内心却比谁都高兴。
退休在家，仍然渴望举举枪
2009年，苏之渤退休。有运动队邀他去做教练，他婉言谢绝：“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耳朵还不好。过去射击时没有耳罩，长期枪震让我的耳神经受损，严重时连69分贝的声音都听不清，还是别给人家添累赘了！”
在大学当教授的老伴每日里教学科研，工作繁多。留学回国，在大学当副教授的女儿也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家中只有苏之渤赋闲，但他的生活很充实。上午，他去小区活动站打乒乓球，还从直板改成了横板，一面反胶，一面长胶。比赛发挥好时，他能在小区拿个名次。下午，他在家读书，练书法，看电视。晚上，他去小区文化中心图书室读书阅报。他读的书很杂，从传记、史书到武打小说，看的报则主要是《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学校放假时，他和老伴去旅游，从三峡、三亚到台湾，再到国外。在国外，他最喜欢的地方是瑞士。当年和运动队坐大巴从米兰到慕尼黑，途经瑞士，他被那里的蓝天白云牧场深深吸引，因为那与靶场的环境很相似，可惜那次纯属走马观花。于是，去年他重去瑞士来了个深度游，一呆就是9天。
不过，无论怎样，他的心里还是割舍不下老本行。媒体上只要有射击的报道和转播，他必看无疑。队员比赛时，他跟着紧张出汗。队员取得好成绩时，他跟着兴奋喜悦，忙不迭地发短信给队里表示祝贺。至今，他还在为中国飞碟队多年来苦苦努力却只有一块奥运金牌而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嘴上说“我退休了，这事让后人考虑吧”。
当然，他还是渴望亲手举举枪，毕竟从小就与枪为伴。记得第七届亚运会前，他被下放到工厂做钣金工，用铁棍焊了把“枪”，安上准星和照门，在宿舍墙上贴一个纸黑点，晚饭后乐此不疲地举起“枪”练上半小时到一小时，只可惜那“枪”没有击发装置。上世纪80年代初，他花了当时堪称不菲的700多元，买来一支双筒猎枪，可惜只试了两发子弹，一次出猎都没成行。随着政府枪支管理法规的出台，涂上黄油的崭新宝贝也让他上交了国家。如今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可惜无处化解技痒。
某日，他看报发现国外有一种俱乐部，专门饲养大小动物，供人狩猎，内心不禁一动：国内要有这样的场所该多好呀，哪怕多花点钱呢！可再一想，这可能有违国家法规，唉，又是一番可惜……
其实，苏之渤一直最为喜爱的运动项目在这里找不到，如今也只有在心里，甚至在梦里去找。多少次他梦见自己走向靶场，右手举起手枪，屏息静气地瞄准，靶子清晰可见，可训练还是比赛却搞不清……
这是他从1962年起千锤百炼形成的职业习惯和动作定型。凭借着它们，40年前，苏之渤圆了自己“为祖国争光”的一个梦。
1974年9月，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大赛第一天，26岁的苏之渤和三位队友站在手枪慢射的比赛场，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就平静下来。比赛为两个半小时，自己把控时间。苏之渤试射十几发之后，就要了计分射。打到第二组时，出现88环。苏之渤反复思索，有时举枪起落5次，直到感觉有把握时才扣动扳机。之后他越打越顺，最后两组连续取得94环的好成绩。60发全部打完后，时间还余下十多分钟。此时，他的成绩是全场最高的，但一名日本选手还没打完。如果他发挥正常，成绩应与苏之渤不相上下，而且总成绩需裁判最后核准公布。
直到回亚运村吃完午饭后，比赛的最终结果才从电话里传过来，苏之渤以522环获得个人冠军。下午3点钟，苏之渤站到最高领奖台上，但他全然不知胸前那块金牌居然创造了历史，那是中国在亚运会上的第一金，也是第七届亚运会的第一金。
尽管如此，苏之渤没有得到一分钱奖金，连礼服、运动服、背包和手提箱都是从国家体委借来的，赛后如数奉还。那时正值“文革”年代，反对金钱挂帅和锦标主义，苏之渤得到的只有一纸“表现优异，予以鼓励”的奖状。在新闻报道上，这位冠军名前的“头衔”还是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工人。这个名头浓缩了苏之渤此前三年的工厂经历，也体现了当年突出“工农兵”形象的特点。
以后，苏之渤又参加了第八届和第九届亚运会。在第八届亚运会上他蝉联冠军，还打破亚洲纪录，可谓一帆风顺。但到了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奥运会之前，苏之渤却经受了重大挫折。备战集训时，他的右臂拉伤，医生和他自己都没太在意，只是贴副止痛膏。训练时，苏之渤仍有痛感，长久举枪时出现晃动，成绩随之起伏不定。选拔赛后，一向成绩居前的他排在王义夫和后起之秀许海峰之后。面对三个人两个名额的选择，队里争执不下。最终，还是王义夫和许海峰出征了1984年奥运会。
射击人喜怒不形于色，苏之渤外表平静，却心潮难平。
先去靶场，已成多年工作习惯
命运在1984年转了弯。苏之渤离开国家队，经过综合考试，进入了郑州大学政治系干部培训班，一学就是两年。
