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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俞可平认为，随着民间组织的逐步兴起与壮大，社会管理过程的管理方式将不再是统治(government)，而转变成治理(governance)。在“统治”中，国家依据其政治权威而发号施令；而在“治理”中，它是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协商的管理过程，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该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组织化和沟通的网络化，各种利益表达的需求也日益多元。过去与计划时代相适应的政府体制和政治参与机制难以对这种需求作出制度性的应对，政府意志和社会意志之间的相互沟通存在制度性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些障碍，政府在制度上要改革，要设计安排公民参与的制度，还要设计社会组织参与政府的制度。并且，这种制度设计是开放式的，即随着各种新兴组织的出现，要能为新兴组织的参与提供空间。否则，政府就有可能不能真正代表社会的利益，只是为部分群体、部分人所垄断的权威工具。
我国2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政治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到逐渐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体便是政府向社会放权，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对公民管理的逐渐放松等，为民间组织的催生提供必要基础和环境。因此，政府适度放权对于民间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大有裨益。
健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规范
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容许非政府组织存在的，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积极鼓励支持非政府组织活动，共同致力于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事业。当然，政府在同非政府组织相处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疑虑。这些疑虑主要来自对非政府组织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的担心。在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少数非政府组织是从事政治色彩浓厚的活动，如人权活动，但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是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开明的政治环境应该给予民间组织充分的话语权，政府应该更多做过程管理和监督。
我国目前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一大障碍，也是许多非政府组织主动依附政府机构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体系，一方面应该尽快制定一部完整的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全面规定和约束的法律，另一方面要改进、完善现行的相关法律条文，消除一些不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权益，又能规范其合法运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
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全面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有良好的外部条件，还需要自身条件的逐步加强。
加强行业自律。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民间组织的管理应该是行政管理、互律管理和自我管理三位一体。单纯地加大政府行政管理的力量，而忽视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作用，是不能取得最佳效能的。因此，法律规范、政府监督、行业自律构成了连贯的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机制。民间组织要健康发展，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公信力，除了按照法律要求、政府监督外，还应在自己行业内部提出一套比较高的标准，建立切实有效的自律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服务大局，找准位置；落实职能，发挥优势。
推行独立自主。从名义和形式上看，非政府组织一般在决策和活动方面都是自主的。但实际上，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往往是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大都程度不等地接受来自国外的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缔造者或资助者，不论是本国政府、外国政府还是联合国的机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自主决策权。
完善筹资举措。长期以来，一直有观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应该有太多的经营性收入，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捐赠收入。但实践证明，非政府组织的收入来源大部分为经营性收入。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50%即可。在香港，非政府组织中经营性收入占到收入的40%以上。非政府组织还应争取政府的财政支持。《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2)》和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险成本(1993)》中提到国外非政府部门的资金来源于私人收费的占47%，来源于民间捐赠的占10%，来源于公共部门的占43%。公益捐赠是非政府组织与其他类型组织相区别的特点，也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非政府组织应加强本身的制度建设，采用民主化和规范化的工作方法，保证公开化和透明化的资金运作，让人们了解非政府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唤起人心底的社会责任，增加公益捐赠。
市场资源的积极调配
对市场资源调配的主要方式是使企业参与捐赠。企业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通常情况下，企业捐赠等同于企业慈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2001 年委托国家科技部科技发展促进研究中心对中国筹募市场进行的调查显示，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城市共 436 家企业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赠的总体比例为41.0%；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过产品或物资的总体比例为 64.9%。通过捐赠一个有积极形象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可以展示出较佳的企业公民身份，提升公众形象，获得税收的减免，降低法律成本。
外部监督的有效实施
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构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机制。问责机制的建立不仅要求财务过程公开和透明，而且要对整个组织的运行管理进行全面问责，并建立相应的问责和监督机制。同时，对于违反法规的非政府组织要进行严格处罚，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社会监督的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捐赠者的监督，捐赠者是非政府组织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非政府组织能否实现其社会承诺，是否有诚信，是其能否获得继续捐赠的重要因素；二是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督，由具有法定权威的中间机构或组织制定标准，对行业内成员机构的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我国目前还缺乏对非政府组织的第三方的监督与评估，这也是我国当前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三是新闻媒体的监督，新闻媒体的正面和反面报道都会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还应建立非政府组织管理的信息系统，建立有效的检测机制。要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首先必须建立信息沟通系统，非政府组织虽然能够自己收取服务费，但是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政府机关的资助、捐赠及各种优惠措施。所以，作为公共机构，它必须发布财务信息，以利于主管机关、社会及捐赠者的监督；同时，非政府组织有义务和责任主动向主管机关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以利于监督。
