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埃及三角洲，到爱丁堡的顶峰峭壁，城市就像人类幻想着隔离于自然之外的努力的缩影。古老之城亚历山大，坐落在狭长的地中海沿岸和尼罗河三角洲西岸。南边的马里奥湖曾是亚历山大的内湖，后来因农业和交通需要，大部分被改造成农用地和国际机场。
　　1921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苏格兰人威廉·H.麦克莱恩为亚历山大城实施了一个全新的都市总规划，将利用包括马里奥湖在内的所有土地作为农业用地。现代亚历山大城沿海岸建设而非往内陆延伸的格局，正是源于该计划。
　　亚历山大另一特征是坐拥两大海湾。公元前4世纪，当亚历山大大帝创建这座城，较大的海湾中间是法罗斯岛。100年后一条公路直通小岛和陆地。 随后，地中海沿岸居民进行了大量原始土方工程，把法罗斯从一座岛屿发展成一个半岛的龙头。
　　亚历山大两个海湾就在半岛两边。在19、20世纪尼罗河大坝建造之前，每年的洪水都会把河的泥沙冲积到河畔和三角洲，让其成为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这个过程同时也使三角洲一直往海洋扩展。江河陆地的一系列运动，让环马里奥湖的这片富饶之地成为农业的理想土壤。无论地图还是卫星图像上，亚历山大都是一座人工和自然携手塑造而成的都市。
　　然而，它并不是人们普遍想象中的城市。

揭穿谎言

　　城市之所以是一个谎言，是因为它可以用钢筋水泥、玻璃钢铁、城市规划，为人类生活创造一个隔绝于自然环境的空间。而疾病、尘土、荒野和农田都被屏蔽于都市之外。城市区域的划分、填埋江河、城市新功能的落实，甚至用故事赋予城市文化，这些都促成了谎言的实现。只有当天灾或人祸暴露了城市的脆弱性，谎言才暴露于世。
　　作为一个高辨识度的物理空间，城市的边界有的是围墙，有的是绿色的植被。即使少数城市有广阔的郊区，其自身也有独立的管理系统。当然，城市的运转不止于此，不管城市有没有明显的城界，每座城市都仍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撑，比如食物、淡水、建筑材料、工人、商贸人员、初级产品原材料、能源等等。
　　关于城市的争论，20世纪中期出现了罗伯特·摩西和简·雅各布斯之间的碰撞。摩西属于原型规划师，试图通过改造环境、建设高速公路等改造地表的工程，来控制纽约的都市风貌。雅各布斯则是街头生活的拥护者，他主张城市应该给予普通市民多元生活方式的自由，并为之维护良好的秩序。两者代表着现代城市规划的模式，前者是自上而下，后者是自下而上。然而，他们都忽略了“非人工”因素，在本质上依然把城市视为人为产物，只是人类远景和认知演变的现实呈现。
　　并非所有20世纪的城市专家都无视地缘自然因素。哲学家亨利·列斐弗尔认为，应该认识城市空间和城市化是一个过程。他认为未来的城市将是全球化的所有生活方式的集合。建筑史学家希格弗莱德·吉迪恩和城市规划专家刘易斯·芒福德都认为，城市在本质上应该是通过技术征服时间和空间的居住地。文学家雷蒙德·威廉斯从城市和乡村文化比较的角度，追溯了两者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他的研究还是没有摆脱“城市即是人为空间”的主流观点。实际上，由于固执于城市化和技术发展必然导致全球城市化，一些学者总是强行割断城市和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历史。即使涉及城市空间的非人工因素，也很难逃出“自然因素也是人为选择的结果”的困境。

　　城市富豪奢侈的生活需要远方贫穷山村的原材料;都市青年的智能手机需要另一个大洲的稀有金属。

　　2016年，BBC纪录片《地球脉动》第六集记录了旅行家大卫·爱登堡在焦特布尔、罗马、纽约、孟买跟踪记录不同动物的经历。爱登堡试图说明：人类只有创造更加适合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环境，才能活得更好。然而他所选择的城市，人工痕迹仍无处不在。纽约被称为“地球上最不自然的地方”。
　　因而，纪录片所呈现的只是城市谎言换了一件新衣，人类还是这个复杂的多物种栖息地的主导者。

