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云南中路171-173号，有一处地下党中央机关——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在大革命低潮时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存在时间最长、层次最高、中央领导人到过次数最多的一处机关。
　　叱咤风云的中央机关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从武汉迁回上海。
　　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年代，要在十里洋场找到一处秘密的党中央办公机关着实不易。这一任务落到了熊瑾玎身上。1928年4月，熊瑾玎几经奔波，终于在公共租界沪中区云南路口447号租下一处坐西面东的二层临街房子。
　　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楼为生黎医院，隔壁是存留至今的天蟾舞台，剧院西侧一条小弄堂的后门，有一个水泥楼梯可以直接进入二楼房间，不必经过底层的生黎医院，对面有一座妓院，可谓是灯红酒绿的混杂之地。熊瑾玎在房外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白天以商人身份经营纱布，晚上忙于秘密工作。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朱端绶从汉口被调来协助熊瑾玎工作。两人朝夕相处，建立了真挚感情。中秋之夜，周恩来与邓小平等在“福兴商号”开过会后，大家一起吃饭。席间，周恩来提议说：“瑾玎同志是我们革命的‘老板’，现在还要有一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合适。”从此，熊、朱两人成为眷属。
　　当时，位于“福兴商号”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枢。一些党内问题，如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邓小平两次遇险
　　中共六大后的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5人，向忠发能力有限，周恩来实际上是主要负责人，几乎每天到“福兴商号”办公。那时，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也常来这里布置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办事机敏干练。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中央领导人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点和改名换姓。领导人之间彼此不知道住处，秘书长邓小平则要掌握所有中央领导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并且，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掌握。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其间，他曾兩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与罗亦农接头。两人谈完工作，邓小平刚走出房屋的后门，租界巡捕就从前门闯入。邓小平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成员悄悄用手一指，就马上快步跑开。
　　还有一次，中央特科得知租界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寓所，就让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但同住的邓小平因外出办事无法通知。当邓小平返回时，刚敲门想进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立即转身就走。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还回忆此情形：“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寻找旧址
　　这一高度机密的中央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存在达3年之久。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叛变。经钱壮飞火速密报，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指示党中央秘书黄文容及时通知熊瑾玎夫妇转移出去，使党中央机关免遭破坏。熊瑾玎夫妻俩迅速将中央文件等转移至法租界一幢楼房里，至此，“福兴商号”结束了秘密使命。当他们搬走3天后，即有巡捕到生黎医院打听熊老板的去处。
　　1946年，熊瑾玎夫妇故地重游，并摄影留念。他俩撤离上海时，朱端绶将这些照片缝在棉衣的夹缝里安全地带到延安。
　　岁月疾驰，当年的云南路447号逐渐不知所终。直至1979年10月相关工作人员访问了生黎医院的医生周生赉，并在1939年8月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查得云南中路173号为生黎医院，而173号以前就是云南路447号。再与朱端绶珍藏的照片核对，由此锁定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确切位置。
　　（摘自2021年1月11日《文摘周刊》 李忆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