（作者为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俞可平认为，随着民间组织的逐步兴起与壮大，社会管理过程的管理方式将不再是统治(government)，而转变成治理(governance)。在“统治”中，国家依据其政治权威而发号施令；而在“治理”中，它是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协商的管理过程，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该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组织化和沟通的网络化，各种利益表达的需求也日益多元。过去与计划时代相适应的政府体制和政治参与机制难以对这种需求作出制度性的应对，政府意志和社会意志之间的相互沟通存在制度性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些障碍，政府在制度上要改革，要设计安排公民参与的制度，还要设计社会组织参与政府的制度。并且，这种制度设计是开放式的，即随着各种新兴组织的出现，要能为新兴组织的参与提供空间。否则，政府就有可能不能真正代表社会的利益，只是为部分群体、部分人所垄断的权威工具。
我国2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政治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到逐渐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体便是政府向社会放权，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对公民管理的逐渐放松等，为民间组织的催生提供必要基础和环境。因此，政府适度放权对于民间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大有裨益。
健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规范
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容许非政府组织存在的，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积极鼓励支持非政府组织活动，共同致力于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事业。当然，政府在同非政府组织相处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疑虑。这些疑虑主要来自对非政府组织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的担心。在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少数非政府组织是从事政治色彩浓厚的活动，如人权活动，但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是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开明的政治环境应该给予民间组织充分的话语权，政府应该更多做过程管理和监督。
我国目前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一大障碍，也是许多非政府组织主动依附政府机构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体系，一方面应该尽快制定一部完整的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全面规定和约束的法律，另一方面要改进、完善现行的相关法律条文，消除一些不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权益，又能规范其合法运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
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全面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有良好的外部条件，还需要自身条件的逐步加强。
加强行业自律。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民间组织的管理应该是行政管理、互律管理和自我管理三位一体。单纯地加大政府行政管理的力量，而忽视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作用，是不能取得最佳效能的。因此，法律规范、政府监督、行业自律构成了连贯的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机制。民间组织要健康发展，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公信力，除了按照法律要求、政府监督外，还应在自己行业内部提出一套比较高的标准，建立切实有效的自律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服务大局，找准位置；落实职能，发挥优势。
推行独立自主。从名义和形式上看，非政府组织一般在决策和活动方面都是自主的。但实际上，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往往是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大都程度不等地接受来自国外的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缔造者或资助者，不论是本国政府、外国政府还是联合国的机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自主决策权。
完善筹资举措。长期以来，一直有观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应该有太多的经营性收入，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捐赠收入。但实践证明，非政府组织的收入来源大部分为经营性收入。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50%即可。在香港，非政府组织中经营性收入占到收入的40%以上。非政府组织还应争取政府的财政支持。《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2)》和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险成本(1993)》中提到国外非政府部门的资金来源于私人收费的占47%，来源于民间捐赠的占10%，来源于公共部门的占43%。公益捐赠是非政府组织与其他类型组织相区别的特点，也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非政府组织应加强本身的制度建设，采用民主化和规范化的工作方法，保证公开化和透明化的资金运作，让人们了解非政府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唤起人心底的社会责任，增加公益捐赠。
市场资源的积极调配
对市场资源调配的主要方式是使企业参与捐赠。企业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通常情况下，企业捐赠等同于企业慈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2001 年委托国家科技部科技发展促进研究中心对中国筹募市场进行的调查显示，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城市共 436 家企业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赠的总体比例为41.0%；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过产品或物资的总体比例为 64.9%。通过捐赠一个有积极形象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可以展示出较佳的企业公民身份，提升公众形象，获得税收的减免，降低法律成本。
外部监督的有效实施
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构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机制。问责机制的建立不仅要求财务过程公开和透明，而且要对整个组织的运行管理进行全面问责，并建立相应的问责和监督机制。同时，对于违反法规的非政府组织要进行严格处罚，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社会监督的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捐赠者的监督，捐赠者是非政府组织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非政府组织能否实现其社会承诺，是否有诚信，是其能否获得继续捐赠的重要因素；二是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督，由具有法定权威的中间机构或组织制定标准，对行业内成员机构的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我国目前还缺乏对非政府组织的第三方的监督与评估，这也是我国当前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三是新闻媒体的监督，新闻媒体的正面和反面报道都会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还应建立非政府组织管理的信息系统，建立有效的检测机制。要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首先必须建立信息沟通系统，非政府组织虽然能够自己收取服务费，但是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政府机关的资助、捐赠及各种优惠措施。所以，作为公共机构，它必须发布财务信息，以利于主管机关、社会及捐赠者的监督；同时，非政府组织有义务和责任主动向主管机关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以利于监督。
（作者为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