边界在哪里？

　　可能很多人会怀疑“城市即谎言”之说。表面上看，似乎是政府、建筑师、设计师和工程师共同建起一座城。但人们勾勒一座城市，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人类独自建造城市。第二，城市是有边界的，自然环境并不属于城市化的范畴。第三，城市是一个包容着所有简单个体衣食住行的抽象范畴。城市的第一种阐释是谎言的核心，但也跟另外两个相辅相成。
　　蘇格兰首府爱丁堡也是一座依据地形而建的城市。任何到过爱丁堡的人都对此印象深刻。爱丁堡旧城的中心城堡岩，隔着一条深深的峡谷与新城隔谷对望。峡谷曾经是著名的北湖，中世纪城镇的护城河，如今被建成韦弗利火车站。作为城市扩张北进中创建的爱丁堡新城的一部分，海湾被填埋建成土岗和王子街花园。
　　城堡岩和亚瑟王宝座山、布莱克福德山等其他六座山，构成了爱丁堡城的壮阔景象。试想如果没有这七座山作为防护屏障，中世纪的爱丁堡就不可能建造一座城堡并发展与其他城镇的联系。源自凯尔特语的“爱丁堡”，意思就是“斜坡上的堡垒”。
　　不过，地形也不是人类周围世界一个静态特征。它也是多方面因素长期形成的结果。如果人类不否认城堡岩和山谷决定了爱丁堡的城市布局，那么也理应把史前的火山和冰川视为城市建造者的一员。
　　有了承认地质时代影响的历史意识，可以让人类更深入思考爱丁堡。城市化的概念，并非一个刻意剔除自然因素的过程，然而也很难说一座大城市的特征是实在的山清水秀而不是抽象上的金融中心。 　　另外，城市和腹地并不是一种依赖关系，而是相互成就。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个远超城市区域本身的支撑系统。其所需要的水电和原材料，城市自身的生产并无法满足，只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往外扩张，获取各种资源。同时，城市周边地区也因而得到支持和发展。
　　城市化中自然、乡村和城市的关系，越深入研究和观察，越发现它们密不可分。问题只是在于，城市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其腹地又从哪里开始？是城市化的过程重塑了环境，还是城市本身就是环境管理过程中一系列变化的结果？
　　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和巴塔查里亚，提出了分清这些模糊界限的方式。克罗农在其《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一书中主张，人们有必要了解美国西部的农业史，认识到农场上牛群和谷物养活不断膨胀的城市人口;同时，来自城市的资金和投资也提升了周围农村的生活水平。巴塔查里亚则是在《帝国与生态》一书中揭开了加尔各答的水利歷史，她综述了一段罕为人知的土地投机和开垦的历史，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水和土地才是一座城市的根基。
　　从另一个出发点看，城市规划专家尼尔·布伦纳和克里斯蒂安·斯基米德提出了全球城市化的概念。布伦纳和斯基米德认为，这个概念已经成为现实，因为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在以某种方式、某种程度参与城市化的浪潮。城市富豪奢侈的生活需要远方贫穷山村的原材料;都市青年的智能手机需要另一个大洲的稀有金属。与此同时，人类生活产生的垃圾无处不在，即使在最深的海沟里，都有人类城市化的“痕迹”。这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是城市，而是说没有不被城市影响的地方。
　　那么，城市有边界吗，或者曾经有边界但后来消失了？如果再深入理解城市和腹地以及其他地方的关系，还不只是物质资金上的互相支持，还有文化、经济、政治上的联系，并且在人类历史上长时间存在。英国地理学家多琳·玛西称，城市是一个多方面、多地区交叉互动的集合，因此，城市不是一个“细胞”，而是一个很多线打成的“结”。

强化责任意识

　　其实，城市中那些抽象的东西是城市这个谎言中最难被理解的部分。历史学家说，人类的文明源自人类城市的建立，那么城市肯定有一些明确的生活方式孕育了人类文明。而且，这些方式反而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哲学性的：人类离开了自然，躲避了野兽，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城市都共通的某种特性让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并且在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

　　现在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三角洲海岸线，都在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下不断退缩。

　　提起城市，一般人都会知道在城市中，你才能遇到成千上万的人，才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机会。世界7%的人口住在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有26.5%的人口住在低于50万人口的城市。将近一半人口没有居住在城市。
　　在这个世界上，你住在不同的地方，其感觉可能相差甚远。孟买的高楼和贫民窟，罗马的古城墙，曼哈顿井然有序的街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城市的想象。但是，城市生活总离不开来自地形、气候、经济、文化等等的影响。有共同点，也有截然不同的特色。重要的是，人类需要颠覆“城市只是一个抽象集合”的观念。
　　越熟悉的城市，你越能具体地描述它;越不熟悉，只会越抽象。当一个对爱丁堡和亚历山大如数家珍的人介绍这两座城，他们可以说出很多具体而独特的细节，而不只是说出与其他城市的共通点。城市化可能是共通的过程，但城市的特质让它的文化生活和形象迥然不同。
　　揭开城市的谎言，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吗？
　　现在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三角洲海岸线，都在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下不断退缩。处于海洋和湖泊之间的亚历山大更甚，到2070年，亚历山大将有400万人口生活在洪灾易发地带。这不仅是全球历史性气候变化的问题，也有当地地理环境作用的双重结果。所以，如果总是把城市和自然环境割断，只会扩大人类认识城市本质的盲区。
　　多层次认识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因素，不是刻意淡化个人对周围环境的责任和意识。实际上，正是拆穿谎言，人类才能对形成城市的多元力量的关系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同时更清楚意识到破坏城市的灾祸，到底哪些是天灾哪些是人祸。如果只是幻想着未来的高科技拯救人类于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总是固守着人与自然、城市与腹地、城市化和荒野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无法真正理解多元而纵横交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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