毕业之后，他担任了河南省陆上运动学校的副校长，以后又当了书记，学校下属的运动项目中就有他的本行——射击。
虽然不能再举枪了，但苏之渤离不开射击。每天早饭后，他先去靶场转转，10点多钟才回办公室开会看文件。下午，他也是先去运动队，4点多钟再回办公室。晚上他就住在队里，只有周六才回家。那时，学校只有一部车子，苏之渤总是骑上自行车，从郑州的南郊骑到北郊的家，路上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冬天到家时，天都黑了。
就这样过去了十多年，因为爱人调到北京一所大学工作，苏之渤重回北京，在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竞赛处当了副处长。两年之后，他又担任了国家射击队领队。
于是，故态重萌。早饭后，他还是先去靶场，与在河南陆校10点才回办公室的习性有所不同的是时间又向后延了一小时。下午，他还要跟运动员一起上体育课。其实，他在靶场也不能打枪。运动员的枪都是个人专用的，一些部件是根据自己手型定做的。苏之渤大多是在旁边看，在心中寻找问题，适时帮助解决。许多问题虽出在练枪之中，却属训练之外和射手内心的，处理起来往往比自己打枪还需细心和耐心。
有时队员训练情绪不高，他要去找教练交流；同一项目、同一宿舍的队员之间出现矛盾，往往暗中较劲，他要及时发现，再分别进行“话疗”。“射击运动员的准星实际在心里，需要帮他们校正。他们打的不光是精度，还有心境”。为此，苏之渤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为队员们注入正能量。一次全队会上，大家让他讲几句。他讲起了毛泽东的《实践论》，那些恍如隔世的抽象“大道理”被他拉近到具体可感的当前，拉到射击场上，竟然讲得全场凝神专注，鸦雀无声。最后，他真诚地对大家说：“世界上没有神仙，要是有，也是你们自己。只有自己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才能提高自己，拯救自己。在运动队，社会上那种拉关系套近乎的做法是不顶用的……”他刚讲完，队员们就鼓起掌来。其实，苏之渤的讲话不是即兴为之，多年的射击经历让他深感毛泽东实践思想的伟大，他上街特意买来《毛泽东选集》，细细研读，认真准备之后，才做出此番发言。
曾经有几年，苏之渤担任科研部主任，他仍然不断地跑靶场。为了提高训练的精确性，他为每个教练配备了激光测试仪。这种仪器安装在队员的枪头，靶子上设有感应器，枪的稳定性被显示在一个笔记本电脑上。一枪射出，任何偏差一清二楚，问题迎刃而解。苏之渤不露声色，内心却比谁都高兴。
退休在家，仍然渴望举举枪
2009年，苏之渤退休。有运动队邀他去做教练，他婉言谢绝：“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耳朵还不好。过去射击时没有耳罩，长期枪震让我的耳神经受损，严重时连69分贝的声音都听不清，还是别给人家添累赘了！”
在大学当教授的老伴每日里教学科研，工作繁多。留学回国，在大学当副教授的女儿也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家中只有苏之渤赋闲，但他的生活很充实。上午，他去小区活动站打乒乓球，还从直板改成了横板，一面反胶，一面长胶。比赛发挥好时，他能在小区拿个名次。下午，他在家读书，练书法，看电视。晚上，他去小区文化中心图书室读书阅报。他读的书很杂，从传记、史书到武打小说，看的报则主要是《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学校放假时，他和老伴去旅游，从三峡、三亚到台湾，再到国外。在国外，他最喜欢的地方是瑞士。当年和运动队坐大巴从米兰到慕尼黑，途经瑞士，他被那里的蓝天白云牧场深深吸引，因为那与靶场的环境很相似，可惜那次纯属走马观花。于是，去年他重去瑞士来了个深度游，一呆就是9天。
不过，无论怎样，他的心里还是割舍不下老本行。媒体上只要有射击的报道和转播，他必看无疑。队员比赛时，他跟着紧张出汗。队员取得好成绩时，他跟着兴奋喜悦，忙不迭地发短信给队里表示祝贺。至今，他还在为中国飞碟队多年来苦苦努力却只有一块奥运金牌而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嘴上说“我退休了，这事让后人考虑吧”。
当然，他还是渴望亲手举举枪，毕竟从小就与枪为伴。记得第七届亚运会前，他被下放到工厂做钣金工，用铁棍焊了把“枪”，安上准星和照门，在宿舍墙上贴一个纸黑点，晚饭后乐此不疲地举起“枪”练上半小时到一小时，只可惜那“枪”没有击发装置。上世纪80年代初，他花了当时堪称不菲的700多元，买来一支双筒猎枪，可惜只试了两发子弹，一次出猎都没成行。随着政府枪支管理法规的出台，涂上黄油的崭新宝贝也让他上交了国家。如今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可惜无处化解技痒。
某日，他看报发现国外有一种俱乐部，专门饲养大小动物，供人狩猎，内心不禁一动：国内要有这样的场所该多好呀，哪怕多花点钱呢！可再一想，这可能有违国家法规，唉，又是一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